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核地质队激情燃烧的岁月
文摘
生活
2024-04-12 08:04
陕西
随着时代发展，核工业西北地勘局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核地质队的神秘色彩也已消逝。五十年代开创性找铀，八十年代铀金并举，跌跌撞撞转产求生存。这一路的摸爬滚打都深深地刻印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直到人生暮年回想起来依然荡气回肠。上世纪在二机部第三局（核工业部地质总局）领导之下，我国核地质队伍主要分为区域性领导机构、地质大队、普查分队等三个层级。不同层级的任务不同，其工作生活状态也呈现出不同特点。1956年初，三局在太原组建182队，承担北方部分区域的铀矿勘查任务。1965年与新疆519合并。1967年迁到咸阳市。七十年代甘肃境内的队伍准备军编成立207师，在天水成立了207指挥部；陕西境内的队伍与核工业其他单位合并成陕西省二机局，局机关迁到西安市。1979年207指挥部撤销，陕西的队伍又从二机局分离出来，西北地区的核地质队伍又重新合并恢复了西北182。1980年改称核工业部西北地质勘探局。2000年属地化后，陕西境内的队伍改制为“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西北182队属地师级编制，是全国六个大区域性核地质勘探管理机构之一。从早期182队部到后来的西北局机关一直设在城市。成立之初有五个基层地质大队（最初称分队），合计不足两千人。经过三十年发展到了十个：208、211、212、213、214、216、217、219、224、652；另外还管辖着210、207两个机械修造厂，以及203研究所、西安地质技工学校、215职工医院、兰州办事处等，共计十六个县团级单位，八十年代初达到了一万两千多职工，加上家属超过了三四万人。182机关人员编制从早期的二三十到四五十，九十年代接近百人。组织结构比较稳定，设有地质处、计划处、供应处、财务处、人事处等职能部门。因工作对象分布在西北各地，职能部门人员常年到基层出差。182机关一直建有独立院落，限制外人进入。职工家属的日常生活能享受到城市的便利，例如，生活供给、孩子教育、职工家属就医等都融入了当地的城市福利体系，多年来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一点不同于下属单位。182在西北地区知名度很高。因为分布在西北各省区的下属地质大队、普查队等都用182这个番号与外界交往。西北的老百姓知道182是地质队，但并不了解内部详情。他们概念中的182，实际上是182管辖的各个地质大队、工区和普查分队，并不是先后坐落在太原、咸阳和西安城区里，悬挂过“核工业部西北地质勘探局”等招牌的院落。地质大队属于县团级编制，是独立的综合的找矿勘探管理单位，核地质系统的很多功能和具体任务都落实在这个层级。八九十年代，全国共有五十多个地质大队，基本情况大致相同。地质大队下辖工区、普查队、揭露队、车间、车队、实验室等一线生产单位，队部大院一般由办公区和居住区构成，设置党办、组织部、工会、团委、行政、地质、供应、生产、计划、财务、安防、人事、保卫、总务等职能科室，院内有托儿所、学校、医院、食堂、邮局、银行、商店、招待所、理发室、浴室、缝纫组等等后勤服务机构。大院虽然简陋，但功能相对齐全，人们足不出院也基本满足日常需求，也便于行业保密。像个半封闭的小社会，形成了独特的大院文化。因为大队承担着具体区域的找矿任务，负有指挥职责，必须队随矿走，最大限度地接近工作区，经常根据战略调整而频繁调动。不能进入大中城市，甚至出台过距离县级市五公里以上发放野外津贴的政策。建队初期没有固定的队部基地，职工主要是尚未成家的年轻人，调动频繁，搬家也容易，几辆卡车就把队部搬了。比如217，组建后三年内搬了五次队部，横跨了山西、青海、甘肃三个省。随着行业发展，后勤基地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建成设施相对完善的固定基地。因为基建费用有限，大多数因陋就简，224的丹凤基地利用了大炼钢铁时期空置的钢铁厂；211灞桥基地利用了砖瓦厂的闲置房；224柳园基地借用了404厂的闲置房；219陇县基地最早是西铁局的闲置房；217队到了芨岭，没有空置房，就因地制宜挖地窝子，逐渐搞一些土木结构的临时建筑。因陋就简虽然节约了资源，却留下了后患。214沙河营基地经常被水淹，一下大雨心都悬起来了；208在石泉用的是三线建设遗留的空置房，到了内蒙古白彦花用的还是空置房，而且离镇子很远，特别不方便；217成县基地发生过滑坡；219天水基地遭遇过泥石流。基地相对固定以后，越建越大，搬家也就越来越难。1970年，217从芨岭往成县搬迁，除了集中本队运输力量和军用火车皮外，还调动了211的车辆帮忙。八十年代从成县搬到银川就更难了，从批复立项，征地、建设，到完成搬迁，前后用了十年。同样是搬家，前后变化为什么这么大？主要是职工队伍扩大了，而且大多数职工从年轻的单身汉变成了拖家带口的中年人；大队本身则经历起步、发展，到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需要精简的阶段；整个核地质行业也从最初的秘密发展阶段，到了保军转民，转产求生存的历史时期；大队部及家属基地’不能进城‘的观念已经不适应地质大队生存发展的实际情况了，队部选址不再首选靠近工作区的乡镇，而是当地经济相对发达、就业机会多、适宜行业转型的大中城市。从八十年代开始，在上级支持下，各个大队先后在城市进行了基地建设。也不再搞简陋的临时建筑，而是建设永久性的具备现代设施的楼房了。217到了银川，214进入城固，219搬到了天水，208搬到了包头，211、224都进了西安市，652在西宁。西北核地质队伍进入了新时期，开始在城市扎根发展，实现了安居乐业。大队部不仅是生产指挥中心、技术服务中心、后勤保障中心、文化教育中心、也是职工心中的家，是支撑地质队员在野外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每当节假日，工区、普查队的职工坐着卡车从野外回来，一进大院，立刻围上来一大帮孩子，喊爹叫妈，叽叽喳喳，那些热闹场面，很多人一辈子都忘不了。普查队的冬训一般也在队部进行。春天出队，人都散开了，不便组织集体活动。在野外跑了大半年，需要交流了，正好利用冬天收队的几个月组织培训。冬训内容很丰富，技术人员整理资料，搞总结，其他人参加学习，开展思想教育和技术培训。组织娱乐活动，放电影、搞比赛、排练文艺节目。临近春节才放假，单职工回家探亲，十二天探亲假加上路途，七拼八凑能休二十多天。没有对象的人利用春节假期相亲。这是喜忧参半的事儿，喜的是职工个人问题终于有机会解决，忧的是职工有可能因此调离地质队。两地分居一直是影响地质队伍稳定的重要因素。天南海北的人聚到一起，朝夕相处，形成了独特的大院文化。春节最能感受到大院里的人情味儿。即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进腊月，家家户户也都忙碌起来了，灌香肠，做腊肉，炸丸子……制备各种年货，洗衣被，打扫房屋，拿出积攒的报纸糊墙糊顶棚。大年三十单位组织春节联欢会，剁馅儿声、鞭炮声、欢笑声，持续到深夜。大年初一，孩子们早早换上新衣服，满院子串门拜年。保军转民以后，地质大队进入城市，创办企业，社会就业，逐步走出大院融入了城市生活，内部办学、办医院的必要性减弱了，地质大院小社会的特点慢慢淡化了。普查分队是地质大队最重要最有活力的基层生产单位。每个普查队编制从十几到几十人不等，队长、管理员、地质员、炊事员，最多的是找矿员和山地工，配一辆卡车，春天出队，秋末收队，在深山老林、荒漠戈壁的野外工作大半年。这期间不同常规的生活状态最能体现地质队特点。早饭之后，找矿员背着仪器、罗盘、地质锤等装备，灌一壶水，再拿个馒头夹点儿咸菜塞进背包就出发了。顶着风沙或烈日，趟着挂满露水的草木，沿着排好的线路测数据，取样，傍晚带着采集的岩石样本和记录的测量数据收工了。初期使用的苏联仪器特别笨重，却特别宝贵，都视若生命，随着仪器的国产化小型化，找矿员的负重才有所减轻。狂风暴雨、断粮断水，还有蜂叮蛇咬、猛兽袭击的事情时有发生，有的人因此失去了生命。所有的职工都要适应野外工作的特殊环境，都要克服条件简陋带来的不便和困难。对工区的人而言，工作地点就在大山里，爬山是基本功。尤其是钻工、山地工通常是三班倒，不仅要按时到井场、坑口，还经常捎带几十斤重的材料，体力消耗很大。另外，还要穿戴防护设备，增加了负重。野外地质工作是艰苦且充满挑战的。为国家找铀矿，像一盏光芒万丈的灯塔吸引着我们克服千难万险。如果有人问我们最高兴的是什么？毫无疑问，一定是找到矿。找大矿、富矿是我们心心念念的目标。一旦发现了有价值的异常点，大家真是高兴得睡不着觉。消息迅速传到大队，甚至三局，很快就有各级技术人员到现场查勘。那时候整个三局系统，上上下下所有的人和事都紧紧地围绕着找矿运转。技术人员除了野外工作，还要抽出时间整理资料、总结经验、撰写论文。因为保密等方面的原因，当时文章不署名，也不公开发表，只在一定范围内交流。这些并没有挫伤大家的积极性，“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我们的信条。普查队出野外一般借住在当地老乡家，早期农村生活艰苦，交通不便，卫生条件也差。有时找不到民房，住破庙、牛棚羊圈，甚至风餐露宿。记得1957年，有个小队在山阳县中村镇范家庄周围普查，村子小，房屋很少，有些人就住在村中的祠堂里，祠堂里停放着村民给家中老人预备的棺材，他们把棺材盖儿翻过来，睡在上面。在不见人烟的荒漠地区，只能自带帐篷。有次去212的碱泉工区检查工作，那里刚刮过沙尘暴，所有家当都盖了一层沙子。他们乐呵呵地说：“如果你们昨天来，就能看见沙尘暴了，食堂的帐篷都刮跑了。”有的工区双职工多，一顶大帐篷里住四家人，中间用席子隔开。无论多么艰苦，大家都不抱怨，我们的队伍已经习惯了艰苦环境。我们不怕吃苦，但不能为了吃苦而吃苦。野外住宿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成了心结。上级领导也一直想解决，1984年，部里提供了五百万专项资金搞车载化试点，大家都欢欣鼓舞。在216和208两个大队进行了试点。真正用起来问题很多，结果事与愿违。寝车太重，一般车拖不动，需要大马力越野车，又多花了几十万配套费，还增加了专职司机。原来一个小队一年30万就够了，车载化以后60万都不够。钱花了还不舒服，特别热，空调都降不下温度来。而且一个人动全车动，相互影响。等新鲜劲过了，人们宁可搭简易帐篷住也不愿住车上。现在想起来还很扎心。野外工作生活虽然艰苦，大家都能坦然面对，而且利用自然条件丰富业余生活，表现出可贵的乐观主义精神。比如打猎，当时动物保护意识不强，喜欢打猎的人比较多，尤其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各个大队都组织打猎，补充物资供应的不足。困难时期过后，也常有人打野味改善生活。有条件的工作区，还能抓鱼、采蘑菇，采果子。春天的香椿、竹笋；夏天有桃子、杏子；秋天的五味子、毛栗子、八月炸；冬天能挖到野山药。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里，既丰富了人们的零食，又增添了乐趣。在没有野果采摘的荒滩戈壁，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看书学习，打猎、下棋、织毛衣。年轻人最能玩出新花样。我记得1961年举行第26届乒乓球世锦赛，电台进行语音实况转播，宋世雄现场解说。我们正在野外，没有收音机。有人用矿石做了个简陋的“收音机”，声音小，杂音大，放到耳朵跟前才能听见。都想听，人多，凑不到跟前，把“收音机”装在茶缸里，有扩音效果。围了一圈人，脑袋碰脑袋，都屏住呼吸，耳朵对着茶缸听得津津有味。在野外工作之余，除了娱乐，还经常组织学习。很多数人的行李中都有几本书，大队也送书到野外供人借阅。无论白天多么累，睡觉前都翻上几页书。单位也出台政策，鼓励自学，涌现出了不少自学成才的人。普查到好的异常点，经初步揭露评价能进入详勘的话，就要建工区了。工区集中的人比较多，相对稳定，扎帐篷，搞些干打垒之类的临建，场地再紧张，也支个篮球架。最初篮球场只是活动、聚会，七十年代各大队成立了放映队，经常下到工区放电影，篮球场又充当了放映场。常年在野外工作也有诸多无奈。孤独感、漂泊感是地质队员面临的最大考验。没有野外生活经历的人可能对地质队生活产生浪漫想象，实际上我们这代人很艰苦。现在的人喜欢穿户外衣服鞋子，又轻又暖又时尚。但当时我们配发的服装又沉又厚，难洗难干。有个说地质队员的段子，‘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逃难的，仔细一看是搞勘探的’，为什么？原因很多，物质贫乏和环境因素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孤独。穿衣服是为保暖，但穿戴整齐是社会交往的需要。地质队员在野外没有社交，穿戴也就随便了。孤独不仅影响到地质队员的外在形象，还影响内在生活质量。最大问题是谈对象困难，结婚后带孩子困难，尤其在野外的双职工家庭，没有抚养孩子的基本条件，无奈送回老家让父母帮忙，甚至寄养在别人家里。孩子不在父母身边成长，往往造成心理挫伤，亲子关系出现问题，这种现象在西北核地质队伍中很常见。离开爱人，夫妻分居，把抚养孩子赡养父母的责任放在妻子的肩上，需要很深的理解；把孩子托付给父母或亲戚，需要亲情的割舍，需要心灵的背负。在家国不能两全的时候，我们的职工始终把国家需要放在首位，先国家，后小家；先生产，后生活；“我为祖国献青春，献了青春献子孙”，不是调侃，而是地质队员真实人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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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队伍为什么‘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为什么能保持大无畏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时代的特点，国家大环境。建国后，虽然经历多次运动，人们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爱党爱国的热情高涨，因为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了，内心无比喜悦，新生的积极向上的力量强大而持久，各行各业都是欣欣向荣。二是核地质人的为国找铀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豪感。核能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国重器，我们的职工最初是从各行各业选拔出来的，国家的信任激发了我们对核地质事业的热爱，发自内心的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三是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卓有成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雷锋、双文明、普法教育、评先树优、培养四有职工队伍......我们随时根据国家形势和上级的部署，结合实际情况和各个时期的不同要求，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始终没有松懈过。心中有目标，脚下有力量。我们藐视艰难困苦，有写作的激情，有歌唱的冲动。西北核地质文化是野外生活与地质大院生活相结合的特有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几代人，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广大职工对核地质怀有深厚的感情，即便离开了工作岗位多年，仍为自己献身过核地质事业而自豪，至今常常见到听到人们跨越千山万水相约相聚，在大大小小的聚会中抚今追昔。身在核地质系统时，我们热爱，愿意为它鞠躬尽瘁；现在离开了它，我们依然热爱，希望它有更好的发展，无愧大国重器的托付。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无法复制，在亲历者心中不可磨灭，也应该为后来人知晓。感恩狄永强老局长对西北核地质生活的倾情回顾和理性梳理，让我们这些核后代更通透地了解自己的成长环境。
穿越时空的文字带我走进核地质系统的精彩世界，希望能分享到更多相关的回忆录。只要是人可查事可考的纪实性文字，我都视若珍宝。
感恩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