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器文化，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独树一帜，别具风采，古埃及的金字塔文化，古印度的宗教文化，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文化，古中国的青铜器文化。
到殷商时代，中国青铜器文化进入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青铜器文化繁荣到世界独俏，俏且争春。全世界最大、最重的青铜鼎司母戊鼎就诞生于商王朝，誉为“天下第一鼎”，其高达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达832.84千克。其上还铸有精美的花纹图案，饕餮纹和虎噬纹。饕餮纹是商代创新的一种怪兽图案，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艺术综合、夸张、抽象等手法创造出来的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神秘形象。而虎噬纹更让人瞠目结舌，两只相对而视的猛虎，虎口大张，共同衔着一颗活生生的人头。同出于商代的大禾人面纹方鼎，鼎之四面是四张表情生动的人脸，每一张大脸又各有不同，每一双大眼又各有所视，而那每一张大嘴虽然紧闭但又各有所示，是欲诉不能？是诉而后闭？是默默祈祷？是怒从心起？他们是神？是鬼？是魔？是妖？只有一张脸，什么也没有；那张脸就是一个社会，一个人生，一片江湖。商代的青铜器文化绚丽璀璨，几欲登峰造极。到西周、春秋、战国，青铜器的制作已然巧夺天工，把造神、宗教、信仰、崇拜与实用相互寓于，互相融合，达到了金字塔文化的金字塔高度。仅举几件“国之重器”：“莲鹤方壶”“四羊方尊”“错金银云纹铜犀尊”“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等等，全国第一批禁止出国出境的文物国宝，绝大部分都是青铜器。
青铜器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章就是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它是中国祖先独创的，也是中国青铜器文化中独有的，是中国古文化的标志之一，像古埃及的方尖碑。
论铭文，它起源于商汤在其盥洗器上刻有的警句，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推翻夏桀，建立殷商帝国，接受夏亡于桀之教训，每日提醒自己，有“吾日三省吾身”的用意。但论金文就要提西周的毛公鼎，毛公鼎内腹铸有499个字文，是现已发现的青铜器中所铸最长的铭文，亦有一个专称：金文。也非虚言，在考古界皆知金文即“金文”，因为青铜器本身是古董，其中它的身价在古董行有一字一两黄金之说，即如果青铜器中有铭文，就要在原价格上一个字增加一两黄金，也称青铜器上的文字就是金子铸成的文字。实论，金文非金子所为，因为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是最原始、最真实、最珍贵的历史，因为有金文才能解开数千年的历史疑案，郭沫若曾言，一篇金文胜一篇《尚书》，其历史价值何止千金？
1976年3月，在陕西西安临潼零口镇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最早的青铜器利簋。端庄淳厚，纹饰精美。簋是商周时代最重要的青铜礼器、食器，周礼讲究“天子九鼎八簋”就是此物，西周时期神圣不可侵犯，错礼乱簋要追责三族的。北京东城有一条街名曰“簋街”，如上推三千年，也是礼崩乐坏的罪证，罪夷三族矣。
在历史上商纣王是有名的昏君，被周武王起兵造反，率诸侯列国大军直取商纣王国都，周武王与商纣王的几十万大军就在牧野发生了历史大战，牧野之战，一举打败了商纣王的军队，商纣王被迫自焚于朝歌，商王朝灭亡，周王朝诞生，这是历史上重要的一页，但苦于无文字，无实物证实，“夏商周”几乎无法断代。有些专家包括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都对有没有牧野之战持否定态度，甚至不认可中国历史上有商王朝。终于等来了利簋。何言之利簋？有金文为证，3000年金文不变。
就是在这只利簋的铭文中记载，牧野大战当天，周武王大破商帝国大军，8天以后，周武王向在牧野大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士赏赐铜料，周武王时代把铜视为金子，其中赏给官居“有司”的利。利为了光宗耀祖，就用周武王赏赐的铜料铸造了这件铜簋，也因此得名“利簋”。
利簋上的金文有证：“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翻译过来就是：周武王征伐商时，是一个吉利的甲子日清晨，出现木星上中天的天象，于是，武王战胜了纣王并占领了他的国土和政权。对照《史记》“甲子日，纣兵败。”《韩非子》也讲到“战，一日而破纣之国。”专家们通过天文学推算，最终锁定在公元前1046年。青铜利簋是历史的见证人，金文比金子更贵重。毛公鼎出土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已然180年矣。被誉为晚清“海内三宝”，即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毛公鼎在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有见“总统”易，见“毛公”难一说。
1996年，全国著名的青铜器专家李先登先生赴台考察，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受到院长秦孝仪先生的亲自接待，李先登阅“器”无数，榜上有名的青铜器至少品鉴过三千。要见“毛公”必先有“投名状”，秦院长拿出一把有铭文的青铜宝剑，请李先登先生品鉴。李先登名不虚传，真功夫也，当即指出：“宝剑是真，铭文是假。”好生了得。青铜器上的铭文就字体、组合、风格、起落，可分为：殷商金文神秘瑰丽，西周金文典雅庄重，东周金文清新繁细，秦汉金文素雅古朴。
毛公鼎通高54厘米，重34.5千克，大口圆腹，两只直立的巨大耳朵，腹下三足鼎立，如今世上亲眼见过毛公鼎的人已然凤毛麟角，可能不足百人。其腹中有金文499个字，经专家翻译，这是一篇完整的“册命书”，记述了周宣王为励精图治，中兴王室，革除积弊，册命重臣毛公音为定国安邦之大任，全权管理周天子一切家事，并特授毛公音宣示周王之命的专权，这个权力就大了，可以代授王命，未经毛公同意，王命不发，发了也不予执行。这种代王治国的任命似乎自周宣王后不见。可见周宣王对毛公的信任，似乎把君王之天下拱手请毛公治理。为确立毛公在朝野的权威，周宣王重赏毛公仪仗、车马、兵器等权杖和信物，有些像汉王朝让大臣享有九锡之礼。“册命书”也告诫毛公，不要懈怠，不要壅塞民意，不要忘记贫民；要忠心耿耿辅佐周王室，以免遭丧国之祸。从以后看，毛公也没有辜负周宣王的信任和重托，并未挟天子以令诸侯，亦未有牧野之战，朝歌大火。为了感谢周宣王的恩德，让世代铭记，特制这个三足大圆铜鼎，并在大铜鼎的腹内铸上这篇长长的金文，堪称煌煌巨作，以昭示子子孙孙。
毛公鼎的这篇巨作，文笔简约老道，叙事简明清晰，文理逻辑性极强，区区499个字就把周宣王的一项重大政治改革讲述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无一字多余，文风雄健率直，再看中国第一部史书《尚书》，其文风颇似毛公鼎铭文。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讲毛公鼎金文之“含金量”，其美学价值，艺术价值，让后世书法家无不为之倾倒。他讲：“毛公鼎为周代庙堂文字，其文有如《尚书》；学习书法不学毛公鼎，犹如儒生不读《尚书》。”现在自称为书法家的人，到底有多少人学习过毛公鼎的金文？
青铜器中的尊是一种酒器，也是一种礼器，“为器虽小，而在礼实大。”现已出土的青铜尊榜上有名的有数十件，其中何尊为最著名之一，国宝中的重器。当初这件国宝被陕西宝鸡东北郊的一位农民无意中发现，后以30元卖给废品收购站。何尊，西周早期的一件皇之重器，庙堂之上的礼器。高38.3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千克，口圆体方，端庄大方，凝重干练，通体有四道镂空的大扉棱装饰，这种装饰在青铜尊中属唯一，通体皆为一言难尽的纹饰，纹饰相盘相衔，看上去格外沉厚肃穆，似有多种神气笼罩。颈部有蚕纹，口沿下有蕉叶纹，尊体不知它想表达什么？昭示什么？有一种时时变幻的神秘感。
最值得何尊骄傲的是在其内部有铭文12行，共122个字。历史上当周灭商之后，周武王审时度势，他在寻找一个新建的周王朝帝国的新国都，他要把周王朝的新国都建在整个周国的中央，中国似乎顺势而出，因为当时在周国四周有130多个“方国”，周新建，国未泰，民未安，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找准十分必要，又十分迫切。周武王把这个中心之国都选定在洛阳天室附近。他深感这种紧迫感，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但周武王又自感天年将尽，来日无多，周国要强大的路正长，又刻不容缓，于是他便将心中这件大事托付给其年轻有为的兄弟周公旦，让他辅佐自己的幼子，也就是以后的周成王完成建新都、迁新都、强国富民的大任。
周武王是商周时期头脑最清楚，最能把握大局的一代君王，他托孤是托对了，周公旦肝胆相照，忠心辅佐，西周成王五年，新的都城建成，周成王迁都于此，翻开西周王朝崭新的一页，在天室为其父周武王举行盛大的祭礼，又对宗族子弟进行了训诫。礼仪后，周成王又论功行赏，奖给一位其名为何的贵族功臣30串贝币，何深感荣耀，特此专制一口铜尊铭记此事，用来祭祀他的家族。这段历史全部记在何尊的金文之中，在发现何尊之前，西周迁都定都，建新都城这段重要的历史都没有详细的记载，更缺乏现实的证据，几乎是一片空白。何尊弥补且实证了3000年前的这段历史。金文可贵金不换。何尊也留下一道考古大题，西周初年，贝币是否流行？什么计算单位？与金、银什么关系？为什么周成王奖赏功臣贵族不予金银珠宝，反以30串贝币？3000年过去了，这30串贝币的难题却未能解开。何尊腹内那篇具有历史价值的金文还提到了“宅兹中国”，这是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第一次提出“中国”，虽然这个“中国”是指天下之中，中心之国，是指洛阳为核心，但毕竟让“中国”降生，让“中国”出世，何尊之尊，金文之金，是有历史功绩的，数典不能忘祖。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名的君王越王勾践和他的冤家吴王夫差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卧薪尝胆”的故事曾经入过中小学教材。以这段历史编的戏典有30多出，既有高腔烈调的秦腔北路梆子，也有吴语楚曲的乐剧歌舞。1965年隆冬，湖北江陵地区漳河水库的修建正紧锣密鼓，在施工中，巧遇楚国大墓，当把内棺打开后，赫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左侧，有一把装在黑色漆木剑鞘中的青铜剑，当考古人员把剑拉出剑鞘时，竟然是一道晃眼的寒光，惊呆了所有在场的考古人员。这就是越王勾践的青铜剑。这把青铜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4.6厘米，剑首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圆箍最细的地方犹如一根头发丝。就是这把青铜剑竟能在黑暗中发出幽幽的蓝光，让有数十年考古经历的专家都不禁称奇。剑身上纵横交错有美丽而神秘的黑色菱形花纹，最让专家称绝的是在剑身正面有两行鸟篆铭文，共八个字，能不能给这把宝剑一个定论，关键就要看这八个鸟篆铭文到底写的什么？鸟篆文字为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极难辨认，经专家们反复辨认，八个字中确认六个，金字难开口，这开口的六个字是越王、自作、用剑，最关键的代表人名的两个字就是不开口，这两个鸟篆的金字从未见过。专家们研究，春秋时代越国自公元前510年始称王，先后共有9位越王。那么出土剑上的金文“越王自作用剑”究竟是哪一位？
由拿破仑远征军发现的“罗塞塔碑”，在破译上面的古埃及文字时也遇到了文字书写的不同字体造成的困难。碑上有三种文字，其中一种语言文字叫埃及象形文字，要比同为古埃及文字的埃及草书难破译得多。费尽周折，方才识得庐山真面目。最后他们把宝剑身上的铭文作了认真仔细的临摹、拓片，拍照寄给全国十几位最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专家及历史学家，群策群力，求教高人。果然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专家唐兰先生认得这两个“生字”，他断定，此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勾践。当然剑上那两个金字是“鸠浅”，“鸠浅”正是“勾践”的通假字。当然越王勾践的宝剑为何出自楚国大墓？从这座楚国大墓出土的竹简显示，墓主人为“滑”，那么会不会是楚怀王时期的大贵族邵滑呢？邵滑可是楚灭越的大功臣，难道邵滑是灭越而得其剑？这又是一道考古的大题目，很可能也是一篇博士论文。
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是一对生死冤家，吴王夫差灭越，未杀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卧薪尝胆22年，终于打败吴国，“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当吴国战败，夫差向勾践求饶时，勾践心狠，他不允许历史重演，再演一出“卧薪尝胆”，立刻逼死夫差。所谓生也夫差，死也夫差。青铜器中有一件极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吴王夫差盉，充满真实的故事，它是吴王夫差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酒器。也是吴王夫差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见证物。
盉，是一种酒器，是调酒用的，调什么酒？怎么调酒？依然是待考证的悬案。当它作为礼器时，它又增添了神圣和真诚的意思。这只吴王夫差盉高27.8厘米，口径11.7厘米，腹径24.9厘米，通体龙纹，表明吴王夫差亲用。盉有盖，有提梁，三足鼎立，讲俗白一些，有些像圆肚的茶壶。这件盉奇妙在它的肩部有一句铭文，共12个金字：“吴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12个金字，字字有文章。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吴王夫差用诸侯献给他们的金，为一位女子铸造了这件礼器。夫差为谁铸此礼器？向哪位女子在表白心意？什么样的女子值得吴王用这么高的礼仪？这件吴王夫差盉是不是为美女西施特意铸造的？
据史书《吴越春秋》记载，西施乃越国贫家之女，以在河中浣纱为生。正值越被吴灭国之际，她被范蠡发现，带回宫中，教以礼仪，果然出色，果然动人，夫差一见，如见天仙，立即迷倒，无可无不可。金银珠宝，凤冠霞帔，无所不奇，无所不极。在吴国国都苏州建造一座豪华宫殿，和西施日夜相饮，再不问国事、朝政，范蠡的“美人计”果然厉害，越国扳不倒吴国，而西施纤手可为。但吴王夫差盉上的12个金字并没有点破，这位女子到底是谁？在春秋时代，按礼仪关系，吴王夫差要为一位女子铸造一件青铜礼器，非一般之礼，非一般之情，应该是为其母或其妻，铭文中应记明其姓氏及地位。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概若如此，无一例外。唯独吴王夫差盉上没有铸金文以示女子之姓氏，只有6个字：铸女子之器吉。怎么敢在吴王夫差亲制盉之金文缺名少氏？要知道此乃器吉，礼器也，礼仪也。这不是疏忽，难道是因为这位女子是来自民间的民女？到底是不是为西施而铸，这又是一道玄而又玄的历史疑案，也是一篇需要下大力气才能完成的博士论文。
金文是随着青铜器而产生，又使青铜器文化更加辉煌深奥，随着青铜器的华丽转身，金文也渐行渐远，消失在那遥远的地平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