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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开学已经两周了。由于这学期学校要求小科目不能在晚自习留作业，这就意味着我要挤出一点时间让学生在课堂上写作业。在开学初的见面课上，我与学生约好了作业的量，去掉了练习册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只要求学生认真完成剩下部分的内容即可。
工作以来，除了在带高三的时候印过一些卷子，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几乎没有安排过练习册以外的作业。即便是练习册，有些题目出的水平不好的，我也不需要学生做——刷题有其必要性，但我不会去神化刷题。
这周在批改作业的时候，我发现了几份错得一模一样、且字迹看得出很匆忙的练习册。直觉告诉我，他们肯定是相互抄了。按照一般老师的思路，这时候我应该将情况反映给班主任和家长，然后再将那几个学生约到办公室谈话，罚他们重写甚至抄上几遍——这才是让家长和领导满意的教师。
我相信，学生做的任何事情，小到突然在课上骂人、故意去抄本该认真完成的作业，大到用东西伤害自己，都是有他们自己的原因的。至少在作出决定之前，我应该要给学生一个表达的机会，而不是凭借我过往的经验去武断地推测学生。
于是第二天刚上课的时候，我把这个情况说了出来。我问他们：“你们现在是作业太多了吗？”学生的情绪像是被点燃了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吐槽。从他们的吐槽中，我才意识到被我忽略的一个点：上学期同样是这个量，抄作业的情况并没有如今这样严重，而这学期抄作业的情况多了不是因为他们变懒了，而是因为多了一门新课程要学。
出现抄作业现象比较严重的主要集中在练习册的填空题部分——我的初衷是希望学生能多翻几次书本，熟悉每一课的知识点并填到练习册上。而如今却变成了：怕完不成其他作业，一些学生决定跳过翻书，直接抄同学的填空，于是才出现了错的地方都一样的情况。
我没想到，我的好意反而让学生陷入到了更加困难的局面中。若是如此，这样的好意不要也罢。所以我当即宣布：从下一课开始，练习册的作业量再少一部分。原来要求必须完成的填空题部分现在不作要求，只是建议有时间就写一写，顺便翻一翻书。
在我发现学生抄作业之后，我并没有选择“为他们的未来着想”，而是选择了“为他们当下的状态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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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相信学生的成绩可以靠紧盯盯出来的，有时候越紧盯越严抓反而越低效，因为学生需要分出精力时刻提醒自己要达到要求。作为一名历史老师，我想到了洋务运动时的轮船招商局厂——它的衰落跟“紧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轮船招商局成立于1873年1月，是政府创设的第一家近代公司。在1873年到1885年，由于缺乏相关经验，因此清政府对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并没有采取什么“紧盯”的措施，这一时期的轮船招商局发展迅速：
在1875年，招商局架设了一条从总局至虹口码头的电缆，这是中国人自己架设的第一条专用电话线；1876年3月，招商局收购了美资旗昌轮船公司，这是中国民族工商企业第一次收购外商资产；同年12 月，与英资太古、怡和签订了第一次齐价合同，保护了中国的航运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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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教育环境变得不对劲了，也有不少过来人开始怀念以前的教育环境，我有时候也会感慨：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外卖、电动车和汽车是可以随便进出的，门禁是没有的，校卡只是用来吃饭的，深夜是可以在宿舍楼下的草坪围坐在一起喝酒唱歌而不会被生活老师驱赶的，...
为什么他们会怀念以前的教育环境？因为今天的学校恰恰缺乏了往日的那种真实、善良与包容的氛围：从学校领导到普通老师，他们一边说着漂亮话，一边又在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为了学生发展的“大义”应当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
于是，我们的教育环境，变得越来越规范，同时也变得越来越窒息。
（这样的“规则”，在普通的学校里遍地都是，没有例外。只不过大部分的学校不会像这样直接展示出来给家长们看到罢了——因为他们也清楚，这些东西上不了台面）
聪明的孩子们就在这十几年的校园生活中学到了：我可以为了某些大义去要求他人、甚至是伤害他人——因为大人就是这么对我们的。
等他们长大了、出了社会之后：
他们就变成了在商场里看见红点就投诉商场媚日的那群人；
他们就变成了看见自家企业产品有红圆圈就举报是日本企业的那群人；
他们就变成了不准别人穿像日本传统服饰的那群人；
他们就变成了在英法侵略的旅游景点里驱赶日本人的那群人；
甚至，他们就变成了砸开日系车车窗的那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