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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师，这几年经常能听到吐槽学生越来越难管的言论。确实，很多老师都纳闷，如今的学生能够接触到以前学生所没体验过的诸多新事物：小红花、积分制、小零食、趣味学习软件、项目式学习等创意层出不穷，很多老师也确确实实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上面，他们所凝聚的教育教学成果比以往任何时期的都要丰富且精彩。
然而奇怪的是，伴随着各种新的教育创意的出现，如今学生的心理问题与学习热情不仅没有比以往有提升，反而与以前相比出现了更多的问题。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课本越来越难、考试难度越来越高、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等等。
在这种内卷之下，不仅是学生有心理问题，我相信如果对老师也进行心理普查的话，很多老师也有心理问题。并且为了保住饭碗，这些老师往往还不能表现出心理问题来。所以每当我看到各种教师打骂学生的新闻时，我非常理解他们，我相信他们之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承受着来自学校领导与家长的巨大压力。
但是，我理解他们，不代表我支持他们。恰恰相反，我非常看不起这些老师，因为当他们面对越来越严苛的考核要求时，他们不敢对抗提出要求的人，而是去责怪一群无辜的孩子为什么不遵守这越来越严苛的规则——我知道这些规则很不合理，但即便不合理，即便很痛苦，你凭什么不遵守？
什么是坏？作为一个大人，强迫孩子必须挡在他们面前，这就是坏。这些老师一边对孩子言语苛刻甚至大打出手，一边又说自己才是受害者，没有比这更荒唐的画面了。
而言语苛刻、要求细致的老师，又往往会被家长认为是最认真负责的：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学生能够有个好成绩，有个好的行为习惯。只有成绩好了，表现好了，孩子们今后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呀。
他们利用下课和放学时间留下学生、整顿学生，要是再不服从那就加大力度，剥夺睡眠时间。而当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这些老师又会把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我们压力也大啊，不是你们要成绩、要行为习惯的吗？
孩子回到家与家长诉苦，又遭到家长的冷漠对待：我觉得老师做得很好，连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爸爸妈妈哪个不辛苦。退无可退的孩子开始拒绝沟通，甚至和家长吵架，这时候家长也同样会把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我们也不想这样啊，可如今这个社会，没有高中读、没个大学文凭可怎么生存呀？
焦虑的家长滋养了一大批“负责任”的老师，他们共同默许着这些不合理的、反人性的规则与观念继续存在，他们也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去对抗这些不合理，于是他们选择把一切都推给孩子，让孩子为他们的懦弱买单。
显然，当规则有利于他们时，他们就会强调规则；当事实有利于他们时，他们就强调事实——这些老师与家长非常清楚这个教育体系是有问题的，但他们还是继续用行动努力使这个体系继续运作下去，为的就是保住自己在这个不合理的体系中所占据的有利位置。
对学生来说，有些苦，它只是苦，不配被称为青春。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从来都只存在于电视的剧情和学校的推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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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历史老师，我深知在历史上的很多侵略战争中，侵略者为了“师出有名”，往往会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边说自己才是受害者，一边又去侵略他人，例如近代的日本。
自从法西斯势力夺权后，日本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被严密控制着，他们获得的信息都是经过审核与筛选的，对于形势的认知缺乏更多的信息来源作为参考，因此往往无法了解真实的社会情况。
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对民众宣传，说他们自己才是受害的那一方，因为他们的生存空间在一步步地被挤压，发动战争不过是自卫还击，只有战争能将本属于我们的生存空间赢回来。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试图以外交的方式化解战争。然而日本政府在一周之后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污蔑中国方面才是加害者：
“帝国政府常以敦睦日华两国的邦交，实现共存共荣为坚定不移之方针...不幸，过去几年来，XX官民屡有刺激我国国民感情的言行，...以致在我国一般国民的心目中造成一种印象，认为XX方面对我方友好公正的政策并未报以同样的精神，于是群情为之骚然。适逢其时，于九月十八日夜半，在奉天附近的一部分XX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的路轨，袭击了我方守备队，以致发生冲突。”
——9月24日《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政府声明》
尽管后来国际联盟派了人来调查，要求日本政府重新发表了一份声明，但在第二份声明里，日本方面仍然强调自己不从中国撤兵是“为了保护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是“出于万不得已”的理由。
在法西斯政府的舆论操控下，日本国内的媒体纷纷造势，谴责外交部门不够强硬，以此来绑架民意支持战争：
“这是自日俄战争以来降临在我国国民身上的又一次巨大挑战，我们应该大声号召国民的奋起努力。如果正义的主张得不到伸张的话，我帝国将会受到外国的侮辱。”
——《东京日日新闻》
而对于一些相对进步的媒体，法西斯政府会用恐吓的方式使他们屈服，比较有名的如《大阪朝日新闻》。早在1918年，日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国内爆发 “米骚动”时，《大阪朝日新闻》就在报道使用 “白虹贯日” 一词来讽刺日本政府，最终报社遭受了日本新闻史上最严厉的惩处，陷入了经营危机。
到了二战前夕，他们又遭到了军部与右翼组织黑龙会的威胁恐吓。与此同时，被舆论操控的民众也开始抵制该报社、纷纷呼吁不要购买旗下的报纸。最终，《大阪朝日新闻》为了盈利选择了屈服，开始紧跟主流：
“错在对方那里，……必然是有计划性的破坏行为。绝对不能容忍！……哪怕是丝毫的破坏，我们也不能容忍。不得不说我国守卫队立即做出的迎击行为，是理所当然的紧急措施。”
——《大阪朝日新闻》
*表格引自：前坂俊之《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
3
这场民族危机过去还没一个世纪，如今每年的9月18日更是会组织形形色色的纪念活动，高喊“勿忘国耻”。先辈浴血奋战给中国争取到的未来，到了今天却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伤害自己甚至是失去生命，这是多么的讽刺。
多少家长和老师自己懦弱、不敢为这不合理的教育模式做出哪怕一丝丝的反抗，却很勇敢地把责任推给最弱的孩子，要求孩子理解与配合，要求学生有格局，而轮到自己利益受影响的时候却又最不愿意谈格局。
秦王嬴政完成统一，对后来的王朝影响深远。但当时那些被秦军铁蹄践踏的关东六国百姓会去想“哎呀，秦军入侵的好，我们被统一了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吗？
教育越来越内卷，某种程度上就是本该承担责任的人推卸责任的结果——教育确实出问题了，但不能赖到我头上啊，我也要养家糊口，我也有难处，我把能做的都做了，我是尽职尽责的。
于是就有了越来越多、屡禁不止的形式主义——它们的存在，恰恰是用来证明自己工作做到位了，责任不在我身上：
“我严抓跑操了，对跑操请假的同学也要求写检讨书了，跑操的照片和记录都有。你说学生体质越来越差？那跟我没关系，我该做的都做了”；
“我每周都安排心理课了，每个学生都有单独对应的德育导师，我也要求每个德育导师每个月至少找学生谈心几次，连照片和谈话记录都有，学生自己写的谈话感受也没问题。你说学生抑郁了？那跟我没关系，我该做的都做了”；
“我教学常规都认真检查了，我的教案又详细又美观，我的听课记录和培训记录都非常多，连照片也拍下来了。学生的作业我都有批改打分和评语，都有让学生订正的痕迹，他们的课本都是有笔记的。你说学生成绩不好？那跟我没关系，我该做的都做了”；
“我主题班会也开了，防溺水承诺书学生也签字了，给家长的信也有回执，各种打卡任务我也让学生完成了，这都有记录呢。你说学生遭遇安全问题了？那跟我没关系，我该做的都做了”。
以上这些校园里的“日常”，绝大部分都需要学生参与才能完成，但又有多少人在乎他们的感受呢？大家都不愿意承担这份时代的责任，都只顾着自己，都说自己最不容易，不想想自己能够在这现状下做点什么，那只好最后都落到学生头上了——因为他们没得拒绝。
真正需要改变的人，往往都认为自己是最无辜的，比如那些焦虑内卷着的家长，比如那些信奉严抓的老师，比如那些爱抓考勤与形式主义的领导。
他们都在以推卸本属于自己的时代责任，而让孩子承担，并无耻地把孩子包装成加害者，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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