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我不敢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像我一样，是吃着这些“狼奶”长大的，但我们最早接受的政治理论，最早接受的政治观念，都深深地打下了反修的烙印，实际上就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重庆（也许不仅仅是重庆）的一般老百姓来说，一部文革史就是一部武斗史！从运动初期批斗老师、批斗地富反坏右开始，到后来批斗走资派及某爪牙，就已经开始用“武”了，就已经有了武斗。
武斗一词最早产生于何时，没有考证过，不敢妄断。但查《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等书，均未收武斗一词，连解释武字的例词中亦无武斗二字。文斗是武斗的反义词，与武斗一样，也不知产生于何时。在我印象中，文斗和武斗这两个词最早都是在《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出现的。其中第六条说：“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十六条》是由陈伯达负责组织起草的，这文斗、武斗两个词的发明权大约要归之于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理论家吧？因此，“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的解释，都把武斗限定在文革中，其定义都是：“武斗，文革中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相对于文斗的武装冲突。从最开始的棍棒，到自制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最早在上海开始，后扩大到全国。武斗者多为年轻人，死伤惨重。”
其实，说武斗“最早在上海开始，后扩大到全国”，是不确切的。首先，文革一开始，全国各地就有了批斗型的武斗，北京可能发生得最早。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可能是被批斗型武斗打死的第一个人。其次，即使从“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相对于文斗的武装冲突”的角度来说，上海也不是最早。上海安亭事件虽然发生在1966年11月初，但并未发生大规模武斗。王洪文组织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八四事件”发生在1967年8月初，那时重庆的武斗早已进入了战争状态。如果从“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相对于文斗的武装冲突”这个角度来看，最早的武斗可能是在重庆开始的。
既然是文革，是文化大革命，当然就应当文斗，但运动一开始，就有了“武”，就有了武斗。如今，历史学家把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作文革正式发动的标志，把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的纲领性文件。而对我们这些当年当学生的人来说，文革是从1966年6月1日广播了聂元梓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开始的。
那天，好像是1966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正在学校附近的农村开展学农劳动，为农民收割小麦。中午回学校吃饭时拿到当天的《重庆日报》，上面有何明、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我一反常态，饭也不急着吃了，把文章看完，饭都冷了才刨进肚皮。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好像自己真的感觉到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了，一个人拿着报纸，呆在那空荡荡的食堂里，脑海中浮现着高尔基《海燕》的形象，耳际似乎有“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喊声，直到下午重新出工。
1966年6月1日，广播了聂元梓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接着学校就组织我们到罗家坝、海棠溪游行，然后就动员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然后就开始批斗老师，给揪出来的小“三家村”的黑帮分子挂黑牌，戴高帽，接着就是没日没夜的审讯，罚站，按脑壳，扇耳光，塞冷锤，用脚尖踢，用皮带打，用鞭子抽，用大灯泡烤，开始了最初的那种武斗。
南山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很多都留校当了老师，教政治课的谢如凡甚至是高中毕业教高中，而且当班主任，课也教得好，其他老师信服，同学也喜欢，还是学校党支部培养的接班人。只因元旦节文娱演出他扮演过阿Q，便成为首批挨打对象。他被班上同学揪去，铰去头发，脸上涂上墨，挂上“我是阿Q”的大黑牌进行批斗。不知是谁，审讯时竟举起一条长凳，向他腰杆打去。只听哎哟一声叫，那腰再也直不起来。一个运动员的身体，从那后便萎缩下去，咳咳吭吭，甚至吐血。
我现在都没有想通的是，文革开始时，那些最敢出手的，竟然都是那些所谓的好学生，像团支部书记、班主席、学生会委员之类。此前，他们甚至不和人争吵，更不打架斗殴，在老师面前温顺得像小绵羊。但是，一夜之间，他们竟然完全变了一个人，斗起老师来，打起老师来，比谁都厉害。谢如凡那个高二年级班上的班主席郑望生，在学校是红极一时的好学生，出身工人，人聪明，成绩又好，初三时便当上团支部书记，还是学生会的副主席，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夸他。谁知，在学校，他是最先出手打人的，而且下手狠，打了人还若无其事，还洋洋自得。
斗老师打老师，当然是得到学校党支部的点拨和默许的，很多材料都是从档案中泄露出来的。学校党支部有个姓李的女秘书，人年轻，长得也漂亮，据说就是她在背后进行操纵的。但是，运动一旦被启动，就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了。不到半个月，走资派及其爪牙也一个个被揪了出来，黑牌做得更大更重，高帽做得更高更尖，文斗尚未开始便进行武斗了，打也挨得更多。那女秘书被涂上花脸，被戴上高帽，被打得更惨。
我们是初三，要准备参加高中考试，开始时还不能像高中同学那样停课去批斗老师。后来，宣布废除高考制度，我们是否还要参加高中考试也就悬起了，于是也开始停课闹革命。奇怪的是，平时调皮捣蛋的、喜欢打架斗殴的“坏学生”们，既不参加文斗，也不参加武斗，趁大乱之机，放开胆子睡懒觉，然后上山捉麻雀，下河沟捉螃蟹，跳进堰塘水库游他个痛快。在班主任陈老师眼中，我不是好学生，当然也就得不到信任，但我出身好、成绩好，自认为不得了，而且又关心政治，有理想，当然不能那样逍遥，就开始不停地写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好笑的是，班主任陈老师最喜欢的那几个同学，也就是班上那几个团员，在团支部书记（他母亲给陈老师带小孩）的带领下，突然要给她写大字报了。稿子写出来了，标题是《揭开母老虎陈某某的画皮》，要用全班同学的名义贴出去。虽然我不是班主席了，也不是团员什么的，但在班上还是有点威望的。那团支部书记来找我商量，我坚决不同意。我说：“她只是有错误的人，不是‘三反分子’，不是敌人。”在我坚持下，大字报的标题改为《陈某某何许人也》，内容也全部改了，只提问，针对她平时的言行上纲上线质问，好像提了二十多条问，但最后也没有给她下结论。当然，也没有批斗过她。后来我才晓得，要给她写大字报，是学校领导决定的，通过学校团委布置下来。班上那几个团员知道她整过我，以为我就恨她，能够把大字报搞得更火药味一些，哪知道我竟然保她，这让他们一直疑惑，搞不清楚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是否将此事告诉给陈老师，也不知道陈老师后来是否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反正我也没有告诉过她。
由于陈老师的缘故，我入不了团，又被撤了班主席，因而也就处于“体制”之外，不受学校领导控制，对“武”“斗”老师也就不感兴趣。在整个文革期间，我没有对任何一个老师动过手脚，也算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想来还应当感谢陈老师了。否则，党支部喊我打哪个，我能不打吗？我能违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