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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达利欧《原则》一书中，极度求真与极度透明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
《原则》一书中提出：了解真相是成功的关键，而对任何事（包括错误和弱点）都保持完全透明，则有助于加强理解、不断改进。
极度求真，是指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以事实为依据，不回避问题，勇于面对真相，力求全面、准确地理解问题及其根源。
极度透明，是指信息的高度共享和公开，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几乎所有的事物，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误解。
本质上，求真与透明都是为了有效建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世界的有效连接，而“极度”的高标准能让个体更加深入地理解其他个体、理解世界。
什么在阻碍我们抵达极度求真与极度透明？
在瑞·达利欧的《原则》一书中，极度求真与极度透明被推崇为企业和个人成功的基石，也是桥水公司运行的常态化机制。
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律师或律所，前述原则或许是难以抵达的理想状态。这背后的原因，深入剖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对事实阴影的惧怕；另一方面是我们习惯于构建信息差的关系模式。
一是：我们对事实阴影的惧怕
极度求真，意味着我们要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不回避问题，勇于面对真相。但世界的复杂性，会让我们惧怕看到真相，因为真相中会伴有坏事、丑事等，尤其是难以面对自己的局限性。
比如：有律师在分析案情时，会选择性地忽略一些不利于己方的事实，却难以对对方律师的抗辩进行深入分析，这就陷入到“自说自话”的境地；有律师在面对一纸败诉判决，不是深入理解法官背后的裁量逻辑，有效为客户制订上诉策略，而是反复为客户虚构事实或强化背后的不公情绪，回避自身诉讼中忽略的焦点……
这些行为，貌似短期内让律师止损，但本质上是对极度求真的背离，根源在于对事实的惧怕——惧怕面对不利的事实，惧怕承认自己的局限或错误。甚至于，不少律师会将此类“回避型”的行为模式，加以”粉饰“并合理化，还成为指导青年律师的”法术“，阻挠自身甚至他人的有效成长。
二是：我们习惯于构建信息差的关系模式
极度透明，要求信息的高度共享和公开，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误解。减少信息差，在协同中有重要地位。事实上，律师的服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协同，协同帮助法官完成裁判、协同帮助客户争取合法权益、与其他律师或中介机构协同实现某项目标等。但在现实中，我们行为上更习惯于信息差的关系模式。
比如：有律师在分析案情时，总不自觉地会”留一手“，生怕给客户分析得太完整，生怕丧失客户不委托或再次委托的机会；有律师在提供法律咨询时，话总”说一半“或是后半段闪烁其词，生怕自己的判断过于绝断，触碰到律师界”当事人迫害“或是”白嫖“的困境……
这种行为，不仅在律师与客户的关系模式中有，甚至于在律所与律师、律师之间，律师与其他群体，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很多资深律师，在团队合作中，可能会以怠于进行信息分享，甚至于对团队刻意隐瞒自己行为或关键信息，可以在信息不对称之中取得某种话语或权力优势。这种构建信息差的关系模式，仅仅是种”法术“，并不利于更广泛的律师成长以及律所治理发展。
为什么推崇极度求真与极度透明？
《原则》一书中提出了很多生活和工作的原则，但极度求真与极度透明，是智识君最为推崇的。
于个人而言，极度求真与极度透明的执业风格，会让律师在处理执业任务时，摒弃杂念，更为坦然和担当，且能更有效传递信息，提升管理水平。
于团队而言，极度求真与极度透明的协同机制，会让团队内部信息充分交互，没有不必要的障碍，有利于强化沟通和任务协同。
于律所而言，极度求真与极度透明的执业环境，会让律师团队之间、律师与律师之间形成更为正向的执业环境，避免兜圈子、绕弯子，减少内耗。
极度求真与极度透明有哪些实践经验？
智识君在工作中极力践行极度求真与极度透明原则，包括：
虽然看上去简单，但践行之初却很难，需要律师不断走出前述两种思维惯性——走出事实阴影的惧怕心理，走出信息差的关系模式。
如何走出信息差的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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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作者：朱 幸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智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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