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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初的那一个月，我几乎没有一点备课与改作业的时间，基本上就是我的课一上完、好不容易下节课没有课了，结果要么就是突然一个老师过来告诉我某某学生在课上总是讲话、不尊重老师，要么就是一个学生突然过来找我说自己如何如何受委屈了。
然后，我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先去“搞定”各种问题。
有个课上总是突然骂人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他总被周围一两个调皮的同学小声说他外号而暴起的），在当时经常被上课的老师“请”出教师到办公室找我反思。我当时很不解，我问他：“我不是很明白，你明知道上课突然骂人很容易被老师批评甚至告家长，为什么你总是反复这样做呢？”
那位学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了一句：“老师，其实你可以严一点的。”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其实也是他的求救：我可以对学生都严格一点，尤其是那些对他故意小声说外号的同学。
不过，那时候我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似乎大家都默认了只有严管这一条路才是正确的，即便是饱受严管伤害的学生也认同严管，似乎除了严管就找不到另外一条路了。
我家长沟通时，最大的无力感就是我说要多关注孩子的生命状态，而家长会说“老师，你说的这些都很有道理，但这毕竟不是你的孩子，而且他们还要面临中考”——我原以为，孩子状态好了、影响他学习的因素少了，他们自然就会专注且高效地去学习，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才对。
这就像是在中世纪时问人生病了怎么办一样，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放血，把体内的邪气放出去”，而不是去了解为何会生病一样——原来我以为的常识其实只是我以为的常识，即便领导、同事与家长再不解，我也依旧要努力去践行，才能使这些观念真正成为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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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知一个新的观念的践行，它所面对的阻碍远比想象中的要多。作为一名历史老师，此刻我想起了一位历史人物：主张手术前洗手的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
是的，你没有看错，“手术前要洗手”这样的我们今天觉得很必要的常识，在19世纪以前是会被人笑话的。19世纪中期，细菌学还没有发展起来，当时的西方医学界普遍认为疾病是通过一种叫“瘴气”的毒雾传播，有害的微粒被锁在瘴气里面——因此当时的医院普遍不重视环境卫生：医生基本不洗手，也不清洁那些医疗用具，他们的手术室跟我们菜市场看到的宰鱼台一样肮脏不堪，因此当时的手术室也被称为“死亡之屋”。
塞麦尔维斯一开始也在维也纳总医院的妇产科工作，当时的妇女在生娃后很容易得一种叫产褥热的病（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细菌感染），死亡率很高，一直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然而塞麦尔维斯在工作中曾做过一个统计，由男医生管理的产房，其产妇的死亡率居然是和由女医生管理的产房的将近3倍，他很好奇是什么导致了如此悬殊的差异。
1847年他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称每1000次接生中，男医生操作造成的死亡个案是98.4宗；女医生造成的死亡案例只有36.2宗——他希望这份报告能够引起医学界的重视与探讨。然而，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死亡率的差异主要是由男医生手法粗糙导致的，这样的说法显然不能让他信服。
塞麦尔维斯之后仔细观察研究了男女医生的接生流程，他发现了一个细节：男医生往往就是手术一台接着一台，中间根本不洗手；而女医生讲究整洁，一般术前都会洗手——他心生好奇：这个死亡率的差异会不会跟洗手有关系呢？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塞麦尔维斯就在妇产科里添置了消毒溶液，并且要求医生在每次的接生手术之前必须洗手。加入了这么一个程序之后，到1848年，无论是男医生还是女医生管理的产房，每1000宗接生的死亡率下降到12.7个，一个小小的洗手步骤拯救了无数个母亲的生命。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塞麦尔维斯最终被医院解聘了。在院方看来，他的这个说法的成立等于间接证明了之前产妇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是医院的责任，这会影响到很多医生的饭碗，因此医院决定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失业的塞麦尔维斯被迫回到了家乡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小医院以零报酬的形式担任产房的名誉医生。他在这里依旧用同样的方法解决当地的产褥热肆虐问题，但依然得不到认可。
1861年，塞麦尔维斯将自己研究产褥热的成果以观察报告的形式出版了。然而受限于历史的局限性，当时的人既然不知道细菌血，也不认识什么交叉感染，塞麦尔维斯无法为自己的发现提供理论支持，因此那些已经习惯了不洗手的医生同行就开始公开批评塞麦尔维斯，认为这是在哗众取宠、沽名钓誉，是有意羞辱同行，败坏白衣天使的名声。
塞麦尔维斯受不了这样的批评与打击，之后被“确诊”出神经病，于1865年关进了疯人院。在疯人院里他尝试逃跑，但结果无一例外是被看守毒打，最终这位提出预防细菌感染的医生死于受伤后的细菌感染，年仅47岁。
直到他身后十几年，细菌学才在西方发展起来，医学界才慢慢接受了他的发现，并且在1880年开始规定医院产房必须要使用杀菌洗手。他所著的《产褥热的病原实质与预防》被誉为科学史上最有说服力、最有革命性的作品之一，布达佩斯最著名的医科大学现在都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3
我始终相信，尊重生命，理解生命，善待生命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从签署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份有关宗教宽容的敕令、结束了不同教派之间只有相互厮杀的老路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主动承诺不清算敌军的北军统帅格兰特将军；
从与清政府签订《优待清室条例》而非清算灭门、打破了传统封建社会王朝“破-立-破”轮回周期的民国政府，到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实践；
从蒋经国在1985年行宪纪念大会上公开说出“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由全国国民来选举产生之”、公开承诺自己的家人不会有任何人去竞选下一任总统，到拒绝下令向平民开枪（“所有的军人一旦脱下军装都会是平民”）、迎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回国组建过渡政府的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扎曼将军；
包括从重男轻女到男女平等许许多多我们今天认为理应如此的观念，它们并非一直以来都是常识，而是一批又一批、甚至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成为了我们口中的常识。
（法国田径运动员艾丽斯·菲诺特在结束3000米障碍赛后当众向男友求婚）
这些观念与举动在诞生之初，必定会遭到周围的不解与抵触，甚至在推广普及的过程中必定会遭到歪曲与污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慢慢享受到文明带来的巨大收益——到那时，常识才成为了常识。
如今，在内卷为王、成绩至上的校园环境里，尊重差异、鼓励个性这样的观念还远没有到成为常识的地步，但我相信未来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校园，这样的校园一定会越来越多、也一定越来越会被家长老师所接受——
因为后者的观念总是比前者更加尊重生命，而你我就是生命本身。为了良心不受玷污，有时必须要有人去承受那份代价，我并不介意那个人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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