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文革中，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因观点不同而各在一派的多得很。那年月，夫妻反目，兄弟成仇，朋友决裂，同学厮杀的太多太多。电影《枫》那样的悲剧，并非绝无仅有，有的比其还要典型，还要可悲。
如今，说起文革，说起武斗，人们都认为那简直就是神话，那些出生入死的人简直就是疯子。就是这些疯子，打来打去，死的死，伤的伤，没有哪一个落得了好下场。人们把这归结为派性。派性是文革中最莫名其妙的产物之一，只有经历过派性争斗的人，才会明白这个名词中所包含的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容。什么叫派性？查《辞海》、《辞源》，竟然都没有。派本是水的分流，引伸为流派，一般陷于学派之类，后又引伸为政治派别或派系，但似乎都没有产生出派性这个词来。文革一开始，群众便分为两派，这本不足为奇。毛泽东说过，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总会有左中右不同派别的。奇怪的是，那时也没有产生出派性这个词。到了所谓的革命造反派又分成了两派，争过来斗过去，打得不亦乐乎后，才出现了派性这个新名词。1968年1月中下旬，《人民日报》连续转载《文汇报》、《新安徽报》的社论，其题目就是《论派性的反动性》、《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但对什么是派性，却没有明确的定义。
其实，直到现在，要给派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怕也还有些困难。1997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指维护派系私利的表现：闹派性|消除派性。”在网上搜索，人民网“党史百科”的解释有800字左右，且只抄其中的核心词义：“派性就是派别性，指革命队伍内某些人站在个人和小团体的立场上，以一派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一派的得失为转移，结派营私。派性与无产阶级的党性相对立，是宗派主义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极端表现，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恶性膨胀，是封建阶级和小生产者的行帮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按此解释，派性只是在文革中产生的，也只存在于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而且还只是在党内才有的。也就是说，文革中的两派都统一于共产党，都是共产党内的成员或拥护者。既如此，为何又斗得个你死我活呢？
读中国历史，你会发现，争斗的两方，原来往往就是同志或战友。项羽与刘邦如此，曹操与刘备如此，国民党与共产党也是如此，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更是如此，而且往往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中国人的窝里斗，在文革中登峰造极。以重庆为例，当年的重庆人，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都有自己的派性，只是那派性或重或轻不同而已，只是因派性轻重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投入方式而已。即使是那些“逍遥”的，也有自己的派性。即使是边远农村的农民，是“砸”是“保”，往往也有自己的看法！
派性是因为观点不同造成的。说到观点，这可能也是如今年轻人难以完全弄明白其中全部含义的一个词。《现代汉语词典》对观点的解释为：①观察事物时所处的位置或采取的态度。②专指政治观点。也就是说，观点只是一种看法、一种意见、一种态度。但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观点却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左右着一个人的命运。不少人仅仅只是因为有了某种观点，甚至并没有表露，更没有任何行动，往往也逃不脱挨批挨斗的命运，甚至被持有另一种观点的人用“武”“斗”得致伤致残致死！
虽然没有谁对我们进行过派系知识的教育，但我们读书时，老师就把我们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就动用那一丁点儿实际上是很可怜的权力，亲一些人，疏一些人，甚至整一些人，用行动来教育我们：人是分为派系的。那个撤了我班主席职务的班主任陈老师，就把全班同学分了类。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她的笔记本上把班上同学分成了四类，第一类是她喜欢的，但大多出身“不好”；第四类是她最讨厌的，大多出身工农家庭；而我却被她划进了第三类。那时正好开始“四清”运动，学校也开始讲阶级路线。而且刚刚传达了“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还组织全校师生去听了李井泉在南充火花公社讲话的录音，明确不能在群众中划分类别。我气愤不已，把信息通给划成第四类的工农出身的同学，让他们去找她闹。她被那几个调皮学生弄得下不了台，就来找我，我就一条一条和她说：你这样做，一是违反党中央规定，在群众中划分了类别；二是把工农子弟划成三类四类，不讲阶级路线；三是把出身资本家的同学划成一类，是“反攻倒算”。我“义正词严”，说得她哑口无言，最后竟然守着我哭了起来。可能正是此事，让她对我更是恨极。现在想来，我那时的思想不仅极左，而且也已经有了派性，只不过分派系的标准与她不同而已。
在学生中分“坨坨”、分派系的状况，就是现在也还存在，甚至存在于幼儿园，存在于小学里，只是分类别的标准不同了而已，过去是以政治为标准，现在是以是否富有为标准。当老师的，当家长的，总是用或明或暗的行为在教育孩子，你是哪一类或哪一派，你就不能和另一类另一派的孩子在一起。正是这样的派系知识“教育”，使我们从小就有了派性。长大以后，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可以碰上各种各样的“派”，或者是为了自身利益，或者只是因为“合得来”，大多数人往往就很自然地就陷了进去。可以说，文革中派性泛滥成灾，与中国人这种“天性”直接相关。
派性就是分“坨坨”，的确是一种“封建阶级和小生产者的行帮思想”。重庆地处内地，虽然很早就有了现代工业，但“封建阶级和小生产者的行帮思想”，可能比上海等沿海城市更严重。事实上，解放前，重庆的袍哥几乎渗透到各行各业，形成大大小小的“码头”。解放后，袍哥被取缔了，但码头文化、江湖义气之类都依然存在。正是这些文化残留，被那些大大小小的“政治家”、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给予鼓动，加以煽动，甚至暗里挑动，使文革中的派性发展到顶峰。也正是因为这些文化残留，到后来，不少派头头、派钢杆都放弃了派性，与对方的头头、钢杆结成了兄弟伙，开始另一种意义的派系斗争。即使到现在，重庆人分“坨坨”的恶习依然，重庆的黑社会往往也比其他地方容易形成，也难以完全打掉。
的确，现在想来，当年那些参加武斗的人，那些出生入死、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都是疯子。但是，那么多人都是疯子吗？重庆城多多少少参加过武斗的人，少说也有十几万吧，十几万人都疯了不成？其实，那时的人说不定比现在的人都还要有理智，都还要崇拜理性。武斗中，死人的事几乎天天都有，却没有见到过谁去烧香拜佛求神卜卦。要打仗了，遇到危险了，可能要死人了，最多说一句：“该死鸡儿朝天，不该死鸡儿朝地。”用来自嘲，也用来安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