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那时，我已经年满17岁，已经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除了自命为黄山警备区司令的、号称反到底派武斗总司令的邓长春，在交枪前让我当了几天黄山红二连的副连长之外，在整个文革期间，我都没有当过任何头头，也没有策划过任何战役之类。多少参与过这场文革战争的重庆人，至少也有十几万吧。在那十几万人中，我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平头百姓”，但我自认为幸运地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文革战争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经常自告奋勇，只要有战斗就要冲在前，就要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就要显示自己的英雄本色，结果却为自己这一生抹上了一道洗也洗不掉污垢、忘也忘不了的阴影。虽然那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不应当也不可能当作刑事犯罪来论处，但回首望去，我依然为自己在那场战争中所做的那些坏事感到后悔，感到内疚。
我应当忏悔。
为了让自己在写这本回忆录的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平心静气一些，我应当把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所做的坏事（包括够不上坏事标准的“坏事”）先进行一个交待，顺便也交待一下自己在整个文革中所做的其他“坏事”：
一是在文革战争中，我打了十来发子弹。其中三发是打靶，用的是苏式步枪。那种枪射程远，精度高，却没有自动机构，要扳一颗打一颗，而且后坐力很大，不抵紧一点就可能把肩膀打肿。那是在黄山的炮台山上打的，对着对面三块石下的一根树枝，可能有100多米远吧，也不知我是否打中了自己瞄准的目标。另外五发是用1956式半自动步枪打的，那是在一个追悼会上打的。别人都打了十发，我只打了五发，我是为了节约子弹。那时，我一心只想“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不愿意这样放空枪。其实，那时我的子弹比别人多。我不吸烟，就用发的香烟与别人换子弹，十多个弹夹，把我挂在腰上的子弹袋装得满满的。还有几发是在交枪前打的，那就纯粹是过枪瘾了。
二是我炸了一个手榴弹。1968年春，我们在专县“逃难”，加入了由望江“金猴”头目徐开华组建的“红旗三○三”。在井研县抢武装部时，一个同学抢到两颗手榴弹。后来，这两颗手榴弹被带回重庆，到当年夏天第二次“逃难”前，我把那两颗手榴弹偷偷拿回家藏起来。后来回到重庆，要“回校复课闹革命”了，武器弹药不能带回学校，几个同学就把那手榴弹拿来炸了，是在大田塆体育场炸的。我炸了一颗。手榴弹握在右手，左手拉下导火绳，只听得“吱——”的一声，那手柄上就白烟直冒。右手往后一伸，那手榴弹就在耳边呼啸着。本来也知道手榴弹从拉弦到爆炸有十秒左右的间隔时间，但那呼啸声第一次听到，心中就有点慌了，等不得数完“一、二、三、四、五、六、七”，就从看台上往跑道甩去，然后大家就一窝蜂跑到看台出口下面躲起来。好像过了很久，都没听到响声，于是有同学就说肯定是受潮了，炸不响了。正要出去看，“轰——”的一声，手榴弹炸了。于是跑下去看，好容易才找到爆炸的痕迹，只有酒杯大的一个小坑，而弹片却一块也没找到。于是我知道了，手榴弹的杀伤力其实并不大，哪能像电影里那样，一炸就炸得几个人跳起来，甚至炸死一堆人？所谓“手榴弹打败原子弹”只是吹的神话。
三是我打了六发三七高炮炮弹，是分两次打的，都是在黄山炮台山上打的。第一次是晚上，对着朝天门港口大楼。那距离至少三四千米，已经超出三七高炮的射程。我不知那炮弹打到哪儿了。战争结束后，我回家路过港口大楼，看到那墙壁上有好几个炮弹打出的窟窿。炮弹是望江厂检验高炮用的试验弹，俗称砂包弹，学名叫砂弹，实心的，不爆炸，因而那窟窿也不大，只有小碗的碗口大小，而且还没有穿透那墙壁。黄山炮台山上安的那门三七高炮经常往朝天门打，我也不知那几个窟窿是不是我打中的，但心里还是忐忑。我的同班同学徐平原就住在朝天门丰碑街（原址位于现朝天门汽车站地下），晚上在门外乘凉。他说，有一天晚上半夜时分，黄山那边的炮弹打过来，刚好落在他睡的凉板附近，只差半米远就落到他身上。那弹头打在石梯上，溅起的石渣渣弄了他一脸。我不好给他说，那发炮弹说不定就是我打的。幸好没事，否则我这辈子要后悔至死了。还有一次是白天打的，对着山下大石坝的西南制药厂厂房打的。那距离就近了，如果打中了，肯定能够穿透墙壁打进车间。不过，连续多日的炮击，那厂里肯定早就没有人了，因此也是放的空炮。
四是我参加过一次抄家行动，那是运动初期的事。1966年9月，因为放暑假，我才回到学校，虽然我的思想已经选择了造反，但因为我是工人出身，有“红五类”的骄傲，就申请加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正等着批准。那时，学校已经有了八一五战斗团，到处去造反，而“思想兵”是官办的，一天到晚没有事做，就组织人去抄家的“干活”。那天把我也喊上，一群人连抄了好几家。上午在海棠溪，下午在罗家坝。我们哪儿知道谁是地富，谁是反坏？抄谁不抄谁，当然要派出所的民警来“点水”，由民警公开或背地里指挥我们去抄谁的家，而且还要民警来护卫。我是编外人员，是“偏份”，本来对抄家也不感兴趣，甚至多少还有些反感，于是就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在罗家坝，抄出好大一堆书。我拾起一本看，是《旧约全书》。再捡一本，是《马太福音》。我知道是基督教的书，很好奇，好想偷偷弄一本回去看，但是终于不敢，只好眼睁睁看着其化为灰烬。那烧书的火熊熊燃烧着，至今一闭眼，好像都还能看到。
五是我差点杀死一个人。1967年9月，两派签订停火协议后，我们回到学校。在那场战争中，虽然我们学校的两派之间还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但枪炮激起的仇恨却已经让双方剑拔弩张，几乎天天都要发生辩论争吵，甚至动手动脚，终于发展到武斗。对方从外校请来援兵，把我们包围在一幢学生宿舍里。那宿舍一楼一底，是解放前某官人的别墅，因房顶很尖而被我们称为尖尖房子。那是晚上，对方仗着人多，从房子后面的山坡上搭上木板，冲进楼来，占据了一个房间。在楼外乱晃的手电筒的光亮下，我看见对方冲在最前面的那人端着钢钎，那钢钎上插着闪着寒光的刺刀。我站在另外一个房间的门口，手上也端着钢钎，但没有刺刀，只是将那钢管头部锤扁了一下。因为只注视另一个方向，他没有看到我。我拾起一块砖头，向他掷去。虽然只有两三步远，可能是心慌，竟然没有打着他。他正发呆时，我大吼一声：“杀——！”一钢钎向他喉部刺去，正好刺中。只听得他大叫一声，丢下钢钎，双手护着喉部，急忙退了回去。后来下乡，后来招工，整个公社都传遍，说我杀死了人。正好学校的工宣队来公社调查，要我写个证明材料。因为第一批招工名单里没有我，让我好气愤，就和工宣队的人吵。他们为了安抚我，当着公社领导的面申明，我们学校武斗中没有死人（其实是死了一个同学的），也没有谁打死杀死过人。如果那天晚上我拿的那根钢钎插得有刺刀之类，那人即使不死，可能也要在医院住上好几个月了。后来，我听说那人是水泥厂民办中学的，当时他骇惨了，从此再也不敢参加武斗，回家当了逍遥派。
六是我打过一次人，和很多人一起打，那人最终被打死了。那是1968年5月，徐KH带着主要由南岸的中学生组成的“红旗三○三”到了荣县，准备去抢枪。我们刚到，就有荣县的“土砸”来反映，说有一伙重庆来的烂污崽儿组成的团伙，在荣县估吃霸赊，欺压百姓，乱搅女人，抢劫农民，激起当地人极大的民愤。我们也看见他们开着汽车，在街上横冲乱撞，人不像个人，于是就气愤。经过组织策划，当天晚上，徐KH带人突然包围了那一伙人的住地，将其全部抓获(其中还有两个女人)。抓回来后，大家一涌而上，把他们痛打了一顿。其中一个是他们的头，好像叫陈XX，肯定不是学生，也不是工人，据说是个在社会上鬼混的家伙，被关在县委党校的一间寝室里。我本来没有参与抓人的行动，吃了晚饭就跑到河边洗澡去了。回来后听说，就跑去看热闹。那寝室挤满了人，那陈XX龟缩在一张床上，不停地叫唤着，一群人还在你一脚我一拳地打。我也忍不住了，也挤进去参与，用脚踢了他几下。不知是谁找来一颗教练用的手榴弹，往他身上狠狠地捶。捶了递给我，我也捶了两下，好像是捶到他大腿或者是屁股上。大腿或屁股上肉多，有弹性，我捶下去的时候，那手榴弹都弹了起来。然后就有人从我手中抢过那手榴弹，继续捶。我出了气，便挤了出来。后来，便听说那陈XX被打死了。对他的死亡，我不知道我应当负多大的责任，反正是“罪责难逃”，几十年来一想起，心中就忐忑，就默默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