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我们为什么投入文革？我们为什么参加武斗？我们为什么舍生忘死？我们为什么作恶多端？因为我们最早接受的政治理论，最早接受的政治观念，都深深地打下了反修的烙印，实际上就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
可能是有些早熟，我很小就开始关心政治，读小学时就读过诸如《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之类的文章。进中学后，又读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以及那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简称“九评”）之类。我不敢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像我一样，是吃着这些“狼奶”长大的，但我们最早接受的政治理论，最早接受的政治观念，都深深地打下了反修的烙印，实际上就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这些所谓的反修文章，作为一个小学生，作为一个初中生，我肯定没有读懂，也不可能读懂，我们这一代人中可能也没有几个人真正读懂过。我们可能只是抓住了一鳞半爪，但那对我们的潜意识造成的损害，半个世纪之后也没有完全消除。
不能说毛泽东发动与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其本意就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理论准备，但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文革中使用的政治语言，使用的逻辑推理方式，使用的写作风格，甚至使用的一些句式、句子之类，几乎都可以在“九评”之类的文章中找到。例如“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莫谓言之不预也”、“如丧考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奖励一吨重的大勋章”之类句子，就是从这些文章里照抄来的。其影响所及，甚至在如今的一些文章中也时有所见。
我从小喜欢看书，好像是小学五年级吧，我就读过《毛泽东选集》。我家穷，母亲是文盲，父亲只读过一年半的书，家中没有藏书，只有一本《毛泽东选集》，好像是第二卷，可能是父亲单位上发的，或者就是他得的奖。无书可读的时候，我就拿来翻。那是1952年出版的，竖排本，走路看方便，我就放在书包里，上学放学在路上边走边看。虽然完全不懂，但却知道了诸如持久战、游击战之类的名词，而且也激起了我对打仗的兴趣。我最早读的小说是《地道战》，是《烈火金刚》，是《山河志》，都是写抗战的。后来就不看小说看革命回忆录了，《星火燎原》、《红旗飘飘》不知看过多少集，还有《解放战争回忆录》之类，以至小学毕业时，就能一口气数上二十多个上将的名字来。同班有个同学的父亲是军人吧，他数得比我多，我就不服气，就到处借书来看，想超过他。虽然连枪也没摸过，十二三岁却好像就成了军事家。
我成绩好，学校本来推荐我考三中（即现南开中学，当时是重庆最好的中学），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拐，我们几个准备考三中的同学都没着落，全部发配到孬学校。我被分配到南山中学，那是一所不按数字编排的中学，一听名字就差劲，让我接到通知书后大哭一场。那年，南山中学招了两百多人，四个班，据说我的成绩是第一。于是，班主任老师张珂亮就让我当了班主席。
南山中学坐落在南山半山腰的向家坡上，面对长江，背靠文峰塔，林木葱郁，风景秀丽，那校门，那办公楼、教学楼、大礼堂以及那学生宿舍都掩映在浓浓的林荫中。抗战时期，不少达官贵人在向家坡上修建了别墅，这些别墅就成为老师们的住宅。解放前，这儿就曾经是一所学校，叫重华法商学院，好像是私立的，从上海迁来的，当年还很有点名气。解放后，这儿成了西南合作干部学校，据说是“西南革大”的一部分。“西南革大”是“西南革命大学”的简称。1950年3月，为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开办“西南革大”，其实只是干部的短训班。到1953年，“西南革大”取消，以其政法系为基础，组建了西南政法学院，现改称为西南政法大学。到1957年，西南合作干部学校停办了，校舍之类就交给了市教育局。1958年大跃进，教育也大跃进，那一年重庆新办了好几所中学，都没有按数字编排，南山中学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高完中”（有初中部、高中部）。我进南山中学虽然已经是1963年了，但学校的办学环境和办学条件依然还相当差劲，只有“西南革大”留下的礼堂还算勉强。到1980年代，因学生大减，南山中学被撤销，与山下的十七中合并，原址成为重庆教育管理学校。如今，包括向家坡在内的那一大片南山山麓，被一个香港老板买去，拆得光兮兮的，正在开发，那教育管理学校也不知迁到哪儿去了。
虽然我对考进这样一个学校曾经极端失望，但南山中学依然给我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我在这儿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那三年的学习生活和两年多的文革生涯至今也难以忘怀。
读到初二年级时，换了班主任老师，是教政治的，姓陈。我至今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一接手就反感我，总是想方设法给我设置障碍，给我小鞋穿，用重庆话说就是对我“不感冒”， 就是“卡拿”我，“夹”我的“毛锔”，到后来竟然撤了我的班主席，只让我当她的科代表。那样一个年龄，又曾自以为了不得，却受到这样的打击，想想也知道那对我的刺激有多大了。在那一两年时间里，我相当痛苦，思想波动极大。那时，已经开始提倡读毛主席著作，我就通过读毛泽东的书来排遣思想上的苦闷。记得那年春节，我竟然哪儿也不去，关在家里读了几天刚出版不久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当然也读不懂，但书中的那些注释却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知道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还晓得了“十大军事原则”之类。后来，我还动用自己的生活费，去买了一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读。到初中毕业时，我已经读过《矛盾论》、《实践论》了，嘴巴里已经有了一串串哲学名词，知道矛盾是可以转化的，这可能多少让我减轻了一点负担，也使我对“毛著”真的有了热爱之情。
那时，每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我都往图书室里钻，去读报读杂志。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我就看了。当时，我觉得他把话说得太死了，太过分了。后来，《文汇报》对此展开讨论，有个高中生发表文章说，他回乡时，看到那些搞反攻倒算的人拿着《海瑞罢官》当武器。我惊了一跳，才觉得自己的觉悟太低，还没学会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看问题，比别人差远了。这又促使我更加努力去“提高”自己，去重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可能是为我投入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最后一次思想准备，随着那暴风雨的临近，我也逐渐兴奋起来，激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