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年轻时的人生目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何为而立？孔子当时的想法是拥有一辆车。车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仅仅是财富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地位的标志，高车大马，标志乘车人必显赫尊贵，许多级别不到的贵族，终其一生都不能享受到车的待遇。诸侯国中每逢“大事”“大喜”必有君王车驾在众车相随下在国都大道驰骋，“大丈夫当如是也。”公子王孙，高宅豪门之前并无上马石、拴马柱，而是看谁家的“停车场”有多宽、多长、多大。孔子三十岁而立之年过去了，并不见车之踪，只能“逆目而送之”。羡慕渴望之情可见一斑。
孔子与车有缘，苍天不负孔子的车之情。孔子有位学生，其学业在孔子三千多弟子中名不见经传，但这位学生出身名贵，豪门贵族，他亲自向鲁国的国君鲁昭公提出要去东周王都学礼，鲁昭公欣然同意，而孔子作为他的礼仪老师当然应该同行，从鲁国国都曲阜，到东周国都洛阳，何止千里？学生有车乘，而老师却无车行，于礼不轨，且孔子也是代表鲁国而去，步行千里，风尘仆仆也有失鲁国之威，于是由鲁昭公开恩，亲自赏给孔子一辆马车。孔子心花怒放，多年的夙愿一夕实现，孔子真可以怀疑人生了。要知道数年后，鲁昭公被内乱所祸，不得不逃亡去齐国，也不过带车五乘。孔子为支持正义，反对逐君篡权，毅然决然选择和鲁昭公一起流亡齐国，出逃齐国时，孔子所乘的还是当年鲁昭公赐给他的那辆马车。
孔子对车之重视超出我们的想象，不但视若珍宝，关键是视若其品德、知识、威望、地位的象征，失之则穷乞，拥之则贵人。见之有车，则下阶而迎，见之步行，则昂而无视。孔子一日不见其车，则一日心绪不宁，车乎，重于“泰山”。
《史记》中记载，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颜回，颜子渊当为其首，最优秀、最广博、最杰出；颜回深得孔子钟爱，孔子比颜回大30岁，颜回死时方40岁，正值英年，不惑之年，孔子之悲之痛可想而知，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的另一位学生颜路请求他卖车以葬徒，孔子极其悲痛，但在万分悲痛之际，果断地回绝了颜路的请求，直言道：“以吾从大夫后，不可徒行也。”车绝不能卖，因为我已经是一名大夫也，怎么能够卖掉乘车步行呢？大夫必配车，无车不大夫，孔子七十一岁才跻身于大夫行，如无车步行，谁识此大夫？大夫有何脸面，讲生命之轻，礼仪之重，故曰：车乎，重于泰山。
孔子乘的是什么车？当然是鲁昭公赐的那辆。在公元前518年鲁昭公24年，应该是一辆“御车”，从君王库里推出来的“高级车”。从此孔子“寸步不行”，以车代步。这种春秋时代的马车，是独辕两轮马车，车辕是架在两马中间，每辆车要由两匹马拉，此乃士大夫之礼，孔子享受的高级待遇，虽颜回之死不挽也；再往上，诸侯四驾，天子六驾，国之礼也。即使是大夫车也还是有区别的，显赫的大夫，官居职位的士大夫的马车是“两牡”，即一色的公马，且车上配有铜銮铃，马辔头上有铜饰，车是分檀木车、枣木车、榆木车，估计孔子的车不会豪华到士大夫“顶配”，马也不可能是两匹“牡马”，很可能是一辆“素车”，但孔子的车也需要一个“驾驶员”，驭者是跪蹲在车的右侧，双手持缰，右手还夹着一只马鞭。孔子应站立在车的左侧，也可以坐在车的左面或右面的车梆上。孔子身高“长九尺有六寸”，司马迁谓之“长人”，有人计算过，合现在尺度论，应高二米多，比姚明高半头，孔子这么高，坐这种马车恐怕不会舒服，没想到他能为了保持身份，“有派”，坐这种马车能周游列国。有一张清拓汉碑帖《孔子见老子像》，老子、孔子均从身后的乘车上下来，双方以礼相见，分明表白，二位均属有车阶级，从拓本上看，两人的车是属于同一级别，皆有“御夫”，拥有专业“驾驶员”，在春秋直到战国，驾车是需要持证上岗，要有“驾驶证明”，如果违反“交通规则”，连续四次无照驾驶，按秦《除吏律》：要被处罚做一定的徭役。孔子、老子的车都不大，春秋时期士大夫的标准车型，上有车棚，按汉碑上的孔子身高与身后的乘车相比，按比例，孔子的乘车连带车上的棚高度应在2.7米至3米之间，以孔子那么高大的身躯，要“挤”上身后这辆乘车，一定吃力，挤上也憋屈。但其驾马，皆高大健壮，应为两匹“牡马”，说明孔子在不断“进步”，也说明孔子、老子的社会身份不低，皆士大夫也。
孔子对车的看重，也是因为其“奉礼”。“克己复礼”，礼为尊，为上，而孔子教学六艺为上，礼、乐、射、御、书、数，御排在第四位；在西周时做官，要能御、会御，否则难登大雅之堂。六艺不通，不能为士大夫，后礼乐崩坏，才逐渐被“改革”，到春秋战国发展为有御夫驾而士大夫乘，但车是不能少的，你可以不乘，但须有车相随。自从与老子见面后，对孔子的影响颇大，孔子常常临车答客难，似乎更增加他的权威性，孔子往往要以“吾闻老聃曰：”开场，一片雅静，明白了，站在车上，有高人一头的感觉。地位决定权威。孔子也是第一位开篇读语录的人，讲老子的语录，语录也有助于权威。
孔子从公元前497年开始到公元前484年，周游列国，14年间，几度风险，几遇不测，但孔子始终对车不离不弃，最艰难时也从未想过卖车度难关。就是因为有了那辆属于他的乘车，孔子才能游历卫、陈、曹、宋、齐、郑、蔡等国，传播他的礼数，宣传他的理念，才使他的声望“破鲁而出”“闻达于诸侯”。
孔子重视车，因其知晓车的历史，据说他曾在杏坛之上讲述过车。车起于商，商之后期已有两匹马的驾车，再高级到四匹马驾车。商之时，车首先被用于战争。国之大事，礼与戎。兵车的出现，使战争开始升级。《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周武王兵力为“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兵车上阵，商纣王军队被冲散，随之崩溃；商纣王逃回朝歌，自焚而死。
到西周时期，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战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兵车皆四马为驾，速度更快，冲击力更大。《诗经》中说：“戎车既驾，四牡业业。”这时期驾兵车的军马已然必须是牡马，健壮的公马。战争对兵车的倚重也越来越大。兵车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兵车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主要标志，犹如我们现在的GDP；一个大国强国要拥有兵车数百乃至千乘，而像齐、楚、秦、晋这样的超级大国，拥有的兵车总在三千辆以上。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领蔡、卫、陈等诸侯国讨伐郑国，双方出动数百辆兵车战斗，那将是一片多么开阔的战场，方知“战场”是由“车场”演化而来的。在之后，秦晋、晋楚大战都是出动千余乘战车，这种大规模兵车相战，数千辆兵车格斗，是史无前例的，可惜古代的军事家没能详细记录，解剖分析。战车的使用是冷兵器时代战争的一个飞跃。左丘明记“曹刿论战”中有一句经典，“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说明在鲁庄公十年即公元前684年，兵车已成战争的主力军。说明孔子的祖先已经把车辆的运用和技术、战术的应用几近登峰造极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记载士大夫乘车，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说蔺相如为避免与廉颇内斗，有意躲避他，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在《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临作生死别后，“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绝非骑烈马而去。车乃一种政治、官职、甚至权力（缺）的标志。这种士大夫乘车礼仪一直延续下去，直至西汉，那时，孔子已然高居人师之高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