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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的那天，上学期我做班主任时带的学生送了我一个卡皮巴拉小公仔，我非常喜欢。这学期由于学校的安排，我不再做班主任，同时也不能再继续教他们而换到隔壁班去了，说起来还是有几分伤感的。
这是我第一次做初中的班主任，不管是面对学生还是面对家长，都与我过去做高中班主任的感觉大不相同，一学期下来也经历了不少曲折。但我感谢这帮学生曾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因为走得更近，我对孩子们在校园里遭的罪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其实在最一开始，我并没有想着教初中。我萌生教初中的想法说起来可能很幼稚，说白了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将来我如果有孩子了，我并不知道的孩子在初中会经历些什么，所以出于一种朴素的责任心，我想先自己替孩子来初中看一看，体验一下，等将来ta到了这个阶段了，我至少心里有个谱，知道我能为我的孩子做点什么。
我见过太多不合格的家长了，我不希望自己那么随随便便就做家长。
因为这群孩子，上个学期我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那就是每周准备一些薄荷糖给班上的学生。每天早上，班上总有一些学生上课没精神，尤其是早上第一节。而我作为班主任，又实在狠不下心去整顿——在我的认知里，“禁止犯困”和“禁止上课期间尿急”一样，本身就挺扯淡的。
但作为班主任，我又不得不面对来自学校的压力。为了做好平衡，我的办法就是准备一些薄荷糖放在办公桌上，学生下课了如果觉得困了可以过来我这里取一颗薄荷糖吃（下图右下角，杯子里装的就是薄荷糖）。
我的能力只能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让学生在冗长的上课过程中稍微好受一些。曾有学生出于好心，跟我打小报告说见到班上有的同学会趁我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也偷偷拿糖果。我告诉他说，其实我都知道，毕竟我一直都没有去调查追究过。
我默许这种行为，一方面是觉得几颗薄荷糖花不了我多少钱，我能接受这种情况的出现；另一方面，其实我也有考虑过，这样的默许会不会不利于学生建立一个好的边界感，但后来想了想，边界感这种事情日后还有很多时间，我相信总能找到机会的（那时我并没想到下学期我就不再带他们了）。
在学生的状态已经很糟糕的情况下，我跟学生谈边界感，总觉得有点残忍——这就像是面对一个濒死的人，我要去思考给ta吃的东西会不会产生什么副作用一样。后来在某天的晚修，我简单提了一嘴：如果有同学看到有人趁我不在拿了我的糖果吃，不用跟我说是谁，也不要去开他们的玩笑。
对于孩子，我愿意首先善意地相信：ta能过来找我拿一颗糖，是鼓起了很大勇气的，而不是恬不知耻地因为好吃所以来拿。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利的时候，也总有人会有难以开口求助的时候，我实在不忍心站在道德的高地去对着不顺利的人踩上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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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历史老师，此刻我想起了那个“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流传挺广的。故事的原型是：在东西德合并后的1992年，26 岁的前东德边防警卫英戈·海因里希（Ingo Heinrich）被提起公诉，原因是他在1989 年2月5日奉命射杀了一名准备翻越柏林墙的20岁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Chris Gueffroy）。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有一句台词：“权力是当我们有绝对的理由去杀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却不那样做”）
这名警卫在法庭上的辩护：“当时我正在遵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法律和命令。”——我只不过是这个庞大机器上微不足道的一环，我不得不去执行当时的法律和命令，我不应该被判有罪。
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西奥多·赛德尔（Theodor Seidel）最后判了他三年半的有期徒刑。在判词中，有那么一句话深深地冲击了我：“并非所有合法的事情都是正确的，没有人有权无视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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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很多普通的一线老师，他们即便卑微如尘土，但仍然选择坚守良知、捍卫常识与底线。我相信，在从沉默，到顺从恶，再到作恶之间，我是有得选的，我仍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看不见”——付出的愉悦，或许很多人一辈子都理解不了。
今天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如此突出，如果大人都是无辜的，那难不成有辜的是学生自己吗？难道是那些学生自己活该“知法犯法”吗？还是说有人天天威胁你、要你执行针对学生的命令呢？
环境已经够糟糕了，如果希望能在社会上多遇到一些友善的陌生人、而不是充满戾气的陌生人与随时可能做出无差别伤害行为的陌生人，那么至少现在对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尽可能地让孩子在友善与尊重的环境中长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杀鸡取卵。
至少在我的课堂里，我的学生并不需要“有价值”才被允许存在，也并不非只有做得如我意才能被肯定——存在本身就是意义，生命本身就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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