奉中央军委、国务院命令，二十四队转战陕西商洛地区。
1970年10月，我带领肖文深、余润芳、张志掌、马午臣等同志到西安，开始二十四队迁往陕西商洛地区的筹备工作。我先后到182大队和十一队见了领导及军代表，汇报了此行的任务，了解了陕西核工业的管理体系。我们得到了十一队的大力协助，在他们的西安招待所给我们提供了住宿及办公用房。我又找到西安市计委的一些老同事，了解了我离开期间的大概情况。
我们几个人商量先到商洛调查了解情况，那里原来是十一队的工作区，队部设在丹凤县，因蓝田发现矿化，十一队迁到了蓝田县，便调二十四队过来接手那片工作区。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交通，我们没有车辆，住在西安市，距咸阳182大队部四十多公里，当时公共汽车很少，我第一次从西安到咸阳大队部是坐火车去的，下车后边找边问，经过一大片麦地，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一个叫沈家庄的地方，182大队部就在那里。丹凤县距西安两百多公里，没有车是不行的。我向182大队军代表王会亭汇报了情况，他当即给供应处长李彦昌同志打电话。我马上去见了李处长，他说：“仓库里有一辆闲置的英国吉普车，好长时间没用了，你们看看还能不能用。”我立即叫打电话叫司机马午臣，他中午赶过来一试，还能开动。李处长又给210厂打电话，让把车检修一下，210厂特别支持，免费把车检修好了。第二天我们把车开回了西安，交通问题解决了。
当时处在军编前夕，二十四队搬迁陕西工作由省军区领导。我到省军区战备动员部开了去商洛军分区的介绍信。我们便驱车去商县，到军分区汇报后，军分区同志又开了到丹凤县的介绍信，并打电话通知了县武装部。我们一到丹凤县，县武装部的同志就在路边迎接了，并给我们安排好了住处。
第二天，我们到距县城一公里的西河公社，找到了原十一队队部驻地，看守院子的李殿生同志说已经接到了十一队通知，他介绍了详细情况，又带我们实地查看。
了解大概情况后，我们又到县政府了解家属来丹凤县征用土地的可能性，以及供地的可能位置。我问县政府的同志：“可不可以把县招待所前面的农田给我们用？”
他说：“你们最好到丹江南边，那里的地平整，离县城又近。”
我说：“那要摆渡过丹江，不方便。”
他说：“你们可以建桥。”我明白了地方的意思。
丹凤县城坐落在山区，南靠丹江，北临通往河南省的公路。城内有鸡冠山，古称龙驹寨，是李自成起义活动的地方，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队也在这一带活动过，遗迹很多，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了解了这里的初步情况，我们返回西安，途经渭南，又到渭南县考察了情况。从蓝田县向东经过阳郭镇的时候，汽车水箱漏水了，我们找当地农民要水，他们说这里缺水，不愿意给。我们只好用汽油换了点儿水，凑合着开到渭南。因此耽误了时间，便匆匆离开了渭南。
经过临潼县零口镇时，我说：“这是我的家乡，能不能在零口火车站停一下，我回家看一下，半个小时就回来。”大家都同意了。我从车站越过铁路向北一百多米就到家了。大门虚掩着，我推门进院，从屋里走出来一个年轻妇女，是我未见过面的侄媳妇。她问：“你是谁？要找谁？”
“我从甘肃回家来了。”
“哦，你是二大呀。”
我径直走到父母原来住的房子，看到二老的遗像，忍不住涌出泪水，心里默默的说：你们的儿子平安回来看你们了，请父母放心吧。
“我爸下地里去了，我给你叫去。”侄媳妇边说边端来一杯水。
“不用了，我还有事儿，马上要走，车在火车站等我呢。家里有红薯吗？给我拿一点儿。”
“有，早上才蒸好的。”她用袋子装好，我拿了红薯说：“我过几天再回来。”
回到车上让大家吃红薯，他们都高兴地说好多年都没吃过了。直到天黑，满街灯火了，我们才赶到西安。
这次二十四队搬迁，上级182大队只要求我们住在丹凤县，并在那一带工作，此外没有更具体的指示，这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空间。当时我考虑，如果在西安搞到一块地就好了，既可以作为去丹凤的中转站，也可作为家属基地。为征地，我通过熟人找到陈局长，我们虽不熟悉，但他知道我在市计委工作过。他说：“你们是奉国务院命令到陕西来，完全可以在西安征地立足。地方干部阻力不大，市上各局都有军代表，他们权力很大，得征得他们的同意。”
我去大队请求军代表王会亭协助，他让我去十一队找军代表张南华同志派人帮助。我见了张代表，他立刻就派了一个叫魏红林的军代表，人很精干，特别会说话，当过运动员，在南京军区篮球比赛时还当过解说员。我们天天早出晚归的，太晚了，他就叫我到他家吃饭。他家住在西安社会路附近，爱人是医生，待人很热情。有军代表时，他主谈；地方干部，我主谈，我们配合非常好，不到一个月，就把灞桥二十多亩地搞到手了。那块地原来是西安建材厂的一个砖瓦厂，把高土丘取土制砖用完了，不能再用了。所以西安市城建局很快就同意了，并说这是国有土地，可以无偿调拨。
这期间我工作特别忙，十一队还让成力同志帮了两个月忙。征地解决后，柳园的物资就开始向西安发运了。队上调来了以王志杰同志为首的一批干部，还有两个普查分队的人员来西安装卸物资。我把这些工作交给王志杰同志负责。我们在香湖湾租下了原拖拉机站的院子，杨金山负责香湖湾院子的生活。我们先来的人也搬到那里住，只留肖文深同志在十一队招待所接洽来陕人员、文件传递和与甘肃队部联系。我将主要精力放在抓西安落户和其他工作上。每天晚上我们在香湖湾碰头，研究布置明天的工作。
落户问题很复杂，既要上级同意，又要内部统一意见，还要西安市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同意才能办理。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1972年底落下了第一批二百多人的户口。因为二十四队在西安还没有信箱，就先落在十一队的一二四号信箱下，后来我们向邮局申请的西安市五四二信箱也批下来。这时人员、物资、设备基本都运到西安，部分人员设备已到达丹凤。1970年底，我们从香湖湾搬到灞桥西面柳巷的一个院子里。
1971年春节后，除家属外其他都已完成搬迁。领导班子也有些变动：卢学信参加省办的学习班；马瑞堂、刘礼立同志调离，分别去了203所和210厂；十一队原书记成力同志调来二十四队任革委会副主任，负责队上工作；队上成立了三个领导小组：王安居同志任政工组组长、我担任生产组长；陈祥普、王志杰同志任后勤组正副组长。
地质找矿工作也有序展开。先后在丹凤县、张湾地区和山阳县等地区展开了揭露，工程普查队在丹凤商县、洛南县等地区展开工作。这些工作大都是根据十一队提供的地质资料布置的。
这期间，省军区和182队联合工作组来队调查文化大革命生产工作情况。据说，1970年下半年，兰州军区召开了一次工改兵会议，确定在陕西成立206师，在甘肃207师，并确定了各师团干部配备，我调207师7团（217大队）任参谋长，我借向大队军代表王会亭请示工作之际问了一下，他说有这个安排。我不大愿意，说“我刚从甘肃回来，怎么又要去甘肃。”
“你好好工作，以后可以商量，留在十一队也可以嘛。”
“为什么不能留在二十四队？”
他说：“二十四队要并入十一队。”
这下我明白了，难怪二十四队的干部纷纷调离，我只能尽职尽责地工作，走一步看一步吧。
领导小组由刘捷、成力、陈祥普、王安居和我五人组成。约半年后，经省国防办批准，成立中共二十四队核心领导机构，文革中停顿的党的领导机构正式恢复了。不久，成力、陈祥普同志调走。1972年5月30日，召开二十四队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军代表刘捷同志为书记，全面主持工作，他为人谦和，工作认真。不久，王安居同志调走，任命我为队长，江宗海（大队派来的）、师树礼同志为副队长，王志杰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又过了不久，刘捷同志回大队，又调来了杜进功同志任党委书记。这期间，二十四队领导班子调动频繁。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一天上午十点多，大队办公室打电话叫我下午两点到蓝田十一队开会，讨论二十四队与十一队灞桥地皮划分问题。我当时在商县惠峪工区，赶不及，但感到问题复杂，大家也都摸不着头脑。但拖着也不是个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大队。我见到鱼波副队长，他当场把十一队队长刘德芳同志叫来。鱼副队长对我说：“让你来，主要是把你们在灞桥征的地给十一队划一点儿。”
我问刘队长：“你们要地干什么？”
“我们围墙倒了几个地方儿，急着要打墙。”
“你们围墙倒了好长时间了，照原来样子补上就行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鱼副队长说：“他们地方小，不够用，大队党委决定将你们新征地靠十一队小渠以西划给十一队。”
我说：“二十四队家属还没搬来，办事机构用房、资料中转等等，不一定够用。”
鱼副队长说：“这是大队党委决定，你们必须执行。”
“大队撤销二十四队，撤我的职，我都无条件执行。但是二十四队征这块儿地是有批准文件的，我认为大队党委无权改变西安市政府的文件。”
鱼副队长让办公室的人请军代表来。不一会儿，去的人回来说：军代表说他们要撤走了，不管这事儿。他又把冯国祥书记叫来，我把我的意见及二十四队的困难又向冯书记复述了一遍。
冯书记说：“现在二十四队仍在搬迁中，这事儿缓一缓再说吧。”这事儿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1973年下半年军代表撤走后，182大队番号宣布撤销，并入陕西省二机局，在陕西的队伍由陕西二机局领导；原所属甘肃的队伍由207指挥部领导。1975年下半年，杜进功调离二十四队，任命王志杰同志为队长，我改任党委书记，我们配合默契，成为知心好友。
在二机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决定恢复原建制，撤销革委会。至此，文革基本结束，队上的工作逐步恢复正常。
我们领导班子也下决心大干一场，改变二十四队的落后局面。我们商量从以下几个方面抓紧工作。
一是要加强地质找矿工作，大力宣传地质找矿工作的重要性，让全体职工都为这个目标奋斗，这也是我队的优良传统。为此，我自己带头学习商丹三角区的地质知识，大着胆子在会上指着地质图做讲解动员报告。我总觉得技术干部专业技术用语过多，行政干部听不大懂，我用外行语言讲，如果说错了，有地质科长、工程师在场，可以随时纠正。我这样做还起了一定作用，受到大家的好评。1971年地质工作还完全按照十一队的意见部署。1972年，我队技术人员在研究十一队地质资料基础上，结合自己一年的野外实际观察，就做出了自己的设计和安排。比如新上的高山寺矿点，上山很困难，开工前，机关干部全体动员，手拉肩扛，将生产生活物资运到山顶，边生产边施工，自己设计，自己动手，用了将近十吨炸药，修通了有桃花铺到矿点十几公里汽车通行的山路。
除张湾、高山寺、惠峪等四个地区的老点进行深部勘探，四个普查队之外，又成立了一个区调队，由资格老、技术水平较高的周刚同志担任队长，负责东到潼关、西到牧户关、北到白水、南到安康广大地区，有重点、有选择的进行调查研究，寻找新的成矿有利地区。
我们得到消息说河南队在信阳地区发现了好矿，那里的地质情况跟我们工作区相近，同属商丹大断裂的一个地质单元，对我们找矿有现实意义。河南队队长陈静，我在新疆就认识。我和陈本铨等技术人员马上乘车去信阳，第二天查看完矿点后，直接返回丹凤展开工作。
二是加强管理工作，加强责任制。为了使队级领导深入基层调研指导工作，实行各科长值班制度，每周开一次队务会议，管理调度各基层单位出现的问题和要求。值班干部有权调度或指挥有关部门儿去解决问题，不允许拖延，不认真执行造成损失，要追究责任。同时要求各单位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也要认真执行，不执行的必须纠正。例如当时各国防事业单位可办农场，改善职工生活。我们就在蒲城县龙池公社租两百亩地办了个农场。有一年，麦子熟了，农场请求队上派人支援麦收，关中地区麦收是虎口夺粮，不能拖延，队上决定从机关各单位及附近工区抽人，并提前通知到了各单位。除了201工区的人没到，其余都到齐了。打电话问201工区，回答说工区党支部决定今年不参加麦收。我们立即召开党委会讨论此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严重违纪，并决定支部书记停职检查，党支部的工作由副大队长江宗海暂时主持。第二天，201工区就将支农人员送往农场。过后，支部委员做出检查，并了重组党支部，这是我从事领导工作以来对干部最严重的一次处理。
三是加强201、202、203及惠峪工区的深部探矿工作。
四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按照中央部署整顿和安定职工队伍。文革中搞乱的思想一时难以恢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有一天，我正在201工区南面山沟里看地形，甘肃安西县来人找我。来人把介绍信递给我，说：“我是安西县公安局的。你们在安西县监狱的王崇岳等人，问题不大，要放他们回队，但他们不愿意，要求我们给他们做出结论，我们没办法处理，所以来找你们。请你们派人把他们领回队。”
“王崇岳他们身体怎么样？”
“身体都挺好。”
“我们现在很忙，派不出人去。我写封信，你带给他们，他们看了就会回来的。”我就给王崇岳他们写了封信，交给来人。不久，王崇岳等人就回来了，有家属的赵成文等人回到五华山去了。
多次开会要求对文革中错误处理的人和事，要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清理。特别是国防工办在汉中062基地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专门做出了布置，该平反的平反，不留尾巴。那也是我第一次参观崇山峻岭中的十几个国防军工单位，大开眼界。
第五是发扬白杨河优良传统，鼓干劲，争上游，搞好与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在渭南、商洛地区工作跟过去在新疆、甘肃工作大不相同。这里人口稠密，要特别注意教育职工用三大纪律、八项主意约束自己，与地方群众搞好关系。丹凤县是个山区贫穷县，每年三四月份很多老百姓就断粮了，拖家带口到关中乞讨。记得有一次在县城北，我在小队检查工作，遇见县区干部在一个村庄社员会上批判该村党支部书记，说他携家外出乞讨，有意给共产党脸上抹黑。我问旁边一个村民，村民悄悄说：“书记是好人，县上拨的救济粮都给老百姓分了，他家孩子多，不够吃。”我听后很心酸，回队后跟县委书记周述武同志谈了此事，他立即派人去纠正。我们和地方关系一直很好。每年都派几批车辆，帮助县政府到河南运回一些红薯干等救济粮；地方政府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还请县上的劳模到二十四队做过报告。
六是加强灞桥基地的领导力量，尽快完成基地建设，使五华山家属尽快迁来西安。
经过几年的工作，大队职工艰苦奋斗，取得了明显进步。在十一队介入过的老矿点儿上，我们经过进一步工作，有望提交两三个小矿床，并划定了一些远景区。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在二机局大院，看到汽车进大院儿，就能判断出是不是二十四队的车，因为我们的车在各地质队中是最干净的。我们的队伍管理工作、职工家属的精神面貌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如灞桥基地家属踊跃参加劳动，不计报酬，修路建房，改善基地住宿条件和环境，给国家节约了大批资金。
二十四队终于摘掉了老大难的帽子，改变了人们眼中的形象。
编者寄语
穿越时空的文字带我走进核地质系统的精彩世界，希望能分享到更多有关核地质队伍的回忆录，只要是人可查事可考的纪实性文字，我都视若珍宝。
感恩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