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简介|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产业内贸与出口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变革最重要的亮点之一。早在1991年Morton开拓性地指出在企业内部有效地实施数字技术必将引发根本性的变革。2000年Coile创新性地提炼出“数字化转型”一词。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以元宇宙、人工智能、大数据、5G、物联网等为主要代表的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成为驱动企业发展的新的重要驱动力量。2022年7月8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洞察》，报告显示中国已经成为数据量最大、数据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GDP比重达到39.8%。

高技术企业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新产品领域。根据2022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21年高技术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184487个，新产品研发投入6152.37亿元，占全国R&D比重为22.08%。规模以上高技术企业销售额为174613亿元，新产品销售收入68549.14亿元，其中出口额为24880.27亿元。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企业的影响，其最佳成果无疑体现在新产品开发、销售和出口上，何况新产品销售收入通常意义也被认为是表征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

研究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企业新产品内贸与出口的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后疫情时代，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以及传统贸易低迷的复杂国际形势，客观评估数字化转型的水平及发展演变，分析其对高技术企业新产品内贸与出口的作用机制，研究其作用特征和规律，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推动出口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在全新的全球贸易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新的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企业新产品内贸与出口的影响，并进行比较分析，该领域缺乏研究。第二，通过全面系统的分析不仅评估数字化转型的作用特征和规律，分期存在问题，同时对中国数字化水平进行深入反思，一方面防止对我国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妄自菲薄”，另一方面又防止夸大成绩，避免数字化转型水平的“虚假繁荣”。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研究框架，数字化转型通过创新效应、管理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新产品内贸及其出口产生影响，本质上，这是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的作用方式。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内贸与出口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线性机制，也可以表现为非线性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指标体系，采用sigmoid函数标准化和专家赋权，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然后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

研究发现

第一，近年来中国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上升，地区差距逐渐变小。根据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的测度结果，近年来中国数字化转型水平处于持续上升状态，平均年增长率为6.69%。同时，数字化转型的地区差距不断降低，数字鸿沟的不断减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第二，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企业新产品的作用机制包括创新效应、管理效应和竞争效应。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的作用机制在企业内部具有创新效应和管理效应，在企业外部具有竞争效应。创新效应包括提高创新效率、加强协同创新、促进团队学习、改善信息搜集、推进综合集成等。管理效应包括外部环境效应、企业战略效应、组织结构效应、商业模式创新效应、生产运营改进效应等等。竞争效应包括先入优势效应、先入劣势效应和竞争失效效应。需要注意的是，竞争效应是一把双刃剑，要合理加以运用。

第三，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企业新产品内贸的绩效不佳。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高技术企业新产品内贸无关，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的弹性系数为负数。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总体质量不高，数字化转型的同质性严重，难以在国内竞争中使企业受益；第二，由于中国数字化转型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数字化转型的地区差距在不断缩小，从而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内贸的作用；第三，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的创新效应、管理效应均是积极的，但竞争效应有可能是消极的，存在先入劣势和竞争失效现象，从而削弱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第四，新产品本质上是高技术企业创新的重要标志，由于数字化转型质量总体不高，其难以对创新发挥积极的影响。

第四，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企业新产品出口的绩效良好。面板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出口的绩效良好，并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主要原因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数字化转型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超越了许多竞争国家，形成了新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数字化转型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不大，但在全球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具有一定的综合竞争优势。

第五，当创新规模较大时，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内贸与出口的绩效均较差。尽管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内贸的绩效不佳，继续以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新产品内贸作为因变量，分别以新产品开发经费、有效发明专利数、新产品开发项目数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回归。研究发现，当创新规模较小时，数字化转型要么与新产品内贸无关，要么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但当创新规模较大时，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内贸的弹性显著为负数，绩效更差。这说明只有当创新规模较小时，数字化转型才有可能发挥一些正向作用。以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新产品出口作为因变量，分别以新产品开发经费、有效发明专利数、新产品开发项目数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回归。研究发现，当创新规模较低时，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的弹性显著为正，随着创新规模的提升，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出口的弹性显著为负数。因此，对于那些创新水平不高，创新规模较小的高技术出口企业而言，应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力度，促进高技术企业产品出口。

第一，数字化转型在中国尚处于成长期。新技术的引入及其引发的企业创新行为必须以一定的资源和能力为支撑，动态能力理论是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视角。资源基础理论指出不同企业所拥有的异质性资源决定了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上的差异。无论新产品内贸还是出口，均揭示只有当创新规模较小时，数字化转型才能发挥作用或有可能发挥作用，而当创新规模较大时，数字化转型绩效并不显著，这是企业资源基础与动态能力差距决定的。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出口贡献显著。以上充分说明我国高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完成，还处在成长期。

第二，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国际比较优势。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出口的贡献显著，但与新产品内贸无关。对国内而言，中国高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质性比较严重，如中国高技术企业普遍完成了企业信息化管理，商业模式创新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尚未深入到创新的内在核心部分，张国胜、杜鹏飞认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使得企业的技术创新策略趋同，这会加剧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增量”效应、抑制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提质”效应。加上中国数字化转型的地区差距越来越小，使得数字化转型难以成为竞争要素。而对出口而言，尽管中国数字化转型水平还不高，但已经能促进传统优势竞争力的产品出口，并在国际竞争中形成数字化转型优势，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