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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
作者:赵凤(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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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作者新书稿《知其不可:读懂<论语>发现孔子与现代文明的距离》。本书稿根据《论语》是“有序编撰的论文”这一事实,以现代文明视角,根据上下文意,诸篇逐句诠释全书含义。本文节选自《里仁篇:人之为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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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仁篇》集中论述“仁”这一概念的内涵、表现,以及做到“仁”的原则和方法。在论述过程中,尤其更多地采用反面的事例,用对比的方法来展示“仁”的真义。这是《论语》中关于“仁”的一篇全面论述。
本章更明显地反映出“仁”作为价值判断准则的特点。
孔子说:“只有仁者才能够真正喜欢一个人,也只有仁者才能够真正厌恶一个人。”
爱恨的情感,本质上来自价值判断。对善恶是非一味宽容,表现出的大度,或者是反映了道德标准的缺失,或者是反映了判断能力的不足。前者为“不义”,后者为“不智”。“不义”、“不智”都是“不仁”的表现。
只有心怀大义,并且明辨是非,才能做到对“好人”的 喜爱、对“坏人”的厌恶。反过来,爱憎分明,必然是道德和智慧的体现。比如对侵略者恨不起来,对见义勇为者爱不起来,都是没有是非观的糊涂人。
孔子不是“老好人”,前文我们已经看到他对季氏、三桓的多次痛斥,留下“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名言;后面还将斥责他的学生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如同开骂“死狗扶不上墙”;再往后还有边用拐杖敲打原壤的脚踝边骂“老而不死是为贼”,成就“老不死的”的俗语。
责人愈深,望人愈切,痛斥中往往蕴含着大爱与大善。因而,嫉恶如仇和从善如流的,大都是是非明断、立场鲜明的正直之士,非有忧天悯人的情怀不可。而那些动不动就把宽容、大度、涵养挂在嘴边的,往往都是纵容邪恶的伪善小人。
判断事务,观察人才,都是处理政务的基本能力。故而孔子主张的“仁政”,对从政者的要求必然首先是一位“仁者”。
在中国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的、最根本的哲学概念。
《道德经》对“道”的反复论述,当是最完备的诠释。根据老子的学说,道既是宇宙的本体,也是宇宙的本源。既蕴含着万物运化的规律,又囊括人生全部的真谛。可以理解为追溯到无可再追溯的哲学极点,推论到不必再推论的逻辑顶端。一切思想一旦推演到“道”,就成为无可辩驳、无需逻辑的理所当然。
老子说:“道法自然。”所谓自然,就是本就如此。比如,孔子把“孝”作为政治伦理的起点,那么有人提出疑惑:“为什么人要讲究孝呢?”如果回答“本就这样啊”,未免显得刁蛮。而如果回答:“这就是人生之道。”则显得是一锤定音的真理而让对方哑口无言。
也正因此,每派哲学、每家学说都把“道”引为自己的佐证,也都把自己的主旨奥义称为“道”,尽管孔子之道和墨子之道大相径庭。实际上,很多时候,道只不过是一顶含义空泛的高帽子,可以视为本学说的代名词。
当说起“孔子之道”的时候,所指就是孔子学说的全部,是孔子学说最根本、最系统的原理,包含他提出的所有学术概念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因此,在孔子看来,人生追求的全部就是“闻道”。从逻辑上看,“求仁”是抽象的“闻道”的具体化体现,求仁的过程,也就是闻道的过程。
仁,是孔子学说的最核心和顶级的概念,其他概念都从“仁”而来。“求仁”和“求道”,可以理解为同义词,“求道”只是“求仁”更具不可辩驳性的高级说法。
本章把“求仁”上升到“求道”的高度,并强调其重要性为“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并暗含的意思是,如果不仁,活着也如同死了。如果闻道得仁,则虽死犹生。
如上所述,“志于道”具体化就是“志于仁”。在孔子学说里,立志求仁就意味着立志于推广孔子的政治理念。推广的方法可以很多,而最好就是从政。
从立志到闻道,再到从政,整个“学”的过程中,很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干扰或阻力,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的窘迫便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孔子说:“一个士人,如果志于道,却以破旧衣衫和粗茶淡饭为耻,那这个人就不值得一提了。”前文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又说“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可见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排斥贫贱,本是人之常情。
这里并不是说不要在于贫富等不同境遇,而是强调志于道的人目标在于闻道、弘道,富贵与贫贱并不是权衡考量的因素。这样,对于立志于道的人来说,以富贵为荣和以贫贱为耻一样,就都不值一提了。
实际上,无论多么高远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条件都不存在直接的逻辑关系,既不会与贫贱相伴,也不会与富贵相矛盾。
很可能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屡遭困厄,甚至有“绝粮”的极端困境。难免有弟子抱怨或者外人嘲讽,孔子才有这么一番话,其中大有自我辩解和安慰的成分。
孔子此说,在当时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孔子并非针对所有人发此议论,而是特定对“士”而言。士,原本是贵族出身的武士。这种社会地位的人,同时也拥有文化修养。春秋时期,旧体制逐渐消败,武士的政治地位逐渐下沉,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这个介于上层贵族与底层民众之间的没落贵族阶层,抱有政治热情和政治追求。在当时松散的政治权力构架下,高度自治的众多诸侯国为他们提供了选择余地极大的就业机会,最终得以发展为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不依赖其他阶层或政治势力的特点,使他们敢于对时政进行公正的批评,进可从政,退可议政,从而成为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
这个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成为孔子招揽的对象。实际上,连孔子本人也可以说是“士”的一员。并且,与孔子有限的为官政绩相比,他的社会批评更有超越时代的价值。这种独立的批评精神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共同特性,不得不说孔子居功甚伟。
然而,随着秦汉大一统体制的建立,收紧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择业范围。随着极权帝制的不断成熟,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独立的批判精神,成为政治势力的附庸。
即便如此,知识分子的刚毅精神也在不同时代不时闪现着火花。蔑视权贵,淡漠名利成为高贵的象征。但同时也走向“耻于言利”的另一个极端,好像文化人就必须乐于清贫,谋求富贵就是品行有缺。对“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君子固穷”等的片面理解,更加深了这种倾向,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心智成长影响深远。
他们未必不懂得将精神追求与物质生活相对立的荒谬,但在落魄之时,以精神强大来自我安慰,也算是知识分子刚毅精神的最后的倔强。
当然,本章即便是孔子自我安慰的一句话,依然能从侧面体现孔子对“仁”的近乎极端的纯粹追求。因为,仁是孔子政治学说中的基础概念,是礼、义、智、信、勇的起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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