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由于种种原因，我这人没有“上进心”，不想当官，也没有当过官，也讨厌别人在我的名字前加上官衔什么的。因此，有人喊我李书记时，心头就不安逸，情绪没控制好，就杵了回去，真是得罪人了！
中国人怪，在公众场合往往不喊人的名字，千方百计都要在其姓后面加一个官职（包括职称）什么的，于是就有了诸如X长、X总、X局、X处之类。我从来没有当过官，除了读初中时当过班主席（当过三个学期就被班主任撤了职），武斗中当过几天副连长（那是武斗队的副连长，刚当上就交枪就解散了），在望江厂当过一两年团支部组织委员（本来要我当团支部书记的，我坚决推辞了），再没有当过哪怕是像小组长之类的芝麻官。老同学中至今也有人叫我班头、老班长的，且不论。因在一家内部小报当过编辑，也有人叫过我“李总”，叫得我赶忙纠正。又因写过20来本质量管理方面的书外加几百篇论文，质量人朋友不了解内情，以后我在企业里当过什么“总”（例如总工程师、总质量师之类），也有叫我“李总”的。只要听见，我也尽可能声明，我不是“总”，没有当过任何“总”。于是又有人叫我“李教授”“李高工”什么的。我只是初中毕业，虽然进过好几所大学的门，每次都没有超出半天一日，一个文凭都是靠自学考试混来的，岂敢当教授？工程师的职称我是有的，哪知离开企业后，就断了升级高级工程师的路，高工二字也就担当不起。只好说明情况，请求宽恕。时间久了，除了新认识的朋友之外，大家都只叫我“李老师”了。其实，我一天老师也没当过，这老师的头衔也让我觉得太沉重。好在重庆人叫任何人都可以叫老师，加上我也讲过不少课，即使沉重，也只有戴着，不便纠偏。其实，我当过十多年装配钳工，技术也还勉强，望江厂很多熟人朋友至今都还叫我“李师傅”，让我听起来心里甜滋滋的。师傅二字真的很适当。
不知是哪一天了，微信朋友中，有人竟然叫我“李书记”。我虽然早在当知青时就写过入党申请书，但一直拖到五十好几岁才入了党，入后没几年就退休了，过的组织生活几乎都屈指可数，哪当过什么书记什么的哟。一般来说，除非某人的确是当书记的，而且是当专门的书记而不是局长、处长什么的兼任书记的，人们都不会叫其他X书记。平白无故叫我“李书记”，让我觉得惊诧莫名。我急忙向他说明，希望他不要再这样叫我，哪知他后来依然如此乱叫。那天可能是我情绪不好，竟然用了“莫名其妙”，给他杵了回去，把他彻底得罪。我这人脾气不好，年老了虽然已经有所克制，但有时依然火爆。刚杵了他，我就后悔了，想向他道歉，又碍于脸面，只好沉默。借此机会，向那位被我杵了的朋友致歉吧。我没有别的意思，一是我与书记这一职务没有任何的一丝一毫的关联，叫我“李书记”的确张冠李戴，完全不靠谱。二是我对书记这一职务的确不感兴趣，从小到老都没有幻想也没有梦想过要当什么书记（可能幻想或梦想过要当厂长、总工、教授什么的）。三是我认识的很多书记……（这条理由就不写出来吧，免得引起麻烦）。
我不知道书记这个词来自于何。小时候不懂，以为书记就是书写记录的人嘛，怎么就那么重要呢？事实上，资本主义兴起后，欧洲的政府机构、公司银行就开始有了书记这样的职务，但其级别很低，指的是事务级或办事级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书记不是官，也不是官员，没有官员的权力，只是办事的人。网上查询得知，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商讨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又称共产主义联络委员会）时，恩格斯问马克思，这个组织负责人怎么称呼，马克思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就叫“书记”。显然，马克思只把自己当作事务级或办事级的工作人员，“委员会”才是能够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哪知，后来书记就成了社会主义政党或工人阶级政党的专用词，专门用来指称党的领导人或负责人。于是，就有了诸如总书记、第一书记、书记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支部书记……各种各样的书记，而且与马克思有用意完全相反，早已摆脱了事务员、办事员的本义，成了一种官位，而且是在同一层次里位居第一的官位。
在中国，好象除了中国作协有书记处（当然也就有书记，但必须称为书记处书记而不能简称书记）之外，叫书记的只有党的书记了（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也有书记且不论）。中国有8个民主党派，其领导人或负责人不叫书记，中央的是主席和副主席，地方的是“主委”（主任委员），我们也不知其中的奥秘。即使把作协的和共青团的书记排除在外，中国究竟有多少当书记的，我们当然不知道，估计至少也有几百万吧。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支撑起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书记一职当然值得人们尊敬和热爱。那位朋友叫我“李书记”，或许也有他的理由，或许他是尊重我。但我只是一个退休老头，没有当过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书记，当然不能用书记这一神圣职务来美化自己，来装B自己，从而玷污书记这一神圣职务。如果那样，我岂不成为偷儿骗子？那与招摇撞骗又有何异？可能正是因为这样，那天我丢弃了礼貌，丢弃了所谓的绅士风度，杵了朋友，得罪了朋友，再一次请朋友原谅吧！
写这篇短文还有一个意思，希望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最好能够直呼我的名字李正权。事实上，我的一些同学，望江厂那些我曾经的领导和同事，我的一些文学老师和文学朋友，都叫我正权。正权是我祖母给我取的名，虽然文革中引起某个领导的猜测，说这个名字表明我想夺取政权，甚至因此给了我撤销职务（团支部组织委员）劝其退团（我早已超龄）的处分，但我依然喜欢，并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用作我的笔名。直到如今，只要听到有人叫我正权，我就感到亲切。当然，要叫我“李老师”“李师傅”也是好的，千万不要给我再加什么头衔，特别是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头衔。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