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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有两个有意思的新闻想展开聊聊，两个新闻都发生在校园里。先说第一个新闻。在上周，成都石室成飞中学食堂被曝出设置了所谓“学霸就餐区”，学校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每次月考对优秀同学的奖励，奖励的对象是单科第一、班级第一和进步第一的学生。
之后估计是担心舆论带来不良影响，没过两天学校就发出了一份通报，就此事表达了歉意。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舆论风波，是因为作为承担育人职责的学校赤裸裸地用行动展现了对“分数至上”的支持：同学们，你们看好了，只有努力学习、考一个好成绩，才“配得上”好的待遇。
学校第一时间发出了情况说明，这件事情其实已经算结束了。比起这件事，其实我更在意的是那些支持学校做法的人，他们大致持这么一种观点：社会本来就是残酷的，不管你承不承认，优秀的人就是会得到更多的回报，所以学校做的没错。
（评论截图来自央广网12月17日的公众号相关文章）
在我看来，这就是“认知达尔文主义”——无视现实中的各种因素，只强调正确与强大本身，对那些不够强大的人，就认为他们活该被淘汰。
这个词是我自己编的。达尔文主义强调优胜劣汰，但那毕竟是针对自然界提出的一个观点，用在人类社会上实在是有矮化人类之嫌。人类社会并不是简单的弱肉强食。或许在文明诞生以前是，但如今的社会有法律，有慈善福利，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即便是落后，即便是弱小，也不应该“活该”挨打，不然铭记历史就只是铭记了个寂寞。
而在今天这个多元的社会，对“成功”和“优秀”的定义就更是见仁见智了：
有的人当上了高管、经营着大公司，他们成功吧？但如果他们同时也在偷税漏税、贪污钱款，...这还能说他们是成功的吗？
有的人做着普通的工作，收入不高，但会定时去福利机构做义工，会每隔一段时间就捐一笔善款给需要的小孩。他们或许没有在职场中上进的心，甚至连上进的空间都没有，难道他们就活得很失败吗？
（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山东日照有十位农民工自驾农用三轮车赶赴汶川支援救灾工作，被称为“史上最牛救援队”）
有的公司生意红火，甚至做到了国外，这样的公司成功吧？但如果这些公司对内部的员工却是竭尽所能地压榨，对法律法规也是殚精竭虑地玩文字游戏，这样的公司还能简单认为他们是成功的吗？你会希望社会上这样的公司越来越多吗？
每一个学生都是学校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都很重要，哪怕成绩不好也同样很重要，也理应得到尊重。学校如此，社会也如此。不管世俗上是否优秀，每个人都很重要。在文明社会里强调弱肉强食的合理性，就是在刻意忽视生命，是赤裸裸的“认知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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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则新闻发生在大学校园里。中国人民大学在上周承办了一场交流会，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受邀参加。在交流会上，卡林分享了哈萨克斯坦的人口政策改革经验，同样引起了舆论风波。
只不过，这次风波的中心并不是这位卡林顾问，而是人民大学一位名叫王宪举的教授。这名教授在演讲结束后向卡林提了一个问题，原话如下：
“我们国家现在是女同志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等方面，甚至我听说（你们国家的）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的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不难看出，王教授的提问流露出了一股深深的忧国忧民情感：他认为如今的年轻女性都太自私了，一个个都只顾着自己，不愿意结婚，更不愿意承担生育责任，领导们降低姿态劝说也没用，这样下去国家可怎么办呀。
卡林顾问大概是感受到了发言的不合适，他回答说，自己有六个孩子，但“都不是强迫的”，同时强调:“不要强迫妇女去生孩子，或者改变她，让她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事后，哈萨克斯坦官方也发表了多个微博强调女性权益。
在我看来，人大的王教授和成都石室成飞中学同意设置“学霸就餐区”的校领导，本质上都是同一类人，他们和十多年前那些对不遵守计划生育“深恶痛绝”的人，也是同一批人——他们的眼里，都看不见生命，只会对那些冷冰冰的“数据”着迷，只会为“数据下滑”而感到忧愁，而不愿去看见生命背后的痛苦。
他们关心的从来都不是作为人的尊严和法律保障的权益，甚至也不是孩子和社会的未来，他们只关心哪些观念是强有力的：当年杜朗口模式风靡时，他们就是杜朗口模式的拥趸；后来“先学后教”模式风靡时，他们就是“先学后教”的支持者；如今“双师课堂”开始风靡，他们也跟着大力推崇。
总之，哪里能嗅到权力的香气，他们就会扑向哪里。只要保证自己能一直站在强力的一方、站在认知鄙视链的顶端，他们就不需要担心个人利益的损失，更不需要考虑什么良知和底线——因为那都是弱者和无能者的说辞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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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相信，生育问题不在生育本身，学习问题也不在学习本身。作为领导，如果一直只盯着数据而看不见生命，哪怕权力再大、道理再正确，也不可能直接控制人的子宫，更不可能直接控制人的大脑——毕竟，权力再大，道理说的再好听，规则制定得再严格，女性也可以选择不生，学生也可以选择放空脑袋不听课。
消极的选择，就是在无声地表达不满。
想要让学生好好学习，同样也不难：要么给他们尊严，让他们也参与到学校和班级的决策中，让他们对校园和班级产生归属感，而不是一切都替他们做决定；要么给学生好的学习环境和住宿环境，饭菜也多听听学生的想法，而不是只允许学生吃“健康的、正确的”饭菜、只允许学生读“正能量的”书本、只允许学生看“积极正能量的”视频。
什么都围绕着学习，看不见作为一个人的需求和尊严，我们大人自己都会忍不住开小灶和看美色，怎么好意思要求学生哪哪都得做到正确不苟呢？
再深刻再正确的认知，如果看不见“人”那都不过是空中楼阁。就像今天的扫码点单办理业务，确实比以前方便快捷，也是进步的表现，但总会有一些人不喜欢用手机或者不会用手机，甚至用不起手机，难道他们不会用手机就活该被社会淘汰吗？所谓认知达尔文主义不过如此。
与其悲痛地呐喊为什么如今的学生都不爱学习、为什么如今的年轻人都躺平摆烂、为什么如今的女性都不愿意结婚生孩子，不如想一想为什么人非要成长不可，为什么不允许扶不上墙的烂泥存在，为什么社会对弱者如此苛刻，对强者如此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