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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
作者:海底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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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作者书稿《思无邪:好诗串起中国古代诗歌史》。如果能阅读全书,对本文观点会更认同。
每个时代都会有时代的落伍者,或者换种说法,每个时代总会有传统的坚守者。崔颢和李白,都是那个时代慢了半拍的诗人。
崔颢应该与王昌龄、高适、孟浩然大致同时,生活在格律诗兴盛的时代,但崔颢却偏好古体。
从他留下来的诗歌看,创作最多和成就最大的,还是古体歌行。尤其边塞题材的歌行,可与鲍照、江淹相提并论。
不过这也不能怪崔颢。在杜甫之前,用七言律诗表达宏大主题的传统还没有建立起来。即便杜甫把近体诗写得非常精妙的时候,他试图表现较大主题的绝句也还是显得捉襟见肘。近体诗在体量上赶不上歌行体,其表现力必然受到限制。
同时,古体也有小巧的体式,并不影响表达一时一事的小情调。比如崔颢的《长干行》组诗,就是灵巧轻便的民歌。
其一是:“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等小画面的截取,也一样得心应手,用近体诗的五言绝句,不仅显得拘束,还不容易做到这么古朴平淡。
像崔颢、李白这样的性格,近体诗承载不了他们恣肆汪洋的情绪。他们偏好古体,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所以,当后人讨论崔颢《黄鹤楼》这首“七律”多处不合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可能就是用歌行体来写作呢?
如果这么想,那么“悠游”、“历历”、“萋萋”也就算不得叠词的滥用,“黄鹤”连用三次,也就算不得重复了,“鹦鹉洲”对不上“汉阳树”也就算不得毛病。
其实,这首诗的前四句用的是歌行体,后四句用的是格律体。这是律诗用了歌行的句子,还是歌行用了律诗的格式呢?把这首诗列入“七言律诗”,本身就存在争议。
正因为在体式上这种“双轨制”,后世以律诗看待这首诗的评家,说“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删订唐诗解》)的有之,说“律中带古”(《碛砂唐诗》)的也有之,不得不左右开脱,两头受堵。
而把这首诗定义为歌行体的,就显得从容许多。如明代邢昉在《唐风定》里说:“本歌行体也,作律更入神境。”意思是说,这首诗本来就是歌行体,但参入律诗的形式写出来,显得更加神妙。
如同书法的“篆隶草行楷”五体一样,本来没有明确的界限,有的隶中有篆,有的楷中有隶,算什么字体?
诗体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灰色地带,像《黄鹤楼》,说是歌行却技法偏新,说是律诗又不合律,转型时期的作品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明确归类。
倒不如承认这种不拘体式、率意而为写法,正好体现了七言律诗发展之初的不成熟的样貌,让后人看到七言律诗跨入诗歌主队之前的努力。
不过初唐的宋之问、沈佺期可能会不满意,因为七言律诗的体式早在他们手里已经完备,不成熟的努力并不需要拖延到盛唐。
当然,对我们并不在意是否便于配乐演唱的今人来说,《黄鹤楼》属于什么体式都不影响欣赏它的文本。
黄鹤楼,本是三国时期吴国在黄鹄矶修建的一座军事瞭望楼,南朝祖冲之写的《述已记》将其第一次与神仙联系起来,说江陵人荀环曾在此遇见乘鹤的仙人并与之交谈。
后来萧子显撰《南齐书》,笃定地说那驾鹤仙人就叫王子安,甚至还有三国时期蜀国的名臣费祎在此乘鹤成仙的传说。
总之,崔颢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迷人而热闹的神仙故事已成陈迹,只能看到孤零零的黄鹤楼了。遥远的时光一去不回,只有千古不变的白云凝视着时代的变迁。
前四句营造出空灵的时空感,浮现在心头的是神秘玄乎的往昔和不能确定的未来,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空虚感。
后四句转到诗人所在的现实,因为天气晴朗,隔江相望,树木历历在目,也能清晰地看到鹦鹉洲上芳草茂盛。
诗人特意把景色写得真切可见,触手可及,与前半段的虚无缥缈、仙气缭绕相对比,形成现实与虚幻的鲜明反差。
《楚辞》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句子,由于这个典故,“芳草萋萋”就能够引起游子思乡的联想,最后归结到乡愁,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不过,这首诗前面通过时空感、历史感和现实感之间的强烈冲突的烘托,塑造出极大想象空间,荡起人们难以言状的激情,最后仅仅为了表达“乡愁”这样的熟俗主题,略显大题小做,头重脚轻。
也可能是在拥有高度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条件的今天,人们已经无法真切理解“乡愁”对古人来说是一件极大极大的事。即便如此,当我们读到杜甫用七律表现宏大主题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崔颢这首诗的主题显得轻飘飘。
崔颢留下的诗歌不多,但这首诗名气极大。尤其在南宋严羽的夸张推崇之后,更是成为其后的诗歌选本之必选。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诗话是一种诗歌评论体裁,多是偶感随笔的片言只语,往往直接给出结论,并不提供论证,这就使得一些说法含混不清。一般把严羽这句话理解为,就综合水平来判断,崔颢的《黄鹤楼》是唐人七言律诗中的最佳。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杜甫终其一生的钻研和世所公认的“诗圣”名头将被置于何地呢?
杜甫对各种诗体都有丰富的创作,尤其对近体诗用力最深。杜甫的七律,格律的完备、题材的丰富、主题的宏阔、语言的精练、风格的雄浑,之前之后都无人能出其右。
并且,七言律诗是在杜甫手上得以完备而达到最高峰,这也是公论。何况,还不屑杜甫出马,初唐的几位已经具有敢于叫板的实力了。
作为南宋的学者,严羽不可能不知道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也不可能不知道杜甫七言律诗的成就。也应该明白,把“唐人七言律诗第一”的名头送给崔颢的《黄鹤楼》,难免引来非议。
不过,我们还是要相信严羽的专业水准,他必然言出有因。
严羽这个评论,列在《沧浪诗话》的“诗评”题下。“诗评”涉及题材、体式、技法,并不单论某首的优劣。这个“七言律诗第一”的含义,很可能说的是在七言律诗时间排序之第一,是“最早”,而未必指“最佳”。
但即便说是“最早”的七言律诗,也并不严谨。毕竟,七言律诗在初唐已经体制完备,并已经有了不少优秀的创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沈佺期的《古意呈乔补缺知之》。
可巧的是,沈佺期这首诗也是横跨古体与近体之间,用律诗来写乐府。
无论“古意”二字,还是这首诗的另一个题目“独不见”,都是间接或直接用的乐府诗题。但写法却是正宗的七言律诗,格律、章法完全符合近体诗的规则。
多处出律而更接近歌行的《黄鹤楼》,在形式上已经无法与几近完美的《独不见》相提并论。而“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的句子,整首诗的寓意,章法的安排,即便不便说略胜一筹,至少也与《黄鹤楼》旗鼓相当。
因此,如果把“七言律诗第一”理解为“最早”,那《独不见》似乎更有说服力。换而言之,在“七言律诗”的形式上,《黄鹤楼》占不到最早。在“七言律诗”的艺术高度上,则有商榷的余地。
我们在讲沈佺期的时候,已经引用过明代杨慎的折中说法:“崔诗赋体多,沈诗比兴多。”各有特色,表现方法不同,这是不去评判高下的聪明之举。
“第一”可以是时间上的“最早”,也可以是艺术上的“最佳”。如果以这两个维度同时考察,《黄鹤楼》很可能胜出。如果说《黄鹤楼》是在“最早”的七言律诗中“最佳”的一首,争议基本可以平息。
严羽灵光一现的念头,可能想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清代诗人查慎行的一个说法,可以作为严羽的注解。他说:“此诗为后来七律之祖,取其气局开展。”称“七律之祖”,是因其打开了局面,具有先导的地位。
“最佳中的最早”或“最早中的最佳”,才当得起“第一”、“之祖”的称谓。而“七律之祖”,要比“七言律诗第一”的说法含义更加准确。
那么,下面这个故事就可以理解了。
传说李白看到这首诗,自愧不如而不得不搁笔。如果说真有这件事,那也是可信的,因为就歌行体而言,崔颢并不输于李白,而两人的豪放也旗鼓相当。
李白要想写出《黄鹤楼》这种把所有人都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的诗,恐怕再费些心思也未必能轻易实现。即便能写得出,已经“崔颢在上头”了,也只能遗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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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颢: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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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扇面《事事如意》
作者:林秀海(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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