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是从发小马晓勇的口中知道新华社永济五七干校的，当年，他父亲曾在那个干校劳动，他从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回太原探亲，专程跑到永济干校看望父亲马明。晓勇告诉我，他父亲和新华社社长朱穆之住在一间宿舍里，他去后，朱穆之专门把自己的铺位腾出来，让晓勇住。2017年2月，马晓勇和马正弟兄俩又去孙常村干校遗址，寻找父亲的足迹，拍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也为我写作此文，提供了很多资料。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号召后，中央党政国家机关单位在河南、湖北、江西、山西等18个省市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有10多万名下放干部和3500多名家属子女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其中，新华社有400余名记者、编辑和130多名行政人员到山西永济县的新华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新华社五七干校，位于中条山北麓伍姓湖畔的永济县孙常村，这里的五百亩盐碱地，是开垦改造的对象，下放到这里的530多名干部一律被叫学员，也叫“五七战士”。
1969年刚入冬，新华社的五百多名“五七战士”（当时群众对干校同志的称呼）和部分家属子女浩浩荡荡地来了，按照部队的编排，“五七战士”共分5个连，因为干校还没建好，所有的“战士”先分住在老百姓家里。
老百姓热情欢迎了这些北京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打扫屋院，挪腾房间，有的生火炉，有的烧炕，有的舀好洗脚水……。
本来干校计划建在伍姓湖畔的低洼地里，但是善良的村民们认为：咸盐滩地，深挖三铁锹就是水，风大，潮湿，在那待上一年，都得患了关节炎。他们是毛主席的“五七战士”，我们不能不心疼他们。为校址的问题，村里多次和新华社发生争论。最终，村里决定，校址迁到孙常村北边高地，新华社也同意校址迁往孙常村。
建干校，一切从零开始，没有砖，他们自己烧；没有石灰，从中条山用小平车拉回来石头，粉碎，制成石灰；无论男女，从砖窑里背砖，脱了鞋子赤脚和泥。到1970年末，“五七战士”们用了多半年的时间，建起了干校，办公室、会议室、礼堂、加工厂、宿舍、家属房、食堂、灶房、水塔、饲养场样样俱全。
晓勇的父亲马明到干校后，被编入第四连，先后参加了采青石、烧石灰、掘方土、打砖坯、挖沙土、割芦苇、盖房和割小麦等繁重的集体体力劳动，直到干校1973年3月结束，马明才返回新华社山西分社。初到干校，马明先被指派到距校部（孙常村）15公里的中条山北麓风柏峪村参加一个小分队采青石、烧石灰的劳动。他们住在一座寺庙的大殿里，毎天晚上和泥塑佛像为伴，白天到石窑采青石。
马明在《辙印》回忆录里写道：“在分队长阎振国的带领下，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在乱石山坡上挑拣到可以烧石灰的青石，一筐筐地抬到烧窑旁边，再装进去，烧成白灰。日复一日，冒着严寒酷暑，风雨无阻。为了熟练掌握烧灰技术，干校从当地请了一位师傅作指导，尔后经过反复实验，摸索到一种边装青石、边加温烧石灰和边出石灰成品同时交叉作业的新方法，提高了技术，增加了产量，及时按量满足了盖房建校的需求。在烧窑两侧，还写了两条标语，上面写着:‘烧白石灰，炼红思想’，‘伍姓湖畔埋忠骨，中条山下献终身’。
“完成生产石灰的任务后，我们烧石灰小分队回到(孙常)校部，和连队汇合后，又担负了为新建干校宿舍提供地基石、打砖坯、烧砖和到黄河滩拉芦苇的任务，时间紧，劳动强度大。为了赶建筑工程进度，烧窑里的砖还没有冷却，我们就赶忙一批批地往出背滚烫的烧砖…… 这么强的劳动量，累得我们每天都肩痛腿乏，浑身汗水淋漓。身上受点轻伤成了家常便饭。”
马明在干校劳动时，曾从遇到车祸的拖拉机上“飞”下，右腿受重伤。1970年的一天，烧砖运土的巷道忽然塌方，五七战士梅柏春不幸遇难。这个来自东北的孤儿，后来被安葬在孙常村，村里人每年都要到他的坟头上去拔拔草，祭奠一下。
随着一排排新房的建成，“五七战士”们从借住的民房搬进干校的新宿舍，五六个人一间房，“五七战士”的随行家属住在村里的民居。搬进新房后，马明和朱穆之、王文西等五人住在一间宿舍。王文西是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老摄影记者，来到干校后学会了开四轮小车，老当益壮，还做搬运工。这些平时手拿书本纸笔和相机的文化人，在村民的帮助下，各种人才纷纷涌现：铁匠、木匠、瓦匠、泥粉匠、马夫，学会了烧砖、烧石灰、放羊，成立了农耕队、建筑队、打井队、运输队，还办起了养猪场等等。
█ 新华社“五七干校”旧址。本文照片由马晓勇、马正拍摄
新华社“五七战士”的进驻，让孙常村九年义务制学校的学生受益匪浅。无论当时“白卷英雄”的气势有多猖狂，来自新华社的老师们总是对学生说，多学点文化知识，终究是有用武之地的。
孙常村学校的学生外语好，这是别的村子没有的，这完全是沾了新华社记者的光。当时的课本是新华社的老师们自己编写，印成教材，发给学生。每晚自己出题，刻成蜡版，用油墨印成试卷，交给学生。有的学生回忆说：“交上去的试卷，老师批改得很认真。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些卷子、纸张，老师们是从哪弄来的，然后免费给了我们”。
新华社的老师们还教给学生唐诗宋词等许多课外知识，除了学习理论知识，老师们还找来一堆电线和灯泡，让每个学生动手做出并联串联的线路组。出的作文题目也和别的学校不一样，语文老师洪和临(原《山东日报》总编辑，后任《瞭望》杂志主编)给学生出的题目是《雪》。永济县教育局举办作文大赛，获奖的学生大部分是孙常村的。
五七干校里有一位穿戴很不起眼的普通老头，经常在巷子里，推着个平车默默地拾粪，村里人并不知道他的姓名，这是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朱穆之当时是经过改名换姓的，身份对外保密。1972年8月7日，周总理提议，并经毛泽东同意，朱穆之从干校回到北京。1973年8月，党的十三大召开，朱穆之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村里人看到《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着一张照片，照片上那个人和拾粪的老汉那么像，才知道，朱穆之就是拾粪的老汉。
“五七战士”侯波，山西夏县人，是专门负责在中南海为毛主席摄影的。文革开始后，侯波被定性为“坏分子”、“假党员”、“投靠资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先是在新华社机关挨斗、挨打、游斗，之后，去了新华社永济干校。虽然大家去的是一个地方，但待遇不一样。摄影部有一个名单，黄色的是走五七道路的人，白色的是监督劳动的，侯波是在白色名单里的。在永济，侯波的丈夫徐肖冰从北京偷偷给侯波寄过几次粮票，有一次还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首短诗，鼓励侯波要相信党和人民，一切问题终会得到解决。天冷了，徐肖冰又给侯波寄去棉鞋，还在鞋里装上了几块糖果。他是要侯波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但这些举动都遭到造反派的痛斥。
后来在干校的全部人员都回来了，连看管侯波的人都走了，只剩侯波一个人留在那里。五七干校校长说：“你走吧，留下你一个人怎么办呢？”侯波曾经在太原马明家里吃饭，给马明家人讲述了许多中南海的故事。
1973年，侯波被送回新华社摄影部车间继续劳动改造，做了八年胶片漂水工，十个指头都变形了。1977年，党组织为侯波平反。
“五七战士”盛世良早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俄语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在干校，盛世良获准阅读外文书籍。此前新华社俄文干部被批准每人花一毛钱买一大捆被处理的俄文原版书。盛世良在干校斗私批修一年，最大的损失是被电刨削掉了三根手指头，最大的收获是看完自己的、妻子的和好朋友的三捆俄文书。从干校修地球回来，发现俄文水平不经意间提高了不少。1978年，盛世良作为新华社记者，被派驻到莫斯科分社工作。
“五七战士”张辛民被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下放干校劳动，在这期间，他被取消了阅读《参考消息》的资格。
1970年的一天，正在孙常村五七干校劳动的张辛民，偶然发现公社合作商店的柜台上摆着一份《参考消息》。这令张辛民非常奇怪，因为散布《参考消息》上刊登的内容，一直被作为“泄露机密”甚至“政治问题”来处理的。他清楚地记得，有一对翻译夫妇，因向亲朋好友透露过《参考消息》中的内容，肃反运动中被清除出新华社。
在张辛民的意识里，《参考消息》的读者是“限制性”的，对行政级别、职业性质都有规定，能够阅读《参考消息》，代表一种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文革”中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取消了《参考消息》的阅读资格。
《参考消息》怎么会出现在商店的柜台上?一直在农村劳动的张辛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里，《参考消息》早已“扩大发行到工矿企业车间党支部，农村生产大队党支部，解放军连队党支部，供广大干部和高等院校学生阅读。”
“五七战士”陈亮于1956年8月调到新华总社参编部从事编辑工作。1957年5月，共产党开始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多提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新华大院工字楼的北墙上，贴满了群众写的大字报。要求入党的陈亮不甘落后，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一口气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题名是《庶民谈国是》。
这篇墙报文章贴出后，立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他谈的主要内容是：高干子弟享有特权，跟满清的旗人差不多；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刑不上大夫”，少数人逍遥法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过于粗暴，类似焚书坑儒；领导人应该有退休制度，外国总统、总理也退休嘛。陈亮万万没有料想到，他成了本部门第一个批判对象。
“你诬蔑共产党的干部！”“你竟敢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诬蔑为焚书坑儒！”对陈亮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你竟敢要求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像外国的总统、总理那样退休！”陈亮，由于他的文章“极其恶毒、反动”，跟国内部戴煌并列为新华社的两个“极右派”，陈亮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戴煌后来被转移到太原东太堡劳改砖厂。文革期间陈亮又被下放到永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戴煌和陈亮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改革开放以后，陈亮在参编部当了几年《参考消息》和英文编辑室的头头，又赶上“老同志驻外”的末班车，在新华社联合国分社干了几年。
“五七战士”李慎之1954年至1957 年上半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随同周恩来总理参加过多次外交活动，包括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1957年，因“大民主”的有关言论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69年12月，李慎之和妻子张贻女士都被发配到永济五七干校，他们的四个孩子中已有三个上山下乡，两个在东北，一个在山西，只剩下十三四岁的小四留在北京家中，临行时，因不是同一个连队，他们夫妇分乘两个车厢，二女儿从东北回来送行，含着眼泪一会走到母亲面前，说我不愿意做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一会走到父亲面前，对他说我不愿做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干校，李慎之戴着高度近视的眼镜，进行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和年轻人一起“深挖洞”，拉着人力“拉拉车”到十八里路远的永济县去拉口粮、运肥、运庄稼、拉砖盖房子，吃的是窝窝头就咸菜，有时到离干校九十里路的蒲州拉芦苇，早上装车起程，要晚上八九点才回来，路上带着干粮和水壶，饿了吃，渴了喝。当时李慎之的大女儿就在距干校不远的临漪县插队，抽时间来看望父母，住在母亲那边，可三个人从来没在一起团聚过。后来二女儿也从东北转来临漪插队，一家四个人在干校仍然没有团聚过。李慎之于1973年回京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对。1979年“右派”问题被改正，恢复党籍。1978年底至1980年初，参加了中共中央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工作。其间，陪同邓小平出访美国，担任代表团顾问。198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
“五七战士”杜运燮大学期间曾应召入飞虎队和中国驻印军任翻译三年多，1951年起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杜运燮的诗作《秋》 因为“朦胧”曾被诗评质疑，之后“朦胧”一词逐渐演变成诗歌史上的专用名词。在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后，杜运燮被迫退职，到侯马林城大队当社员，靠挣工分来维持生活二年。1974年到临汾山西师范学院任外语系教师及系主任。1979年落实政策，才重回北京新华社国际部工作。
1971年3月开始，五七干校的“五七战士”接到上级通知，陆续回京或返回各地分社，干校的人员走空了。此后这些“五七战士”仍与孙常村保持着联系。孙常村人进京，总会受到新华社人的热情招待。
几十年后的2017年2月，“五七战士”马明的两个儿子马晓勇和马正到孙常村寻访新华社五七干校遗址，见到的是，伍姓湖农场已成为一片一片整齐的农田，令人心旷神怡。当年占地20亩的干校的建筑，如今掩在一丛丛荒草中，已经破败不堪。院墙已经倒塌，大门依然完好，但形同虚设。大门两侧各是一间房子，应该是当年监管人员住的地方。走进大院，是一排排的平房，平房的门呈半圆形，大多数房子都没有了屋顶，门窗也早已被人拆走。大门右边的平房墙上，有一行夺目的标语：“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万岁！”。标语是用红砖砌在灰色的砖墙上，得以保留完整。
从孙常村出来，走几公里路，就是虞乡火车站。那时，新华社的“五七战士”往返回家探亲，都是在虞乡坐火车。小小火车站，现在还保留着，但是已经停用。征得车站工作人员的同意，马晓勇在站牌前留影作纪念。
据当地新闻说，永济市政府领导考察干校遗址后，提出了保护开发这处遗址的要求，目的是为了“铭记历史，弘扬文化”。
然而，这毕竟是一段尚未“脱敏”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