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文革初期的人们还比较单纯，对打架斗殴很是反感。即使强烈反对对方的观点，只要没有人在背后挑动，只要对方没有带把子骂人，主动出手打人的也极少。如果辩论双方可能动手脚了，或者已经开始动手脚了，围观的人也会来劝解，也会一致谴责那带把子的或首先出手打人的人。围观的人往往是没有“观点”的人，或者多少有点公道之心，这就让带把子的人或首先出手打人的人心虚，往往就会停止手脚的动作，一般都会悻悻地钻出人群走开，于是辩论也就中止。
斗老师，斗走资派及某爪牙，斗地富反坏右，以及其他所谓的批斗型武斗，虽然也用了“武”，但如果按《十六条》的定义来说，还不能称之为是严格意义上的武斗。《十六条》说：“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那隐含的意义很明白，对敌人用点“武”来“斗”无所谓，而在革命群众内部进行辩论的时候，则不要武斗。《十六条》是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那时候，至少在重庆，革命群众还没有分成两派，即使用了“武”来“斗”，也还不能称其为武斗。
到1966年8月中旬，重庆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炮轰省市委”了。省市委毕竟是共产党的省市委，毕竟是省市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着党，怎能随便“炮轰”？一方面，相当大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难以理解，难以接受；另一方面，省市委还有各种渠道，指派甚至密令各级基层组织，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于是，“炮轰省市委”的口号一出，群众中立即分成了两派，“誓死保卫省市委”的口号便针锋相对喊了出来。于是，也就出现了与造反派对立的保皇派。两派对立，展开辩论，辩论一旦激烈，也就引发了武斗。
现在的人们可能搞不清楚，文革时又没有皇帝，何来保皇派？要说有皇帝，那就是毛泽东了，未必保毛泽东还不应该？其实，保皇派是造反派对那些支持省市委、支持本单位当权派的人或组织的鄙称。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保皇派这个词就开始流行。到当年8月下旬和9月初，省市委看到造反派已经有了组织，于是就在暗地里组建起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人纠察队之类。这些官办的群众组织，当然就要支持省市委、支持当权派的了，也就被人们称为保皇派。一开始，保皇派的势力相当大，到处围攻造反派，武斗也就难以避免了。
辩论引发武斗，不仅有政治的、社会的等各种原因，也有着深刻的心理学原因。辩论就是辩驳争论。持不同意见的双方或多方通过辩驳争论，或者统一意见，或者意见虽然没有统一却能让第三者知道谁对谁错、谁对得多谁对得少。人天生都喜欢自己正确，一旦参与辩论，往往就会产生“我指点江山、别人来附和”的感觉，给自己的心理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但是，辩论的双方观点对立，要驳倒对方，就要在辩论中主动进攻，主动发问，甚至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要死缠蛮缠横不讲理。辩论中，对方在不停地向你耳朵里灌进诸如“你是错的”之类的话语，给你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在听到“你是错的”之后，人的生理往往就会立即发生反应，先是激动，然后是血气直冲脑门，甚至浑身发抖。如果这时候不能用理智和涵养来压制自己，就会对对方产生厌恶感，本来打算说服对方的，也会发展到想方设法去惩罚对方。惩罚的方法，首先是讥讽，然后很快就会发展成辱骂，最后很可能就是动手打架。相当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都还不能完整地走完，甚至一开始就可能出手打人了。比如我们最常见的是，父亲听到孩子的反驳后，很可能大吼一句：“不许和大人顶嘴！”然后就直接一个耳光扇过去，把孩子压服。如果在辩论中你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劣势，或者认识到自己真的是错了，那就更容易恼羞成怒，很可能就会用手脚来支撑自己的嘴巴，来掩盖自己的难堪。因此，辩论的过程，往往就是一个“平和——尖刻——辱骂——动手”的过程，最后往往就难免打架斗殴。
如今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诸如台湾、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议员们打架斗殴的镜头，觉得很好笑也很好耍。其实，只要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水平还没有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就不能避免这种因辩论引起的武斗。事实上，就连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议会里，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因辩论而引起的打架斗殴事件。建国后，美国参众两院一直是乱糟糟的，议员在院内相互攻诘、谩骂甚至拳脚相向的事司空见惯，一些人甚至拿起了棍棒等“冷兵器”，个别人甚至向对手拔出手枪。虽然如今美国议会里已经基本上没有这样的现象了，但在另外一些国家里，虽然其议会历史也有了几百年，但至今也没有完全免俗。因此，可以说，辩论中出现武斗也是很正常的。
文革中的辩论，往往是在大街上进行的，听众更多，辩论双方的情绪也就更加激动。“炮轰省市委”和“誓死保卫省市委”，不仅尖锐对立，而且事关政治大方向，弄得不好，“炮轰”的一派就可能成为反革命，就可能被抓进监狱，而“保卫”的一派恰恰把“炮轰”当作反革命，把造反派当作阶级敌人，辩论也就异常尖锐激烈。从高声叫喊到尖刻辱骂，从指手画脚到口沫飞溅。参加辩论的人，谁也不愿，谁也不敢在对方的进攻面前后退一步，往往更加固执己见。而且，重庆人火气大，偏偏又爱带把子，辩论中往往不知不觉就会带上“老子”、“龟儿”、“X妈”之类脏话。你一旦这样带了“把子”，对方就会抓住不放，甚至立即就给你一耳光。在大街上辩论，又不可能事先制订辩论规则，更不可能有主持辩论的裁判，人多嘴杂，即使辩论的人能够冷静地摆事实，说道理，围观的人也可能瞎起哄，甚至推推搡搡，破坏辩论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不发生武斗才是怪事。加上各级党委暗中操纵，武斗往往就成为辩论的最终结果。
开始，造反派毕竟人少，势单力薄，不管是北京来的，还是本地的，到处串联，煽风点火，便到处受阻，到处挨围攻。人多嘴杂，你推我挤，难免不磕磕碰碰，难免不抓抓扯扯，于是便有了《十六条》所定义的那种武斗了。真不知道《十六条》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要求，究竟是为了预防两派发生武斗，还是在暗示两派要武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