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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由于中秋国庆调休的缘故，开学以来，学生在学校上课的天数多了些，因此我更明显地感觉到了很多学生是接受不了开学的。在暑假的最后几天里，有学生“抓紧时间”日夜不停地打游戏的，也有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学生，因为哥哥或姐姐要早回学校，于是家长就“顺便”把学生也一并送到学校去的。
有家长和我聊天，希望我做做孩子的思想工作。他们不解：接受教育明明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暑假也给了孩子更多的时间玩耍了，为什么孩子依旧不愿意去上学呢？我回答说：玩耍本就是孩子天性，但现在却要你们“给”了才能玩，这不是关心，而是想更隐蔽地控制孩子罢了。
如果接受教育是一件美好的事，为什么如今还会出现“拒绝上学专业门诊”这样荒唐的事来呢？为什么孩子甚至要以伤害自己身体的代价去拒绝这样的美好呢？
大人不想工作会被理解，辞职创业会被称赞有勇气，而当角色换成了孩子，一切就都变了：比如，不想上学会被认为是有病。以前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现在是哪怕失去生命也不能退学，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坚持到读大学，而且最好是读个本科。
孩子出现问题，大人的解决思路是“怎么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让孩子重新投入学习”；至于孩子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大人们认为是“孩子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等问题被“解决”了，大人们也会“吸取教训”，对孩子投入更多的精力，目的同样是“让孩子专心学习不去想有的没的”，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家长们努力工作挣钱，想方设法地给孩子越来越好的物质条件，老师们投入更多精力，从上学到放学全程紧盯，而孩子的问题却越来越多，亲子关系却越来越糟糕，学生也越来越难教。
“双减”的初衷，是降低孩子的学习压力，让孩子都能安心上学。然而实施了两三年，到最后却变成了：为了能让孩子上学，从学校到家庭甚至到医院都使出浑身解数，投入了大量精力与物力，而本应该“减负”的孩子负担却更重，压力更大——甚至荒唐到了不上学会被认为是有病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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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历史老师，我想到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样的“好心办坏事”，一个善意的政策使得本应该得到帮助的贫苦农民，最后过的生活却更加凄惨——这就是课本上提到的王安石变法。
北宋中期，“三冗”问题越发突出，百姓负担加重，一度窘迫到还没收成的时节，官府就已经派人来征收粮食税了。为了解决百姓青黄不接饿肚子的问题，王安石在变法中针对农业设计了“青苗法”。
高中课本里对青苗法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大致是：每年的夏秋两收之前，州县的百姓可以向当地官府借粮食和贷款，然后等青黄不接的时间段过去之后、春秋征收两税的时候，百姓再向官府还贷并缴纳少量利息。
王安石认为，实行青苗法有两大好处：
第一，对百姓有好处，可以打击趁着青黄不接提高借粮贷款的利息的牟利者——官府在粮价低的时候买入，等粮价上涨了再以平常价格卖出，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用较低的贷款利息（“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进行宏观调控，维护粮食市场的秩序。
第二，对官府有好处。通过出借、收回粮食，可以使粮仓里的粮食常年保持在较新鲜的状态。
“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则青苗之令已行矣。” ——王安石《上五事札子》
王安石向支持他变法的宋神宗表达信心，他相信青苗法一定会成功：以前穷人没办法，只能向“豪民”借贷。如今国家出手，打击资本的无序扩张，老百姓可以向官府借贷。并且官府收的利息比那些“豪民”收的利息轻，百姓负担必定减少，青苗法必定能给陛下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然而等青苗法实行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实际情况与王安石的设想大相径庭：真正需要借粮贷款的底层百姓几乎借不到粮食、贷不到款，而那些不需要借粮贷款的富户却被迫向官府借粮贷款。
“青苗之法，本为民间不足而贷之，则所谓下户者，理合先贷。而下户憔悴苟活，易于结请，难于输纳。州县之吏，阨以诏条与曩日监司之威，既不敢不散，又虑散而难纳，故少俵于户，多与上等，利其易于催取。”
——毕仲游《青苗议》
青苗法的初衷，是帮助青黄不接的贫困户，那么按照这个逻辑，粮食与贷款就应该优先倾斜给他们——问题就在于，贫困户往往没有能力还贷。一个连生存都是问题的人，怎么能确保他们能够按时还款还能缴纳利息呢？
而作为执行青苗法的地方官吏，又要完成上级派下来的任务，否则仕途肯定不顺——于是乎，为完成放贷任务，这些官吏默契地将目光投向了那些不需要贷款的、有钱的富户，因为他们还得起（哪怕真还不起了也有资产抵押没收）。
你看，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一项本来为老百姓提供方便的政策，最后执行时竟然变成了压榨剥削百姓的利器。不仅贫困百姓遭殃，连原来能给百姓提供借贷的富户也受到了严重打击——是不是像极了如今的“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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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法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那些为了自己仕途使用强力手段完成上级任务的地方官吏上。其实不仅是青苗法，王安石变法里还有其他很多的措施，到了执行的阶段纷纷“变味”了。
归根到底，这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导致的系统性的溃烂。在这个体系里的人但凡有一点权力，都会最大程度地开发它，然后打着一个正确的旗号去执行——哪有什么“为你好”，不过都是利益罢了。
为什么孩子说个“不”字就能让这么多人接受不了呢？我想道理同样如此：
作为家长接受不了孩子说“不”，是因为他们把孩子当成商品去投资，希望孩子能给他们在亲朋好友面前长脸，希望孩子能有个好工作将来能养他们老，希望孩子能永远听话、永远被他们控制，...
作为老师与学校领导，更加接受不了孩子说“不”，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工作不到位就意味着口碑下滑，口碑下滑就意味着生源减少，生源减少就意味着工资降低、饭碗不保。因此，必须要将一切不利于学校发展的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至于围绕孩子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教辅资料店、辅导机构甚至医院，那就更不必说了。读书考个好大学不一定能保证就业，但越是难以就业的环境，越是要宣扬焦虑，越是不能让孩子说“不”——孩子愿意继续读书考大学，这个过程能创造无数的就业和利润，养活无数公司企业。
最需要减负的，是孩子；而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也恰恰是孩子，可谓是“一鲸落，万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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