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来内地公映了。
我是几个月前看的这部电影，当时赶上期末、搬家和其它事务，没静下心写长评，如今回头复盘，细节遗忘近半，很多想法与结论，已不那么可靠。
但没关系，看过此片的都知道，这本来就是一个关于“不可靠”的故事，一个让人不要热衷于“想法和结论”的故事。
它的标题本身即为双关语。
语意一：这是一场关于为什么会发生“坠落”的审判。
语意二：这场审判的发生形态和发生方式，本身就是“坠落”的。
审判可作为一个宗教术语，坠落（堕落）也是。
好像只有上帝具备对众生展开末日审判的资格，人妄图审判自身和同类，本就近似谵妄。
好在它不是宗教维度的，但它，似乎也不是社会学与伦理学维度的——尽管它看起来与这两者无限相关。
它更像是哲学维度的：它体现的是一个哲学名词——“不可知论”。
不可知常常建立于人的孱弱渺小，但在此片中，不可知却来自于人的大而无当、无所不包。
因为，它讲的不是“我们作为人，其实什么都不知”，而是“我们对于人，其实什么都不知”。
它从死亡展开，死亡是片中唯一确切可知的发生物，但死亡是一种只要发生就立即变成“发生后”的东西，是一种归结和静默、一种已了结的完成时态，因而，由死亡漾开的一切，都注定充斥着自说自话的味道：死者无声，所以大家自己去找原因、自己去解释、自己去挖掘、自己去说服别人要不要采纳你挖掘出的碎料。
它成了一个由二手信息和主观推演组成的荒谬的解谜游戏。
它不是典型的法庭戏与罪案戏，它并不以悬念的延宕和揭橥充当叙事动力，它的罗生门结构阻绝与否定的不是对真相的触及、而是“以为真相是可以触及”的这个妄念，它一直在提供死亡外围的事实、直到这些事实因过于杂沓模糊成陷阱、直到我们自行悟出“根本不存在事实”。
这是导演对这个后真相时代的欲擒故纵和明呛暗讽：相比事实，人们（电视评论节目、记者、文学爱好者和心理分析爱好者、外加社媒上一切磨牙吮血的看客）需要的是话题和兴奋点——女作家谋杀丈夫，远比男loser抑郁自尽，更匹配一条热搜的基因骨骼。
只要你持续陶醉于群体性狂热的猎巫满足，罗列所有细节、放大所有污点、应和所有诛心之论，那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谁也无从为自己辩护。
因为我们个体生活中的具体处境，一旦拿到公共舆论语境当中去接受审视与裁夺，定会发生简单粗暴的变异：前者的复杂感受，总能在后者那里被降解为各种观念、信仰、立场、阵营间，争夺政治正确和道德高点的符码与口实。
简单的、绝对的，可能也是扁平的、自欺的。
在人性的幽微面前，莫说可适用的法律条文，连可调动的概念、定义、词汇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连语言本身都是有限的。
这幽微未必高尚，但若只以高尚为名抹除了幽微，世界终将因丢失多义性而深陷无趣。
电影就这样在让事实“大到不可知”的过程里重建了多义性：有意识地自相矛盾，不仅是庭上控辩双方，还有两种理解，两种阐释，两种视点（母亲的和儿子的、当事人的和旁观者的、婚姻内的和婚姻外的），两种文本（现实文本和小说文本、回忆文本和再创作文本，更确切的说是复述文本和叙述文本），两种性取向，甚至两种语言（法语和英语）。
匹配其上的是大量声画不对位的回溯和大量第一人称的横摇。
包括“让主角拥有作家身份、且从事现实主义半自传体写作”这个设定：文学写作内容是否能充当追溯和剖析其内心的证据，前者与后者无疑存在隐性的对应关系，且这种对应会在从文学理论到作者自述的一切语境下被承认，但对应不等于对等，对应与对等之间的裂隙有多大、落差有多深、存在多少可玩味与辩控的余地，没人能说清。简而言之，法律是追求绝对真相的东西，而文学是提供和描述模糊性的东西，二者是天然不对等的。
血迹分析、实验模拟还原、心理咨询、录音听取、人身监控、文本细读，这些都是一丝不苟的刻板、准确且排他的冰冷，它们和生活的纷繁错乱头绪庞大显得如此格格不入，故而它们可以为法庭提供帮助，但它们无从拯救与重建任何一个个体，它们更像是在傲慢地规训、占领和摧毁。
真正冷静下来想，其实所有被找到的证据，都是人的表达（录音、小说、音乐）而非物的留痕，所有被找到的证人都不是“看见了事情发生的人”而仅仅是“对事情的发生具备自己看法的人”，所有被认定为动机的动机，都是人的情绪分歧和观念分歧——嫉妒、猜忌、磨损和厌倦、对母职的理解分配、才华的高下比较、曾经的过失责任、家庭内的议价空间，而非对财产、权位、性与肉身等客观要素的争夺。
为了保证证据的纯正性与不受干扰，甚至要隔绝母亲和儿子的交流，但这份不受干扰永远是外部的，人的内心无法被进行无菌化处理：要知道，儿子正是在与母亲隔绝的那个周末，做了用阿司匹林喂狗的残忍试验，并第一次在监控人跟前情绪决堤。
法庭辩论场景下，公诉人总能占据绝大比例的构图画面，并且始终在镜头内部保有某种跃升、上行的律动气势，而作为被告的女士却始终处于微俯拍内、并夹杂于两侧或身后的各种人和物件构成的虚影当中，公诉人经常得以与法官、陪审团和听众们同框，被告却往往独自出镜、偶尔带上己方律师等寥寥三两人。
这不是在暗示谁胜谁败、更不是在隐喻谁真谁假，这更像是在告诉所有观看者，其实作为人，作为充满弱点和复杂性的人，任何一个个体都禁不起细微拆解，任何一个人一旦被放置在审判席上，都可能漏洞百出、底气不足。
你的推演步骤再合理，也无从修补你在推演资格上的先天不足：你终究不是当事人本身。
就像律师问大家：你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自杀吗？观众当然说不会——如果会的话，他们已经自杀了，你的提问就像让一群活得好好的人来描述濒死体验或证明天堂地狱是否存在。
最义正词严和斩钉截铁的人，也在不厌其烦地、以及不知不觉地无限次使用“我觉得”、“我相信”、“我认为”这样的主观句式：一边咄咄逼人“这个故事是主观的，它不该成为证据”，一边又言之凿凿“让我们来想象死者最后一年的生活”。
所有人都活在自己的逻辑链里，逻辑是一个理性词汇，但它又总与“自己”绑定，于是它又显得极其感性，甚至是，任性。
“当我们无法确定时，我们不得不相信自己的判断，我们不得不偏向其中的一方。”殊不知，不确定、判断、偏向和不得不，这四个词，几乎全部是彼此矛盾的。
你瞧，并没有谁在说谎，真正在欺骗所有人的是生活的灰度。
你瞧，我们只是必须给自己也给大家一个说法而已。
你瞧，缠缚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与感受当中，谁也没有出路——因为找到出路意味着“跳出来、站在外面”，但电影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外面的人永远无法真正理解那个“属于你的里面”。
你瞧，有没有可能，我们身边一切结论都是主观的，就连客观，也只是许多人的主观媾合在一起而已？
最后的结案，与其说是真相，还不如说是儿子为自己的处境做出了一个研判与抉择、在一个看起来最有利（相对最不坏）的角度上再次站稳：要不要为日后漫长的成长之路，留住唯一的那个亲人。
最后女主与儿子的那个暗夜里的拥抱带有相当显明的强弱逆转意味——儿子从体态到神情都更近似一个庇护与原谅者。相比之下，下一个场景里，她与狗狗的相拥而眠，要自如松弛得多。
因为狗狗的世界里，不索求事实，狗狗从头到尾没追问过：是谁给它吃了阿司匹林，给它吃阿司匹林的人，是不是故意的。
活在不可知的世界里，谁也不比谁高尚，谁都只是在寻找对自己最不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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