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头翁
插龄七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七年未毕业，属于“蹲班生”，我是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一直“蹲”到山西省忻州市插队知青来村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蹲”到忻州市定襄县知青来村接受再教育。自认为该接受的再教育课都受过了；该学的也都“学绝”了；“毕业”后反思，没学的课竟然还有好几“科”。别说“速成班”的插友知青，就是村里的贫下中农也多愧然毕不了业，说明贫下中农也得接受再教育。
先说那“四大学科”。也是农村当年最“硬”的农活，所谓“硬”，就是技术含量最高；就像当年的一句流行语，“硬骨头”，并非真言其骨头有多硬，钙的含量有多高。
六七十年代“农村”四大硬“活”，简称为：撒种、摇耧、筛粮、上墙。
撒种非农村大把式不行，要求种子攥在手心里，手起子散，撒成一片，像渔夫撒网；撒到地里讲究“天女散花”，“雨打沙滩”，均匀平摊；不能稠，亦不能稀；不能前手紧，亦不能后手松。那是要经过实践检验的，十几天后，苗出芽长，大把式撒出来的，一片绿茸茸，苗与苗不争、不挤、不稀、不松，“沙场秋点兵”，都自然而然。如果不是“大把式”撒的种，长出的苗这儿一堆一疙瘩，那儿又缺苗断垄；用贫下中农的话讲，这块是一堆堆牛粪；那块又是一溜溜羊屎。没有真本事，不敢揽那瓷器活，别看人家不紧不慢，又抽烟又说话的，每天还挣十二分，比最壮的男劳力还多二分。
撒子一般是撒菜籽，摇耧则是种庄稼。耧是一种木制铁头的半机械播种机，我拉过耧，却没有摇过耧。耧在东汉时就有，农民下种就用耧种。中国农民那时真够先进的。直到我1968年去插队，耧还在用，上耧指拉耧，耧无动力，全靠人拉；耧分两腿和三腿的，两腿是两根铁头犁插进地里，但铁头梨和木腿都是空心的，种子正是顺着空心种进地里，一般两条腿的耧两个人拉，三条腿的耧要三个壮男劳力拉；拉耧是个很凭力气的活，当然富裕的生产队拉耧靠牲畜；我们队穷，全靠贫下中农拉耧。摇耧就是架着耧，依靠摇动耧来掌握种子流入耧腿的速度，以此来掌握种子插入地沟中的密度，密了就成“牛粪”“羊屎”，疏了就会缺苗断垄。那可是种庄稼，民以食为天，直接关系着贫下中农的口粮。摇耧的老把式，两手平端耧的左右把，难在其一，提耧要不高不矮，耧提高了，种子入土浅就可能干死、晒死；耧提低了，种子入土就深了，种子就不能如期出土发芽；其二，耕地不平，土质有松有紧，把握耧的走向全凭经验，还要求耧走一条线，如果摇出来的耧，长出来的苗如“云走龙蛇”，七扭八歪，则悔之晚矣。摇耧还是个力气活，和撒子不一样，两只手要平架着耧，多数时间内，耧是半着地的，还要边摇边抖，边提边走，比京剧中的“铜锤花脸”还要功夫。敢说拉过耧的知青不少，摇过耧的知青没有；贫下中农不敢把一村老小的口粮交给北京来接受再教育的门外汉。耧是当时村里唯一被称为“大活”的活。
筛粮。“硬活”。没有十几年“硬功”上不了场。我曾经在村里看过两年场院，在场院干过半年的活，知道那活看上去“软”，实际上“吃功夫”。要求“硬功夫”。一个生产队一年几十万斤粮食，都要经过大场上的两架手摇风车吹皮去土以后，才能装口袋进粮仓。要知道这几十万斤经过打场脱粒后的粮食要一簸箕一簸箕地搓起，举到风车上，有地方也称扇车上，然后摇动风车，又一簸箕一簸箕地把几十万斤粮食从上面倒入进粮口，粮食经过风扇的风吹过，颗粒饱满的粮食会如同“水银泻地”落下，而和粮食混在一起的草根、草叶、土沫等就会被风吹走。筛粮的“硬活”就在那位端着粮食簸箕往风车粮食入口处倒粮的那位“把式”的活。
他一个人稳稳地站在扇车之上，半弓腰，两手端着几十斤重的粮食簸箕，讲究从簸箕中簸出的粮食要薄薄一层，纵观一条线，横看一把扇；簸出的粮食，均匀有序地“流”进扇车的进粮口，这样扇车的风才能把经过风口的粮食颗颗都吹到，才能“吹尽黄沙始到金”。说它是件“硬活”，扇车下，三至四个大后生负责搓粮，装满粮食的簸箕在扇车上排成一行，简单就是一条“自动”流水线，筛粮的“大把式”一刻不停，动作绝不走样，从弯腰端起粮食簸箕，到筛完扔下空簸箕，丝毫都不能停滞。几十万斤粮食最终都要经过那双臂，那双手，那个腰，那得多大的定力，千斤可以举鼎，恐怕难以筛粮。
上墙。别说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就是贫下中农上过墙的也不多。上墙是农村一件大活、累活，也是件技术活。没点本事上不了墙。上墙就是打墙，因为要站在墙板上打土墙，称“上墙”。中国上墙的历史太悠久了，几乎见证了中国历史，尚无中国之概念时，已有“上墙”的行当。中国的土墙是和国家乃至民族的历史紧密相连的。自商周以后，墙即代表政权，封建亦是起于筑墙，没想到三千年以后，“上墙”基本上还是祖宗上墙法，“原汁原味”，仍能品味出三千年前的先民们“上墙”的艰辛。我插队的山西忻州定襄农村里的墙，几乎是一水的土墙，贫下中农自己住房自己盖，自己起院自己筑墙。那是件让人知难而退的“硬活”。
先把墙基挖好打实，一般人家墙基要深挖一到二尺，讲究的人家还要挖得深些，根深才能墙牢，几千年的老训。把打墙的黄土过筛备好。土是从坡地择土而挖，要求一把攥成型，松开一抖尽散。墙基出地面后开始起墙板，墙板一般五尺长、一尺宽、一寸厚，两面墙板之间就是墙体，土被送上来，上墙的人先用脚把土蹚平踏实，然后开始用石锥一锥接一锥地不紧不慢地锥，那种石椎也似乎是上墙特制的，是尖鎚顶，两个人或三个人在墙上先是面对面，然后是背对背，最后是互相交叉，锥穴对锥穴，密密麻麻，像农村大娘纳的鞋底，对不能出现空档。墙越打越高，锥打在墙上，必须锥锥狠，锥锥准，锥锥“没腰”，到了墙根相衔处，要椎椎“齐肩”，绝不能含糊。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就讲究百年大计，精心施工。墙板越上越高，人在墙上干活，如同驾船出海，亦如同“螺蛳壳里做道场”。那活累人，不能歇，也没空歇；因为一板墙刚刚打定，下面又把下一板的土扬上来，又重复着上一板墙的动作，人如同机械。那活不但累人，还怕人。上墙容易下墙难，因为你要对人家的后世子孙负责，墙倒屋塌是要下地狱的。上过墙的人皆有共识，上墙比割麦子、挖渠、和泥，脱坯都累。烟瘾大的人都不能干，因为上墙没留抽袋烟的功夫。我也曾试图上墙试试，体会一下八辈祖宗之祖宗的辛苦，但被贫下中农拒绝了，那可不是试一试的事。把我领到一堵被风雨侵蚀的废旧老墙跟前，用铁锨把狠狠地捅上去，脑袋上青筋都暴起，但老墙不倒，只在墙上戳了个窝。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人死墙不倒！别小看这堵老墙，至少有300年历史了，八辈子的祖先都化成灰了，但老墙还在！“三辈子不修房，五辈子不塌墙。”方知为什么千百年农村的土墙没有出现过“豆腐渣墙”。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7年，感触最深的不是贫下中农的骨头硬，是贫下中农的肩膀硬。我去插队那年，我们队还种甜菜，也是生产队的财源。那年头，生产队没什么东西能卖钱，甜菜卖了就是钱。初见甜菜就像北京“六必居”中的大酱疙瘩，贫下中农教育我，这东西卖到糖厂可以榨糖，年底兑现分红也指望着它。我原来以为甜菜必甜，就削了一个大口吃起来，一咬，一嘴又涩又辣，又麻又苦，贫下中农皆开怀大笑。方知“再教育”有时是反面教育，故意让你撞南墙。刨出来的甜菜堆满一地，全要靠肩膀一担一挑地把它们担回到生产队部，这可是较劲的时候。贫下中农把甜菜在筐里码得像古埃及的金字塔，我试了一下，一憋劲，一担甜菜纹丝不动，足有一百多斤，没有一副铁肩膀怎么能担着在地里走七八里路呢？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相比，肩膀是弱项中的弱项。手可以提，提不在话下；肩不能挑，尤其不能担重行远。刚到村里，挑水就成为难题。尤其是女知识青年。担一担水，仿佛修行；一般都是一路几歇，或几个人换着上阵，有的干脆两人抬。贫下中农教育：荞麦的面，女人的腰。但贫下中农也不会给她们无偿地担水。我们村有的光棍后生，院里有口井，他就在井旁的树上贴出一副对联，“院中一口清泉井，单等姑娘来上门。”横批：找对象。吓得他们队上的女知识青年再也不敢上门担水，不得不舍近求远。这是真人真事。
贫下中农厉害，他们肩膀厉害。一百多斤重的甜菜担子，低头、弯腰、挺胸、站直，担子一忽悠，排着队上路。看着贫下中农挑担，才会相信“一苇渡江”，那么重的担子，忽悠忽悠真是颤颤巍巍，有节奏地跳跃，有起伏地行进。走起来有些像舞步、台步，扭着腰、甩着跨，晃着身子，甚至叼着烟，聊着天。我们跟在后面如同看表演。走了一程，贫下中农不卸挑子休息，而是左手搭在右肩扁担下面，似乎是统一行动，然后一较劲，左手一拉，右手一推，扁担竟然悠悠然地从右肩平稳地滑到左肩上，真是不看不知道，舞蹈的确源于生活。
练就贫下中农铁肩膀需要“童子功”，贫下中农也不是都有“童子功”。村里有一个特殊工种，掏粪工，很像五六十年代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把住在胡同里四合院的厕所掏干净，把粪便背出去。北京的时传祥是背粪，我们农村是担粪挑。那虽然是一件又脏又臭又苦又累的活，但亦是件好活。工分挣得高，不受上下工的约束，独往独来，可不参加农业学大寨，不参加修建大寨田，不参加学习开会；工分高就是工资高，谁也不管，谁也管不着，何乐不为？但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光看那副粪桶，是副大木桶，又厚又大又笨，光空桶恐怕也有三四十斤。足足有三千米远，要求桶满不溢，桶晃不洒。不能像羊群过街一样。看见我们队的担粪人，重载，却悠然自得，胜似闲庭信步，那两步走，真有点像扭秧歌，有时嘴里还哼哼唧唧地唱着酸曲，嘴角上叼着湿了半截的香烟。一点没感觉到他肩上有座大山，在痛苦地受罪。我们村的知识青年有当羊倌放羊的，却没有一个去掏粪的，不是那份工作脏和累，从小我们就接受时传祥教育，是肩膀上没有那层老皮，皮薄肉嫩。问了几位贫下中农，他们也异口同声，鼻子受得过，肩膀受不过。肩膀上的功夫是从小练出来的，压出来的，肩上老皮犹如手上的老茧，千锤百炼。举个常见的例子。两位贫下中农担水在路上碰到，或抽烟借火，或顺口说事，那位肩上担着满满一担水的人绝不把担子放在地上，像担着一副空桶那样悠然自得地聊着天，说着事，借着火，抽着烟。
实践又在检验贫下中农的铁肩膀。离我们村十五里远的无畏庄要修飞机场，我们都去那里当民工。在机场边缘小山上可能要修一座观测站，这就需要从山底往山顶搬水泥。那地方我去过，有条小路弯弯曲曲通向山顶，大概有五十多度的坡，有四五千米，任务是往山上背水泥，背一袋水泥四毛钱，这已经很激动和鼓舞人心了。但几乎没有人能扛过三趟。真金白银不是那么好挣的。
让子弹飞一会儿。背水泥的消息终于传到我们村，我们队的几位正值壮年，在村里夙有肩膀上的老皮厚过两指的铁肩膀，决定独辟蹊径，担着水泥上山，一担就挣8毛钱，甚至信誓旦旦，要一担挑四袋，一担就挣回一块6毛钱，听着就让人眼热心跳。贫下中农说，饭怕吃，账怕算。我认真看过他们的扁担，一水的老榆木扁担，比一般扁担要长出二尺，宽出二寸，木纹中反射出酱褐色的“老光”，那都是热汗养出来的，真像支前的民工队，直取飞机场。
那条上山的小路可谓羊肠小路，本来就是群羊上山踩出来的。一开始，每个人心劲十足，精神焕发，用麻绳捆好，二百斤上肩，所有参加背水泥的民工都倍感惊讶，仿佛开天辟地，风从天外来。悠悠荡荡、扭扭捏捏，像踩着板胡的韵，和着羌鼓的点，五六副担子飘飘然上山，挣他娘的8毛钱。记得当时成为一景观。后来在泰山看见过“挑夫”，但他们的扁担又粗又短，每个人担着挑子仿佛有“三座大山”似的，似乎皆面有痛苦状。我们村的贫下中农不同，好像悠悠然、悻悻然，仿佛秀才中举似的，往山上踱去，想起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们村贫下中农是“肩挑重担轻胜马，谁怕？老婆娃娃等钱花。”结局如何我还真忘了，似乎也是曲终人尽散。那年我回村遇见当年担水泥上山的李在堂，聊天说起此事，他说，也担不行，咱担再沉的没弯过腰，但那是走平地，担满一担上山爬坡还真不行。还真留下一句格言：宁在平地担二百，不向山上挑五十。
五十年后再回村，老屋依稀在，几度夕阳红。再和老贫下中农谈当年接受再教育的四大难题，四大硬活时，真没想到，再一次接受了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出了一道难题，求解。现在村里的知识青年都是自愿跑到城里接受城里人的再教育了，而且是真心诚意想扎根城市。他们认清了一条真理，而且是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城市才是广阔天地，城里才能大有作为，一切都和你们插队时反了，要能找个城里人结婚，那是八辈子修的福气。谁还记得那“四大难题”，“四大硬活”？“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那年正热播《三国演义》。杨慎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其“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却唱得家喻户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