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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我在公众号里敲下了工作以来的第一篇文章：
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写作将会对我带来多大的影响——我想写点什么，仅仅是因为当时很痛苦：那时候，我还没有从被上一所学校辞退的阴霾中走出来。
工作的头两年，我目睹了教育生态的恶化并参与其中，但那时候的我仍然对教育环境充满着幻想：虽然大环境越来越卷，但我相信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学生不那么卷也能出成绩，只要遇上一所好学校，只要遇上能赏识我的领导，我就能大展身手，一切就会好起来了。
是的，只要遇上能够认可我的人，一切就能好起来了。
在我教高中的那段时间，我担任了教研组长。当时恰逢学校老校长生病休息，一位新校长来暂时接替工作。这个教研组长的位置实际上是原来的老师离职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来接替，所以领导才选的我。但我当时还是很开心：终于遇上一个理念相近的、赏识我的领导了。
接下来的一个学期，我在行政会议上接连提出了各种议案：比如取消一节早读课让学生多睡半个小时，比如放弃老校长大力提倡的“先学后教”模式、尝试推行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等等。
当时的我充满了极大的热情，经常写方案计划写到凌晨，也没少在大会上与其他老师据理力争，更有多次在行政会议上当面驳斥领导的提议考虑不周全的经历——那时的我，只希望能多帮学校出谋划策，能少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让学校越来越好。
但很显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位置——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既不在领导他们的圈子里，也没有用坚决执行的态度向领导表达过“忠心”。于是在高考结束之后，我收到了辞退的通知，离开了我倾注了诸多心血、也是我目前为止待得最久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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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被辞退，也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在当下的教育环境里，站在“正确”的队伍中远比所谓学校的发展更重要。领导们普遍比较保守，信奉严管和内卷，因为那样容易很快出成绩。我的很多提案看起来像是不希望学生出成绩，但实际并非如此——我希望出成绩，只不过我想把目光放长远些，不要只拘泥于这学期能看见成绩、这个月就能看到成绩。
因此，尽管被辞了，我仍抱有幻想：我相信一定有学校，他们的领导眼光是长远的，也和我一样是反感内卷的。在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我也确实找到了这么一所学校：不需要坐班，没有打卡考勤，没有各种形式主义留痕的要求，也不需要动不动就报备和申请，更没有各种细致严苛的扣钱规定。
可以说，这是我工作以来待过的最舒心的学校了。不仅每天都有足够的睡眠，更重要的是理念相近：领导多次在例会上强调要和学生建立好的关系，因为好的关系才有好的教育。他们也确实没有领导架子，不仅学生面对他们没有惧色，彼此之间都是以“X姐”“X哥”相称呼，而不是“X主任”。即便是开会也很少会去提成绩，更不会要求老师为了提高成绩要如何做。
因此在那个学期，不再需要考虑成绩与进度以及各种考核的我，开始了更多的尝试：用游戏课件来上课以吸引学生兴趣，晚自习给学生讲历史故事，制作出了更复杂更精美的历史复习桌游，还设计了课堂“剧本杀”和一系列好玩又能复习知识点的课堂小游戏。
在那个暑假，我原计划是继续找一所高中教下去，但我被这所学校的理念所吸引，负责招聘的老师说只剩下初中老师的位置。我权衡再三，初中就初中吧，虽然我教初中孩子的经验几乎等于零，但我对自己有信心。
原以为，我会陪着这一批新的七年级学生一直教到他们初中毕业，甚至会一直在那里教下去，然而我却忽视了另一个因素：家长。
家长花钱选择私立学校，肯定是希望自己孩子的成绩能有很好的提升，再加上“高考可以复读，而中考只有一次”的认知，实际上初中孩子面临的压力一点也不比高中少。所以，老师们抓学生的背诵和错题仍旧是普遍情况。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初一初二这两年，最重要的还是保证学生对历史这门课的兴趣，真要卷等到初三再卷也不迟。给学生太多的作业和压力，说不定还没到初三就出现心理问题了。
基于这个想法，我平时放假几乎不布置书面作业——既然是假期，那就应该好好休息。学生几乎没怎么刷题，因为我尽可能地用各种小游戏代替试卷来帮助学生回顾与梳理知识点，再加上我对初中学生学情的误判（我将对待高中学生的经验照搬到了初中学生上，比如讲新课时先让他们自己看几分钟课本总结知识点，比如直接发练习册的答案给学生自行订正），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我所带的班级成绩普遍不如我同事所带的班级。
不过我对此也没有太放在心上，因为我相信这点差距只要我想，追赶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只是现阶段我不想这么做，毕竟对我而言，保护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远比取得好成绩重要，加上领导也多次强调不要去卷学生，不要逼着学生出成绩。
然而，这是我第二次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位置——我是一个私立学校的老师，成绩恰恰是当下私立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哪怕理念再进步也好，哪怕领导没有给老师压力也好，如果带不出家长满意的成绩，一切都毫无意义。
2024年1月，七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我收到了年级主任的不续约告知。“不管怎样，你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参加完年会再走吧，说不定还能拿个奖呢。”年级主任对我说。
之后的那一周，我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和其他七年级的老师一起排练年会节目。年会结束的那个晚上，我回到宿舍时已经将近晚上11点了，可我一点也不想先睡一觉，睡醒再出发。我收拾完剩下的行李，装上我的车，匆匆地驶离了空旷的校道，一刻也不愿多留。
我清晰的记得，那天我将近半夜3点钟才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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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之后的那几天，一种破碎的无力感深深刺痛了我。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切似乎都毫无意义——这不单单是学校的问题，也不是领导的问题，不是学生的问题，更不单单是家长的问题。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成绩又是一个绝对无法绕开的内容。而解决的方式除了卷和更卷，似乎别无他法。
那段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我知道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尽管我还没有答案，但我可以将我自己的经历先记录下来，梳理一遍。于是在那个晚上，我找回了读大学时创建的公众号，并在深夜写下了第一篇文章。
众所周知，公元纪年法是以公元1年开始算起的，并没有公元零年的说法，只有公元1年和公元前1年。大学时我以这个名字作为公众号名字，一是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帅，二是以“公元零年”表达我对世界的好奇与质疑：为什么公元就没有零年呢。
2024年对我来说是意义深远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我重新拾起了当初的那份对世界的好奇心——为什么教育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大家都这么做，就意味着这一定是对的吗？我一定要“找到组织”才能做事情吗？我要怎么去平衡各种因素呢？
这一年，我的阅读越来越广泛：从历史学，到教育学，到心理学，到经济学，到游戏设计，到两性关系，再到如今的社会学。从黄牧航，到茅卫东，到悦谷社区，到阿德勒，到王慧玲，到沙法丽·萨巴瑞，再到如今的艾伦·约翰逊，...我的思考越来越多，文章也越写越多。
这一年，我真正开始将目光放回到了自己身上，不再渴望外界的认同，不再求赏识、求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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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寒假，我很快找到了新学校。新学校校风比较传统，但胜在离家不远，开车不用一个小时就能到。我向新学校表示愿意做班主任，无所谓好班差班——对我来说，想要了解学生，就要和他们走的更近，深度参与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我才能透过学生看到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开学后，我开始用公众号记录学生生活的点滴，并写下我对教育的好奇与质疑。在这些文章中，有单纯记录与学生相处细节的：
也有我对教育的反思：
这一年，我写下了超过70篇的原创文章。我深知，我的这些记录与反思是不入流的：家长不一定理解，同事不一定认可，领导也更不可能赞同。但我这些文章，并不是写出来求认可的，更多只是自己思绪的整理，是写给我自己的。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了超过2000名读者的关注，也收到了不少打赏，谢谢你们。
这一年，我默默做事，做具体的事：给学生买书，买各种生活必需品，买零食，组织看电影，这些我都没有在家长面前提起过——不再求期待，也无惧否定，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成为了我这一年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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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过程，成为了我“脱嵌”的过程。所谓脱嵌，对我来说是我找回常识与良知的过程。这学期，我给学生发了很多士力架和糖果，因为在开学初，我对学生说：“如果你上课感觉犯困，或者低血糖了，可以来找我要糖果；如果你被留堂没吃上饭，或者吃不饱，你可以来找我要根士力架。”
什么是常识呢？《让子弹飞》有句台词：谁穷，谁就是穷人。我给学生士力架，是因为学生饿了需要士力架，这就是常识——而不是更普遍的“我对学生好，是希望学生学生能考个好成绩报答我”。
学生需要，我有能力，我愿意力所能及地帮一点忙，这和成绩毫无关系，也本不应该扯上关系——期待的背后，是控制。
关于常识，我还写过这些文章：
在我写的这些文章里，有两篇还上了报纸，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意外之喜了，第一次体验到写文章赚稿费的感觉，几百块钱的稿费也算是一笔横财了。
这一年，我的课堂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不再向以前那样追求丰富有趣的课件，我的课件开始变得简洁起来，基本上只保留做笔记所必须的知识点，我把更多的备课精力放在了如何更通俗地讲和梳理上——毕竟想要取得成绩，我还是得想办法做好平衡。
至于桌游设计这条路，我也没有放弃。原来设计的桌游虽然玩法多样，但也正是因为我什么元素都想加进去，导致规则变得非常复杂，学生反而不愿意去了解了。这学期我将精力放在了改进、简化原有的桌游上，将原来复杂的机制尽可能地简单化，让学生能更好上手。
我希望在将来，我的“武器库”能更加充裕：面对优生有优生的教学方式，面对基础生有基础生的教学方式，而面对成绩不好的学生我同样有办法让他们对历史产生兴趣。面对未知又充满变化的未来，我当下能做的就是做事，做具体的事。
（如今，我的英语阅读感觉已经问题不大，今年继续学习新的语言，说不定将来能用上）
当然了，未来会如何，我以后还会不会又面临换学校，会不会继续当老师，这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也不能保证，我做的这一切就一定会有意义。但即便如此，我也要做点什么，做具体的事情，去对抗那虚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