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从批斗老师开始，这种批斗型武斗一起贯穿于整个文革中，甚至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批斗的对象，先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是老师，是地富反坏右，是走资派及其爪牙，然后是反工作组的学生，是造反派，然后又是保皇派，是分裂出去的造反派，然后就是两派相互批斗，掌权的一派批斗没有掌权的一派，然后就是几乎所有参与过批斗走资派及其爪牙的人被批斗。
文革一开始，最先就是批斗老师。批斗老师往往就要动手动脚，动手动脚也就是武斗。不过，这样的动手动脚还不能称为是严格意义上的武斗。武斗是《十六条》所用的词语，而《十六条》是1966年8月8日才公布的，批斗老师却是从此前的6月份开始的，因此那时还没有武斗一说，人们甚至还不知道有武斗这个词。武者，从止从戈，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表示行；征伐者必有武器，戈即表示武器。因此，武的本义就是征伐，就是作战。斗者，卜辞像两人徒手相搏，繁体字则是两士相对，兵杖在后，本义为搏斗打架。从字面上来解释，武斗就是动用兵杖（兵器）之类，相互打架争斗。虽然运动初期批斗老师、批斗地富反坏右、批斗走资派及某爪牙时，还没有动用严格意义上的“兵杖”武器，但挂黑牌，戴高帽，按脑壳，扇耳光，塞冷锤，用脚尖踢，用皮带打，用鞭子抽，用大灯泡烤，已经用了“武”，“斗”得也够厉害的了。只是被“武”“斗”的一方只有挨斗的份，不仅没有还手的可能，甚至没有申辩的可能。这种只有单方面才能够用“武”去“斗”的武斗，我们暂且称其为批斗型武斗。
那年代运动多，几乎是一个接一个没有消停。任何一个运动，都要搞批斗，也就要搞武斗。我是1957年开始读小学的。进学校不久，一个教手工的女老师就被划成右派，其中罪行之一，就是她给我们讲过白雪公主的故事。那天，在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孩子面前开她的批斗会，就有人按她的脑壳，把她那一头美丽的头发弄成了乱鸡窝。还让我们跟着呼口号：“打倒右派！”在那个年代，运动一来，或者只要本单位遇到了重大问题，就会发动群众，揪出若干批斗对象来，然后组织批判会。于是，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发动群众，组织批斗，成为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也成为解决本单位重大问题的一种最重要的管理方法，而且是立竿见影的方法。即使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没有能够完成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也会采取这种方法，通过“抓阶级斗争新动向”，通过“抓破坏分子”来解决。奇怪的是，有时也真的能够见效。毕竟，谁都害怕自己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谁都害怕被这样批斗。
在文革初期那些日子里，我批斗过老师，但我却没有对老师动过手脚。可能是我曾经认真学过有关“四清”运动（即1963-1966年在中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又称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懂一点政策，也可能是我对那些挨打的老师还有一些感情，觉得他们虽然有错却还不是敌人，而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因此我对“武”“斗”老师多少有些反感，甚至很“不感冒”。那时，一有空，我就去看高中同学写的大字报，去看他们批斗老师，去感受那“火热的战斗激情”。晚自习时，我到高中教室去看，好多老师被学生打得惊叫唤，我心中不以为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说“不虐待俘虏”，何必要打呢？有一天晚上，我在高三教室看他们打老师，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师被打得惊叫唤，我觉得有些过分，还喊了一句：“不要打嘛！让他说嘛！”
文革前，学校就已经开始贯彻毛泽东的“春节谈话”和“七三指示”，老师对学生至少在态度上是很谦和的。所谓“春节谈话”，是指1964年2月13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毛泽东就教育问题召开座谈会上的谈话。他指出，教育方针是正确的，教育方法不对，要求改革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主张缩短学制。所谓“七三指示”，是指1965年7月3日毛泽东给陆定一写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他建议从学生活动总量中砍去三分之一，使学生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和自由支配的时间。南山中学的老师分为两类，一类是年轻老师，不少还是留校学生，思想相对开放，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也能理解贯彻。那时我成绩好，特别是平面几何的成绩特好，思想也活跃，很是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有一次考试平面几何，我前面的题一道也不做，只做最后一道难题，想试试老师。那是一道证明题，我用了五种方法来证明，没想到老师依然给我打了100分。他在讲评时说：“我的教案只准备了四种，如果他只做了四种，我就只给他60分。”另一类是解放前就开始教书的老教师，思想陈旧一点，却胸有韬略，对学生也不错。师生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至少不像现在这样尖锐。虽然学生中也有像我这样受到个别老师不公正对待的，但毕竟不多，更说不上仇恨。哪知“一个号召”，学生就成了暴徒，就对老师大打出手，而且越是“好学生”越残暴，这其中包含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教育的根源，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这不仅是我所在的那所孬学校，全国几乎所有的中学，包括像北京四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师大女附中这些全国知名的学校，也都是这样。北京更厉害，打死了好多老师。像北师大女附中，竟然把德高望重的副校长卞仲耘都打死了！我有时想，这或者因为我们都是吃“狼奶”（那一套挂着反修招牌的假马克思主义）长大的，那“狼奶”改变了我们的基因，一旦条件成熟，就把我们变成了“狼”。如果这种推测能够成立，那些不读书、不看报的“坏学生”，运动来了趁机“逍遥”，反而不像“好学生”这样残暴，也可以多少得到一点解释。
这种“狼奶”的基因甚至影响了我们一辈子，直到现在，我们头脑中所“装”的马克思主义，可能都还没有摆脱“九评”之类文章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文革中继续增加的“狼奶”的影响。即使我们这一代人中那些已经当了高官的，也基本如此。例如薄熙来张口闭口“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就是典型。虽然他口中也增加了诸如民生之类新的词汇，但指导他思想的基础理论或基本理论，依然是当年和我们一样吃的那些“狼奶”。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可能各有不同，但往往都是在很年轻时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要改变往往很难。即使要改变，原来的那一套也会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影响着改变的方向和力度，给后来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打下深深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