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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前，一份《防自杀承诺书》在网络上引起热议，也让水寨中学这所学校火了一把。我查了一下资料，水寨中学是梅州市的重点中学，早在2008年就被评为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高中。一所国家级示范性高中做出了如此大跌眼镜的行为，也算是给其他学校作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了。
这件事情如今早已尘埃落定：当地教育局宣布该承诺书作废，并收回已经签了字的承诺书，同时对学校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在全县通报批评。
在外人看来这件事挺荒唐的，但对我这样在学校一线工作的人来说，早就属于见怪不怪的行为了。如今校园里的心理问题非常严峻，学生上课越来越“难管”，很多地方的医院也挤满了“厌学”的学生，可以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地方教育部门作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肯定也是想做点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会肯定是没少开的，指示肯定也没少传达，要求肯定也没少提。可一到了落实的层面，学校就像是有默契一般，纷纷想出各种办法来“应付”这些工作和要求。
说好听点叫“应付”，说不好听就是糊弄：
比如教育局下达了什么调查问卷，要求学生如实填写，很多学校不是告诉学生如实填写，而是给老师布置任务，要求学生背好“正确答案”填上去；
比如上级派人来学校检查文件和信息，学校内部哪怕是数据造假也必须保证各项指标达到对应的要求；
再比如教育系统里时不时会派人来突击“暗访”，而学校里总有人能收到风，提前准备好阴阳课表并张贴在醒目位置，还让老师警告学生不许乱说话。
学校里的老师和领导似乎都默认了这些属于“形式主义”，是不重要的，像完成游戏里的日常任务一样尽快想办法完成就行了，千万不要多问。
既然有些事情会被认为是形式主义，那么也一定有另一些事情会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人胆敢对这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抱着应付的态度去完成，那一定是不可原谅的。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属于他们眼中的“非常重要”呢？我想到了几点：
老师上课把讲知识点讲完是“非常重要”的，哪怕为此拖堂，哪怕不准学生上厕所，学生也应该且必须要理解老师。如果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发呆，想的是喝水和上厕所，那一定是不可原谅的；
老师特地加印题目让学生做完是“非常重要”的，哪怕为此占用了学生休息时间也是应该的，学生也必须要理解老师，因为老师也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如果在这么重要的时间里还不争分夺秒认真做题，只是随便写几个答案上去，那一定是不可原谅的；
老师布置作业、学生全部都要认真完成“非常重要”的，哪怕老师可能不会去批改、也不会去讲，只是发一个答案自行订正，那也应该要认真完成，因为这是为了你自己。如果面对这些精心挑选的作业只是相互抄袭应付了事，那一定是不可原谅的，必须写检讨、告知家长，家校合力；
领导检查老师的教学常规、并监督老师是否按照规范去执行是“非常重要”的，哪怕这个规范细化到上课第几分钟应该完成哪些流程、作业批改时的勾要打多大、打在哪个位置的程度，哪怕非常费时费力也应该要认真去完成，因为这都是为了高质量办学。如果发现有哪个老师批改作业不及时不规范，上完课没有去检查学生笔记、没有跟进学生学情，那一定不可原谅的，必须对其进行约谈处罚，让他们明白学校对应付了事的反对态度。
（要求孩子去理解大人的情绪，让我一时分不清：到底谁才是大人，谁才是孩子？）
对于上面我提到的两种情况，很多人的观点是“既然是教育部门下达的任务，我肯定要尽力满足要求，哪怕数据造假；而孩子抄作业耍滑头性质不一样，孩子这么做就是态度问题。他们明明有时间，只是他们就是不做。”
我突然就有了这么一个疑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觉得“小孩子的事不重要，而大人的事都很重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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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回答这个疑惑前，我想先聊一本美国作家艾伦·G·约翰逊曾写过的社会学著作《性别打结》。在当下男女对立趋于白热化的现实中，能够看到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出来发声与写作，而这本书让我觉得可贵的是：作者是一名男性，他以男性视角去观察当下的男性在生活细节中表现出来的“特权”，也对一些男女对立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然了，这篇文章并不想探讨男女对立，这本书的重心也不在于此。我想提这本书，是因为书中的一段话能够解答我前面的提到的疑惑：
“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不重要，无论它是生是死，对任何事情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影响。但从整体上看，这些叶子对整棵树来说必不可少，因为它们能进行光合作用，为树提供糖分。没有叶子，树就会死。叶子很重要，也不重要，就像我们很重要，也不重要。”
孩子的事情不重要，因为并不能直接给我们马上带来什么肉眼可见的利益；大人的事情很重要，因为只要做不好就的的确确会立刻影响到自己的利益甚至是饭碗——因此，大人的事情很重要，孩子的事情不重要。
作为一名历史老师，我又想到了另一个人：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他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在小时候就能文善诗，但是他又对当官没有兴趣，经常在考场上写出让考官捶胸顿足的“零分作文”然后潇洒离去，利用闲暇时间，金圣叹点评过不少经典著作，他的文学才华甚至引得顺治皇帝的称赞。
后来他因为声讨贪官被判处了死刑。在行刑前，金圣叹微笑着让刽子手上前，称自己有话要说，刽子手将耳朵凑到他嘴边，于是他悄悄地说：
“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
而当行刑完毕、金圣叹的人头落地时，从他的耳朵中掉出了两个小纸团，刽子手打开一看，其中一个写着“好”字，另一个写着“疼”字。
我原以为，这么一个不务正业的“搞笑男”去点评文学作品，大概也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吧？而当我看了他对《水浒传》林冲的点评后，我觉得他真的很能洞察人性。
金圣叹是这么评价林冲的：“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林冲，毒人也，太狠。”——在他看来，林冲是上上人物，只不过太过狠毒：
他做事情有先见之明，同时还能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屈辱，为了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样的人在世上一定能够做出一番事业，但即便做出了一番事业也已经没有人性、成为“毒人”了。
他的评价可以说和主流对于林冲个性的观点非常不一样了。读过《水浒传》的都知道林冲这个人从登场到死亡，不是被迫害就是在被迫害的路上，到死都无法报仇，也没享受梁山好汉归降的福利，无论怎么看都和“毒人”扯不上关系吧?
不妨先看看《水浒传》里关于林冲剧情的描述：
夫人被人调戏，林冲气愤地扳过调戏者的肩膀准备给他一拳，没想到调戏者竟是高衙内，紧握的拳头立马就软了下来；
过了几天，作为好友的陆虞候骗林冲去喝酒、把他支出家门，让高衙内能安心地将林冲夫人带回自己家里不可描述。林冲得知真相后，跑到陆虞候家门前，但他并没有破门而入，而是在门外大喊“大嫂开门！”，让高衙内成功脱身，避免了尴尬；
之后，林冲中计误入了商议军机大事的白虎节堂，被高衙内抓了现行、发配到了沧州。临行前，夫人前来送行，林冲当场写下休书，让夫人不必再等他回来，找个好丈夫再嫁。可在当时，全京城的人都听说了林夫人早被高衙内看上了，谁敢去娶她呢？这时候休妻，无非是向高衙内示好，同时将自己的夫人逼上绝路罢了。
再然后，负责押送林冲的两个公差想在野猪林里把他干掉，鲁智深为了救林冲大闹野猪林。为了防止两个负责押送的公差再搞小动作，鲁智深一路护送林冲到了沧州。当时，两个公差想知道鲁智深是谁，但鲁智深并没有暴露身份，反而是林冲在他刚走远没多久就向两位公差暴露了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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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剧情里可以看到，相貌堂堂，“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林冲，为了讨好权力、获得利益，可以忍受奇耻大辱，可以抛弃结发妻子，可以出卖拜过把子的兄弟——即便最后真的成功了，也不过是“毒人”一个罢了。
《水浒传》只是一部小说，林冲也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然而在生活中，或者说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这样的“毒人”非常之多：他们对上级的检查尽力糊弄，甚至在明知道的情况下还会配合着“演戏”，而对下级的应付则会表现出极大的愤怒。
当标准可以是灵活的时候，实际上就等于没有标准，或者说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是标准：你安安分分地执行规定与细则，但只要有一点让老师或者领导不满意，那么对你的评价就可以一下跌入谷底，即便你前面做得再好也不作数——因为强就意味着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和解释权。
这些思想，本质上都是丛林法则思维的余毒。在丛林法则中，弱者任由强者摆布。而弱者没得选，于是糊弄成为了他们几乎是唯一的非暴力反抗方式。
明明都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了，明明那么多法律摆在哪里，人与人之间却仍然不是协商与合作的关系，而是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是一方必须压着另一方的关系，骨子里容忍不了平等与尊严。
孩子是会模仿大人的，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如今有些家长或者老师的说教不起作用？因为他们自己首先就是一个双标的人：一边躺在沙发上刷手机，一边要求孩子认真学习，孩子一定会糊弄你——因为ta一直看着你自己是怎么利用时间的，是怎么“糊弄”ta们的。
孩子只是年纪小，但他们不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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