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难忘的工厂一辈子难忘的师傅

文摘 2022-03-17 15:49

人生的转折有时候会是轰轰烈烈的，有时候又几乎是无声无息的。

1974年冬，我洒泪告别了养育教育过我七年的横山村和曾经朝夕相处的乡亲们，坐上给我拉行李的毛驴车，一路向南，向定襄县城而去。放眼望去，寒冬笼罩下的田野，仿佛是一幅刚刚收笔的油画。终于看见滹沱河了。七年前，我第一次从滹沱河南岸跨过滹沱河，一河之隔，我已然变成横山村农民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七年后的这一天，我再从滹沱河的北岸跨到南岸，竟然一下子变成了工人阶级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站在滹沱河边上，扪心自问：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变化？是哲学理念的变化？还是化学原素的变化？望着和我对眼相视的灰毛驴，突然唱起：“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一辈子也没有坐过好车马……”

灰毛驴驴把我送到了定襄县色织厂，那竟是我一辈子难忘的工厂。

从农民变成工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有这种经历的人各有各的说法。我的第一感觉是洗澡。当我平展展地浸泡在色织厂职工澡堂不冷不热的温水中时，才真正有了工人的感觉，色织厂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洗澡，让我刻骨铭心。

插队七年，夏天在横山村大井里、大渠里、井沿上洗过澡，但从来没在冬天洗过澡，没在澡堂里洗过澡。那时候回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呼家楼澡堂洗澡，痛痛快快地洗，“脱胎换骨”地洗，才感觉到北京到底是人家北京。而如今四平八稳地躺在色织厂的职工澡堂的清水里，那舒服、那滋润、那享受、那感觉，方知工农差距原来就在洗澡上。定襄色织厂的办公楼粗糙简陋，北京人称之“筒子楼”，其后便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职工食堂，五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然难忘，当年进食堂犹如进“天堂”，千层饼、打卤面、炒茄子、小炒肉，整个定襄县绝无寻处，现在想起来仍感到口生香津。 “钱来伸手”，到月签字拿工资；“饭来张口”到点拿着饭盆进食堂。我和同一宿舍的另一位北京知青王立生探讨过什么是社会主义？“钱来伸手，饭来张口。”就是社会主义！

那年定襄色织厂从全县一共招了29名北京插队知识青年，那可能是色织厂历次招工中招的文化程度最高，年龄最大的一批徒工，像申炳珊、范正祥等都是老高三毕业班的高才生，一只脚已经踏进大学的校门，现在招工进了色织厂，给色织厂的职工队伍增加了新的因素。

因为是学徒，所以车间为每个人配备了师傅。我当时分配在织布车间乙班，那天班长贾金生把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师傅叫到办公室，对我说这就是你师傅，叫秦书莲，织二六元贡呢的。

秦师傅一脸沧桑，虽然一口天津话，但我判断他不是天津人。既然拜师，难道一点仪式都没有？我问贾班长，贾班长个不高，挺粗壮，五十多岁，天津话说得更纯正、更劲斗。我对贾班长一开始没点好印象，他一翻眼，用天津话说：“咱这儿又不是农村，搞什么仪式？是拜师傅，又不是拜江湖！”“秀才”遇见贾班长，有理说不清。我和贾班长相处了将近1500个日日夜夜，越来越感到，这位老工人师傅光明磊落，任劳任怨、心直口快，敢负责、敢担当，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几乎具备了老工人所有的优秀品质，就是文化程度差一点，有时候会闹出笑话。有一次开班后学习会，他问我蝴蝶梦的作者是谁？我愣了一下，确实不知道，他急得一脑袋热汗，因为车间的领导也跟班一块参加学习。贾班长气得说，白在领导面前表扬你了，连蝴蝶梦都不知道，毛主席还教导我们，不看三遍蝴蝶梦，没有发言权。我终于闹明白了，贾师傅说的蝴蝶梦是《红楼梦》。贾班长大笑，说谁知道是红蝴蝶还是黄蝴蝶，是飞到楼上还是飞到树上？反正毛主席说过。

没进过色织厂织布车间的人，不知道织布车间有多厉害？一推开车间大门，掀开厚厚的保温保湿的棉门帘，一股声浪扑面而来，轰轰之声，震耳欲聋，全车间128台织布机，至少240个织梭被强力撞击运转发出的轰鸣之声，至少有80分贝。织布车间有两大“奇迹”：之一既使外面冰天雪地，室内温暖如春，恒温恒湿，无风无雨，无寒无暑，一色的夏装，也俏逸，也健美；之二人与人要交谈，要脸对脸，嘴对耳，用俯首贴耳形容再恰当不过；话不是说出来，而是吼出来，喊出来。那真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世界，都言世外桃源，如何幽静雅致，色织厂织布车间也是一方世外桃源，却是那么喧然热闹，风景这边也好。

色织厂织布车间一共有24台元贡呢织机，什么是元贡呢？那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天津纺织行业中的术语，就是平纹呢子，六十年代北京盛行过的懒汉鞋，鞋面就是用这种元贡呢做的，那些织布机也都是“老师傅”了，估计见过天津租界的“洋大人”。我曾经总结过中国工人阶级有两大推闸把的工人，一个是石油工人，王进喜手握石油钻机闸把；一个就是色织厂的织布工人，手握织机闸把。秦师傅看四台元贡呢织机，像母鸡伺侯小鸡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机前机后转悠，术语叫“巡视”。秦师傅教徒弟几乎一言不发，全靠示意；他家养猫，他说大猫教小猫说过一句话吗？小猫什么没学会？

秦师傅在织机行中来回走是十分有讲究的。迈的步，步步是方步，步步是台步，走得端正，不急不躁；四台织机占地面积大约有20多平方米，秦师傅哪一步要踩在哪儿似乎都有定式。走到织机前，眼睛要查看布面；走到织机后，眼睛要查看经线；走到织机侧，要查看织机综片的起落；步步有讲究。

织布车间的师傅们以前也都带过徒弟，但我们这批高龄高知徒弟都是被“再教育”七年的“老三届”，很快就上手了，很快就“独立”了。秦师傅的“台步”也就迈得更匀了，那时候色织厂搞生产的氛围真够浓的，仿佛所有人皆不闻窗外事，只求多织布，织合格无疵点的布。记得车间主任让我抽空帮助车间办公室的韩师傅搞搞宣传，给大家鼓鼓劲，那标语口号现在仿佛还在眼前。我们把口号用斗大的墨字刷起，张挂在织布车间一进门。“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七一把礼献！”“早班大干！中班大干！夜班拼命干！”社会上批判“右倾翻案风”搞得一些企业乱得不得不停工，我们织布车间技术比武、“技术练兵”、“树技术标兵”，正搞得热火朝天。我开的四台织布机，一个班曾织过73米元贡呢，理论上一台织机一个班8小时能织16米元贡呢，我是让那些比秦师傅年龄还大的“东洋”老设备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后来我获得车间的头等奖，是一个银光闪闪的钢精锅，这只锅也是我和我爱人刘军8年后结婚的“见证人”。因为她也是色织厂织布车间档车工，没有那轰轰烈烈的技术竞赛、技术交流、技术比武，谁给我们搭建恋爱的平台？九十年代末，我和刘军专程赶回色织厂，又回到织布车间，又回到织机车位，感慨当年那火热的岁月，那青春的激情，不禁让人心潮澎湃，都说岁月如烟，我们感到青春如磬……

我来色织厂之前，不知为何称色织，当中学生时去过北京国绵一厂，一色的纺织女工，一色的宽幅白布，既不轰隆，也不潮湿，一个女工要负责几十台织布机，青岛织布女工因此创造出“郝建秀操作法”。色织说到底是织出来就是着色的布，它的经线、纬线都是按设计染好颜色，像我织的元贡呢，经线纬线都是黑色的，术语称其为“青头”。织布就是把纬线织到经线中，纬经相交形成布。在农村时，那是“广阔天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色织厂上了班才感到，那是“方寸天地”，面朝布面背朝灯。各有千秋。

秦师傅是位“老枪”，拜师的第一天我就知道，看他焦黄的中食两指，一日非十支以上薰不成那样。每当织机开顺了，会有个师傅按程序来替换他一下，秦师傅便急如星火，快步去厕所，因为车间绝不能抽烟，我跟进去方懂得岂止学校、影剧院、街头巷尾的公共厕所有厕所文化，工厂也有厕所文化，师傅们扎堆到厕所不唯为“上”，更主要的是抽、聊，有滋有味地抽着香烟，有声有色地海阔天空。那纯真的津腔津调，实在有乐，我真爱听，觉得是一种语言享受。再有一个师傅们再有一个乐园是接班前的班组办公室，师傅们都会提前十五到二十多分钟进车间，但没有一位老师傅会早早跑到车位前，而是在办公室抽着烟，喝着茶，聊大天，天南海北，信马由缰；有时候抬起杠来也是面红耳赤，寸步不让。

有一天在班前会上，秦师傅和班上的焦师傅等几位师傅抬起杠来，都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原来这些天津师傅几乎个个都是“戏迷”，无论在天津还是在定襄，真心喜欢京剧，一群“票友”，到点准听“话匣子”。秦师傅认为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是武小生，焦师傅他们认为是武老生。秦师傅人少势寡，且也不在理上，渐渐败下阵来，但仍气冲斗牛，而焦师傅几位也不依不饶，咄咄逼人。“戏迷”闹起来犹如两军对阵。我得帮帮秦师傅。我讲扮杨子荣的是童祥苓，童老板就是天津卫人。一句再无吵闹。因为在“票友”中称“老板”是行话，至少懂戏。师傅们都看着我这个小徒弟。我讲须生中的文武兼行，唱念做打，文武兼备，一直扯到上班。贾班长高兴得哈哈大笑，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还是人家师徒啊！从那以后，秦师傅沏茶，总是把头茶从他大茶缸里倒到我茶缸里。我那时候刚从农村出来，不懂喝茶，只喝白水。后来贾班长让我在班前会上讲讲京戏的“花脸”，他也是“戏迷”、“票友”，尤其喜爱“花脸”。记得我侃过《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的唱腔“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讲了“铜锤花脸”和“架子花脸”的区别，着实让贾班长和师傅们好生夸赞了一番，给秦师傅脸上增了光。

定襄色织是1966年从天津搬来支援三线建设的工厂，那个历史时期曾有“十万职工上太行”一说，从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搬迁到山西的企业多达数百家。当年色织厂的职工是清一水的天津师傅，工厂里的所有规章、规制、机制、体制原封不动地套用天津色织五厂，只是换了块牌子，换了个隶属关系。

定襄色织厂织布车间是三班倒，24小时转，工人们有句极生动形象的话叫“早班得玩，中班得睡，夜班受罪。”早班是早上六点上班下午二点下班，之后时间归己；中班是下午二点接班夜里十点下班，一个上午时间归你；夜班是夜里十点上，一直要熬到第二天早晨六点，概括为得玩、得睡、受罪，真有高人，总结得千真万确。但“得玩”有什么可玩的呢？天津的师傅们有乐，那就是捉鱼。我没有统计过天津师傅中有多少张网，但普及率相当高，秦师傅就有一张，平时在班中就经常扎堆讨论鱼情，研究水情，规划路程。我见过他们打的鱼，坦率地说，很少见半斤以上的鱼，几乎统统是“麦穗”“柳叶”皆鱼子鱼孙，累一天，回来的兴头犹如中状元归来，不是一人高兴而是全家幸福，丝毫未有倦意，哼着“西皮流水”在水龙头下收拾“战利品”，天津人讲究吃“熬鱼”，不是天津人体会不到高元培说的相声《钓鱼》有多厚的文化积淀。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见在车间办公室负责会计、统计的尹师傅办公桌上放着一台比英文打字机大一些挺神秘的“家伙”，原来竟是一台手摇计算机，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计算机。但尹师傅不让我动，那可能也是车间的“宝贝”。但偶然一件小事，让我试了试那台手摇计算机，兴奋得我无可无不可，那天尹师傅正在为几道数学题愁得无可奈何，原来是厂里一位领导在定襄中学上学的孩子的预测题，我凑上去看了看，是一道三角函数和一道对数的数学题，我虽然是六六届初中毕业，但在横山插队时，我们横山村里竟有一所高中，不设初中；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我结识了横山高中的张老师，他是教高中数学的老师，他爱人也是老师，在定襄县河边中学教书，他一个人生活在横山中学。和我极聊得来，有时能聊到“不知东方之既白” 。他虽然是数学老师，但却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化的底子，读过很多书。那时村里的知青走得差不多了，我们队就剩我一个了，苦闷之中尤其爱和张老师谈历史、谈文学；也谈成长，谈爱好。有时候正赶上他要去上课，我就“蹭听”他的数学课。我本来数学底子就非常好，初三时就自学过一些高中的课程，越听越上瘾，干脆在张老师的指导下，自学高中数学和解析几何、三角函数，那时候是苦闷之极，无聊之极，真没想到，真没白学，1978年参加高考时，我数学高考成绩全忻州地区排行前五，让我受益终生。有这个基础，我就把那几道数学题做了，尹师傅半信半疑，更多的是以为我蒙他，因为他的确不会，看不太懂。后来他对我刮目相看，估计那几道数学题都做对了。不知那台手摇计算机后来的去向，它也是色织厂历史的“文物”，我估计当时在整个忻州地区手摇计算机也不多，我输进去爱因斯坦最著名的核变公式，E=mc²，把光速的平方输进去，尹师傅一摇，哗啦啦一阵响动，结果就出来了，真神奇。更神奇的连锁反应还在其后。

首先是车间阎主任让我在星期日去他家。阎主任长得像“架子花脸”，去他家让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他夫人瘦小苗条精干，一副“刀马旦”的作派。请我吃饭？我怕“张冠李戴”，上桌容易下桌难，忐忑不安，有种冒名顶替的感觉。阎主任一脸深笑，一个劲让酒让菜；我终于搞明白了，原来是想请我给他孩子作数学辅导老师，和孩子见了面，询问了孩子的情况，翻阅了一下他的试卷作业。我心里一百个踏实，真的如“左手托泰山，右手抱婴儿” 。突然想起贾班长曾喝斥我的话：“你以为是农村呢？还拜江湖？”原来这是“拜师宴”，这才正式开吃，记得那天晚上把阎主任喝高了，没想到临出门，还让我带上一饭盒天津风味的“熬鱼”。乐不乐兮在其中。那盒“熬鱼”，我和王立生好好喝了两顿。以后我的名气似乎大起来，厂里的安志友请我去，还有其它车间的师傅，厂政治部王家善师傅曾经和我在“豆罗五七干校”同吃、同住、同学习三个月，他也来找我，说有个我不认识的师傅想让我帮助他女儿补补数学和英文，我和老王开玩笑说，数学没问题，英语可是开新课，拜师就得拜两道，但可以保证咱的英语口语绝没有一丁点山西味、天津腔。后来高考，我的英语成绩虽然只考了28分，但在定襄县排第二，定襄中学的英语老师叫温晋根考第一。为此那位家长还专门请我和王师傅吃了一顿天津菜，喝了一顿直沽高梁酒。后来秦师傅也请我去他家喝“拜师酒”，我怎么敢喝师傅儿子的拜师酒？台面也压不住，就把贾金生贾班长请来，这才开喝。终于把贾师傅喝成《盗御马》中的窦尔敦，秦师傅也成了《打登州》中的秦叔宝。师娘让我带一大饭盒菜回去，我说什么也不带，吃上师傅的，再拿上师傅的，此理何在？师傅到底是师傅，第二天上班，又把菜带到车间。

1978年9月21日，我正在车间里忙着干活，贾班长兴奋地从后面捶了我一拳，回头一看，贾班长像喝了半斤“高粱白”，兴奋得又喊又叫。

走进车间办公室方知，我考上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谁能相信，从那时那刻，车间里几乎所有的老师傅通通改口，不再叫我秦师父的徒弟，而是一口的崔老师，车间里正在休息的老师傅们都怀着一种羡慕、敬佩的目光看着我，让我一时难以适应。

车间闫主任告诉我，我的这封南开大学入取通知书，在我看到之前至少有二三百人传看过。闫主任用天津方言幽默地说，你看看，这上面的指纹摞起来足有二寸厚！

闫主任对我说，这份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预定借阅的就有十几位师傅了，他们想让他们的孩子沾沾灵气，受受教育。师傅们的共同心声是，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孩子能回天津。去南开大学读书他们不敢想，但谁不望子成龙？

秦师傅在家里给我送行时，他那两间平房挤得满满的，我亲眼看见，家长们是那么一往情深地把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双手捧着，递给孩子，让他们好好看看，说全家变骡子变马都不怕，只要你也能拿回这么张“圣旨”。我激动得心头直发热。

走进南开大学大门，我一气买了印有南开大学四个字的信封二百个，印有南开大学的信纸四本，买了20块钱的邮票，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储备”。因为我答应过厂里的师傅们，要把南开大学的教育，送给他们正在上初、高中的孩子们。我给秦师傅的儿子写道：“天堂的大门上只有四个大字：南开大学。”现在看可能有些荒唐可笑，但当时的确倍感神圣，秦师傅回信说，他儿子怎么怎么受感动，他老婆感动得拉着他儿子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四年的工厂生活就那么戛然而止，从河边经由定襄开往太原的列车一声长鸣，缓缓起动，我忙着和来相送的师傅、师兄弟们挥手告别，往北眺望，那就是色织厂，但觉得两行热泪缓缓流过双颊，那些往事就是人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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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烟雨

一身烟雨一席尘，一介书生一纸情，说未闻之事，听背后之语，与你换个角度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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