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尔是德国边陲古城，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德国已然古老得灿烂辉煌。难得的是直至今天特里尔古城的街道、教堂、城堡、石桥，似乎还是古罗马时代的风彩，她曾经作过西罗马帝国的国都，有些像中国北魏王朝时代的国都洛阳，但洛阳的变化太大了，除了龙门石窟里的一尊尊石佛，北魏的的风格气场早已随岁月而逝。而特里尔仿佛依旧古老得那么凝重泰然。走在青墨色的砂岩石铺就的街道上，那上面还残留着古罗马军车的压痕，一座座尖顶的古罗马教堂的钟声，由近而远，那祈祷的晨钟曾唤醒特里尔的香梦；尼格拉城门始建于公元170年，大约在中国东汉年间，一副雍容华贵、雅然大度的罗马贵族状，当晨光从尼格拉城门穿门而过时，偶尔也会出现“金光穿洞”。而流过特里尔的摩泽尔河，被德国人称为母亲河，一河的鳞光，无波无浪，九曲水静，一河的辉煌。也有一句诗：“两岸无猿声，轻舟过古桥。”她可能还会再平平静静，无声无息，不装不扮地度过两千多年。但特里尔出了个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就出生在这座古老的小城中。
那座纯石建造的灰白色的小楼，古朴得有些庄严，据说有三百年的历史了，似乎只有她听到过马克思坠世时的几声脆亮的啼哭，特里尔还是那么循规蹈矩，摩泽尔河依然那么沉稳平静地幽然而过。没有浏阳河的歌声，没有东方红太阳升的陕北民谣，也没有中国历朝历代诞生圣贤的“三岁诵诗，七岁作文，十岁提笔就倚马可待”。马克思似乎没有那么多惊喜，他有九个兄弟姐妹，那座普通得像二百多年前中国江南水乡徽式建筑的骑马墙内，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几乎没有人知道“马家”多了一个“卡尔”。马克思平常得就像特里尔城外一望无际的葡萄园中的一只葡萄叶，就像摩泽尔河中一颗披着晨光的水珠。即使在100年后，许多德国人都不知道卡尔·马克思就出生在德国，出生在古老的特里尔城里。
2018年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中国为卡尔·马克思制作的高2.2米重2.3吨的青铜塑像，正式耸立在离马克思诞生的那幢古老的小楼不远的街道上，那应该是马克思五十多岁的形象，一脸浓密的大胡子，穿着厚重的大衣，马克思正阔步走在家乡的石头街道上。吴为山的大作。许多特里尔的市民都专程跑来看马克思，他们和马克思同住在一条古街上，望着同一幢尖顶教堂，听着同一种钟声，他们却不知道马克思究竟长得什么样，难道那位高大雄壮的男人就是卡尔·马克思？他真的长着那么英俊漂亮的大胡须？许多外国人都认真地观望马克思，一边低头阅读着马克思塑像的说明，一边仰头观看着陌生的马克思。来特里尔的中国人必做两件事，一是要和马克思合影，恭恭敬敬的，十分注意和马克思步调一致；二是要买两瓶特里尔的黑比诺葡萄酒，那上面有马克思的大胡子彩色头像，那是马克思最热爱家乡的标志，他从小就爱喝特里尔的黑比诺葡萄酒，且常常爱不释口。马克思对家乡的葡萄酒情有独钟，在他离开家乡后，常常怀念的就是这种黑比诺葡萄酒。每当马克思怀念他的家乡，思念特里尔时，他常常想起特里尔那满山满坡、一眼无垠的葡萄园，想起那收获葡萄的季节，尤其让他回味的是特里尔的葡萄酒。
特里尔是葡萄酒的王国，是葡萄酒的乐园。马克思自幼就在葡萄园中玩乐，就享受着葡萄酒的芳香。
特里尔是“鸡鸣三国”，眼观“三国”，酒香扑鼻三国的地方。跨过摩泽尔河，就是卢森堡，欧洲最小的内陆国，再往上游五百米，就是法国，而这三国弹指可到的空间，并无任何障碍、国界、标桩，全部是碧绿的葡萄园，一波接一波，一园接一园，葡萄的王国，摩泽尔河谷自古就是欧洲最好的葡萄酒产区，香溢三万里，著名的“雷司令”就出自摩泽尔河谷的酒庄，香飘三国是酒香。
离特里尔一箭之遥有一个挺神秘、挺文化的小村镇，叫申根，不知当年马克思去过没有，现在才五百多人，两百年前估计不足四百人，大小和沙家浜差不多，申根村小名气大，比特里尔名气大，比她所在的卢森堡的首都知名度都高。
1985年6月17日，德、法、荷、比、卢五国就在申根这个芝麻大点的小村镇上签署了一个公约。为了表示完全平等自主，不知哪位高人出的主意，五国代表坐在一条船上，船行到一段无主权的河面上，谁也管不了谁，自己给自己作主，签与不签完全自主，但共饮一瓶酒，五杯相碰，一饮而尽，喝的正是马克思老家的“雷司令”，然后签约，史称：申根协定。三十多年来，享受“申根协定”红利的人，知晓“申根协定”的人数以亿计。申根这个真正的弹丸之地的小村镇在欧洲几乎无人不晓，就是在遥远的中国，知道申根的人也比知道特里尔的人要多得多，虽然特里尔出了个马克思。
申根虽然小，她小得却不像麻雀，五脏俱全；申根人天生就嗜酒，相见、相欢、相聚、相别，皆以酒为媒，无论何时何地，甚至无论有人没人，孤家寡人，无论男女老少，一俱平等，都要喝起；中国人讲究，“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申根人讲究无论天如何，星如何，有事没事，必饮一杯酒。申根和特里尔中间完全是翠绿翠绿的葡萄园。中国人古训“血浓于水”。申根和特里尔的俗语是“葡萄青过绿草”。
马克思终身嗜好葡萄酒，但无记载他是几岁开喝，几岁成习的，看看马克思对饮酒的评价，对饮酒的自信，对酒文化的深解。
马克思在给他的亲家公佛郎斯瓦·法拉格的信中说：“衷心感谢您寄来的葡萄酒。我出身于葡萄酒产地，自己也是葡萄园主，自幼喜欢葡萄酒，所以能恰当鉴赏和品评葡萄酒。”马克思在这段信文中讲他出身于葡萄酒产地，他的家乡是酒乡，自幼喜欢饮酒，按中国人理解，小时候就喜欢喝“一筷子头”，那是因为有个喝酒的环境，大人喝酒时，用筷子头蘸一下酒杯中的白酒，往孩子嘴里一点，叫自幼喝“一筷子头”。马克思自幼喝的绝非一筷子头，一是他生活的特里尔不用筷子就餐，二是在他的故乡，喝酒如品茶，如礼貌，如问候，如递上名片。马克思的“酒史”肯定不短，所以他才自信满满，坦言能鉴赏、能品评葡萄酒，说明马克思不但善饮，且能品鉴，能喝出名堂来。马克思和他的亲家公讲得比较谦虚。中国有句老话：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马克思的酒文化的“段位”不低。马克思接着说：“我和马丁·路德老头一样认为，不喜欢葡萄酒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马克思比路德更甚，他加上了一句：“永远不会有例外的规则。”马克思的“酒品”也上“段位”。
1867年马克思正为其伟大的著作《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的出版而焦虑奔波，他坐在从伦敦前往德国的轮船上，望着突然而至的大雨而默默地喝着一杯葡萄酒。那时候马克思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其嗜酒的爱好就没有减。因为在当时，德国人把喝葡萄酒视作为一种“药疗”，就像中国人喝中药熬成的药汤一样，医生也要求体质弱有慢性病的人喝葡萄酒。马克思就曾经告诉恩格斯，他因喝酒身体获得了治疗。有一次马克思的女儿病了，马克思还向恩格斯要了两瓶葡萄酒，给女儿治病，这就是老一辈的德国人。这和老一辈的中国人不同，老一辈的中国人是“呼儿买烧酒，留客吃苦茶”。但那天马克思喝的也是“苦酒”，囊中羞涩加上心系《资本论》，马克思下决心，一旦《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他一定要醇酒至酣，用中国人的话说叫不醉不归。马克思饮酒也是择友而酣，他曾和恩格斯“狂饮一次”，导致大醉，醉卧不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也是亲密无间的“酒友”。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中，有四百多处讲述葡萄酒的事，谈论过二十多种葡萄酒。从法国葡萄酒到德国葡萄酒，从英国的雪莉酒一直谈论到苏格兰的威士忌，马克思家乡的“雷司令”。那是一种行家的评述，经济学家的论述。不止一次地由酒的生产谈到资本的流程。正是马克思在他即将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中，在阐述“生产时间”时，就用葡萄酒在酒窖中的发酵和存放时间来说明“资本处于生产过程的全部时间并不必然是劳动时间”。中国研究酒文化的人，很少钻研《资本论》，而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恰恰从理论上奠定了年份酒的市场价值。
每逢马克思和恩格斯相见，必有说不完的话题，饮不尽的酒。恩格斯常常有备而来，他会给马克思带来1848年法国波尔多酒，1813年的“沙托——马尔高”酒，即波尔多五大酒庄之一的玛歌酒庄的好酒。
恩格斯了解马克思，两个大胡子心灵相通。恩格斯经常给马克思寄葡萄酒。如1862年2月他在信中说：“今天给你寄去一个木箱，内有八瓶波尔多，四瓶陈年葡萄酒，二瓶雪莉酒……”可以想象，当马克思接到寄件时的高兴心情，酒的魔力。
据说有人在马克思铜塑像前置放了一杯斟满的葡萄酒，有人懂马克思。2008年我在伦敦马克思的墓前瞻仰，献上了一束鲜花，写过一篇祭文《给他深深鞠一躬》，如果哪一天有幸再去特里尔，我一定在马克思雕像前斟满两杯葡萄酒，一杯是黑比诺葡萄酒，一杯还是黑比诺葡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