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时候，我最害怕我爸炒股。
每天下午三点是股市收盘的时间，每当快到这个时间的时候，我都会立马从床上轻轻地起来，然后坐到学习桌上拿出作业习题，摆出一副学了很久并且还能继续学很久的样子，然后静静地听着电脑房里传来的动静——如果听到的是沉重的呼吸声，那我就得紧张起来，因为这意味着我爸又亏钱了，接下来一定是关掉电脑、走进我的房间看我在做什么。
刚开始家里买电脑的时候，我并不是这样子的。那时我爸刚准备下定决心专心炒股，我在支持他的同时也和他约好：炒股时间电脑归他，收盘了就让我玩游戏。起初的那段时间，我非常期待时间快快到下午三点，我会一边看着漫画一边盯着墙上的时钟，在心里暗暗用力“推”着秒针走快点。然后等三点一到，我爸就会关掉炒股软件示意我可以用电脑了。
但没过多久，我发现我爸开始不遵守约定了：
先是收盘之后坐在电脑前的时间越来越久，少则半个小时多则一两个小时，我还不能上去提醒他——他拖的时候往往最容易冲我发火。
再是收盘之后总会动不动地进我房间过来看我，如果看到我不是在学习的话就会骂我，说我不好好学习、不知道现在挣钱多难之类的话，然后出门前会把电脑关掉——电脑设置了开机密码，关机了我就没得玩游戏了。
那时候的我，觉得我爸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无比正确地“为了我的学习能更进步”，但我又有一种说不上的恐惧。后来读了大学回顾这段经历，我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即便目标是正义的，也不应该不择手段，因为正义本身就是对某些底线与良知的坚守。
因此在我当了老师之后，我一直努力避免让孩子感受到恐惧，同时又想办法让学生分数尽可能上去。我知道采用严管的效率是最高的、也是在校园里被广泛认可的：当一个班上的学生能做到上课最安静、坐得笔直，排队上下课时最井然有序、不打不闹，在进行集体活动的时候一听到口令就能马上集合完毕并且队伍整齐，那么这一定会被家长和领导认可——但又有多少大人会在意，孩子在这个活泼的年纪变得如此安分守己，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以及，将来需要花多少时间精力才会走出来呢？
在一个美好的年纪却流露出这样的眼神，实在是让我发怵。为了达到某种正义的目标，或者说为了让孩子时刻不脱离自己的掌控，孩子的前半生大概是这样过来的：
在孩子小的时候，如果做不到听大人的话，就采用暴力手段；
在孩子读中学时，如果做不到听大人的话，就采用经济制裁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禁止玩手机、不给买新设备、不给钱等等）；
等到了孩子成年之后，如果做不到听大人的话，就用道德绑架的手段，继续吸食着孩子（翅膀硬了就不认爹妈了）。
不择手段地对孩子施展权力的感觉，是多么地诱人。掌控欲让一代代大人前仆后继，甚至到了不惜伤害自己也要掌控孩子的程度。
极少数幸运的孩子意识到了问题，穷尽半生自己疗愈自己、重新找回力量；而更多的不幸的孩子长大后“突然明白了父母的良苦用心”，于是对自己的下一代也狠下心来，将创伤继续传给下一代。
2
我坚信，不择手段的正义并非真正的正义，因为正义本身恰恰是对一些底线的坚守。作为一名历史老师，我想到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人物：王安石的得意门生钱景谌。
北宋中期，为了解决“三冗”问题，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然而这些改革的具体执行措施并不细致，这就给地方执行的官员留下了很大的腐败空间。
可以说，但凡在官场混得久的官员，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变法内容有油水可捞。于是，许多官员开始投机，开始睁着眼睛说瞎话，公开为变法站台，而王安石也趁机提拔了一批热烈支持他变法的官员。
当然了，那个时代也有一些看不过眼的官员，宁愿放弃高官厚禄也要坚持拒绝参与到这场“不择手段的正义”中，这其中就包括了当时的台州知州钱景谌。王安石在升任参知政事后，钱景谌按照规矩到开封去祝贺老师。王安石想拉拢他支持变法，于是当着其他客人的面问他：“你在许州这边，听到大家都是怎么评价的青苗法和免疫法？”
（王安石）问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谌曰：“利少害多，异日必为民患。”（王）又问：“孰为可用之人？”（钱）曰：“居丧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难事也。”遂辞出。 ——《宋史·钱景谌传》
钱景谌直截了当地说：“利少害多，今后一定会成为百姓的祸害。”王安石眼见拉拢不成，还想再给他一次机会，于是又问钱景谌：“那你觉得谁可以来帮我落实变法？”
钱景谌回答：“我在家服丧，已经很久没维持人事关系了，我不知道谁可以帮你。”说完就辞别了自己的老师回家。
一年多之后，王安石已经当上了宰相。按照规矩，钱景谌又得去开封祝贺自己的老师。王安石对自己这位门生仍旧不想放弃，两人见面之后，王安石当着众人的面给他安排工作，让他去峡路（大致是川东地区）推行免疫法，顺便平定那边的少数民族叛乱。
钱景谌依旧不给老师面子：“我没去过峡路，那里是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再说我一个读书人本就不擅长带兵打仗，老师您还是换其他人去吧。”
王安石听完非常生气，在场的几十个人见气氛不对劲，一句话也不敢说。然而面对王安石的暴怒，钱景谌笑着对他说：
“自古以来，好利者众，而顾义者寡，故天下万事，皆由人而不在于己。苟为利所动，而由于人，则盗亦可为也。夫盗之所以为盗者，利胜于义，而不知所以为之者耳。吾又何憾焉？”
——翻译过来就是：如果官员都去追求利益而不顾气节，那做官跟做强盗有什么区别？
钱景谌说完这番话后，就转身离开了会场，从此与王安石绝交。而失去了王安石的支持，他今后的仕途也止步于朝请郎这样的正七品官职，直到去世也没能到开封做官。
（钱景谌）遂与安石绝。熙宁末，从张景宪辟知瀛州，终身为外官，仅至朝请郎而卒。 ——《宋史·钱景谌传》
3
想钱景谌这样的人，他们混迹官场许久，一定很清楚所谓的主流。其实他们并不是变法的制定者，他们只需要稍微屈服一下，就能高官厚禄加身。但他们就是做不到这样的不择手段，宁愿得罪王安石、赌上自己的仕途，也仅仅是想告诉对方：这样是不对的，我拒绝参与。
如今的形势一步步地恶化，大家感到越来越累、越来越卷，恰恰是很多人对种种不择手段的正义的妥协与退让造成的：
商家和企业需要盈利没有错，但现实是当他们要求欺骗顾客的时候，没有几个员工能够拒绝这种“不择手段的正义”，于是大家就开始接受了充斥着欺骗的消费，最后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去辨别商品；
学校和教师需要发展也没有错，但现实是当领导要求严管、追求立竿见影的时候，没有几个老师能拒绝这种“不择手段的正义”，于是大家就开始接受了精细化管理下的内卷，最后从领导到教师到学生到家长全都折腾的身心疲惫，而问题却越来越多；
飞机上需要保持安静没有错，但当飞机上有一个吵闹的孩童的时候，没有几个乘客能拒绝“不择手段的正义”——但，凭什么要求一个孩童必须遵守大人的正义？如果换成播放新闻的高音喇叭，这些人又有几个敢去投诉？
在判断谁是可以被欺负这件事上，许多人的眼睛总是雪亮的。
愿世间能少一些不择手段的正义。当然了，作为老师，我首先朴素地希望孩子们能少遭受一些不择手段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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