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我们这一代是吃狼奶长大的，思想极左，行为乖张，而我又是这方面的佼佼者，文革中成为钢杆，参加过武斗，进望江厂后又因武斗的原因与帮派人员交往，于后来又成了批斗对象。
我是1971年10月被招进工厂的。望江机器厂是一家上万人的军工企业，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武斗之烈全国出名，检查过往船只的武斗哨卡打沉过军分区的交通艇；从厂里开出的“舰队”溯长江而上，打了一场“名扬”全国的“八八”海战；还与部队正面交过火，打死过军分区的参谋长。我当年也参加过武斗，与望江厂的几个头头认识。离开农村时，同学们为我“约法三章”：一是所有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东西全部付之一炬，不得带到厂里去；二是到了厂里后少交往些，不要去找武斗中认识的人；三是做个好工人，少去抛头露面。但是，那时我头脑中的极左思想还相当厉害，也没有丢弃我的书生意气，对社会的见解依然迂阔，继续着赤红色的革命梦幻。这就使我再入歧途。
望江厂两派争斗厉害，而我恰恰是厂里占多数却又没有掌权的那一派。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旗帜不同，口号不同，两派的命运也就不同。今日你得势，明天我占上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约法三章”仅仅是权宜之计，难以约束我思想中的极左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步步介入到两派的争斗中去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厂里几个派头头在我认识的一个头头家里聚会，我去串门正好碰上。他们把拟好的大字报底稿给我看，我觉得那文字的确有些问题，就忍不住作了一些修改。这张大字报以“从众”（意思是他们五个人，不包括我）为名贴了出去，在工厂掀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这张大字报，“四人帮”垮台后，我不知在班组和车间的大会上作过多少次交代和检查，不知认了多少回罪。我写的交代材料，至少也有十多万字。但是，始终都“说不清楚”，在那样的年代也不可能“说清楚”。好在我在车间人缘还不错，几个当车间主任的都认为我工作积极，需要我为车间完成生产任务出力，所以我还没有挨过打。当然，批斗开始时或进入高潮中，有人冲上来按脑壳，甚至暗地使点拳脚什么的，那是必不可少的，可能不算挨打。有一段时间，我不能离开工厂，不能进城回家，我的信件被党支部书记私自拆开，我除了写材料和拼命干活外，什么也不能做。作为单工，我不打牌不下棋，又无心思看书。下了班，宿舍里待不下去，便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踌躇，脑海里一会儿乱哄哄的，一会儿又空寂得像黑洞。那时，我才理解了李白那“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李白《上三峡》）的苦闷。
人只有在地狱里熬过，才能真正理解人生，才能珍惜每一个平平凡凡的白天和黑夜。在最难挨的日子里，我体会到绝大多数人的善良。我不会忘记那些曾向我投来一颦一笑的师兄师妹，更不会忘记那些哪怕只说过一句公道话的领导和师傅。当然，我也尝够了某些人的势利，遭遇了某些人的落井下石。一个与我几乎快要同居的女子，听说我是“说不清楚”的人后，立即和我“拜拜”。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妻子走进了我的生活，支撑了我的精神，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后来，连厂里一些派头头都过了关，我却还要“翻烧饼”。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厂团委还是认定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决定给我“撤销团内职务，劝其退团”的处分。有人后来告诉我，在讨论给我处分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团委书记说：“就凭他李正权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有野心，想篡党夺权，不处分怎么行？”我是车间团支部组织委员。本来，车间党支部要我当团支部书记，我不愿意“当官”，坚决不干，却硬给我挂了这样一顶“官帽”，撤销不撤销对我没有任何意义。那时我早已超龄，退团申请也早交了，却被“劝其退团”，想来也莫名其妙。但是，就因为这样一个处分，使我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1977年和1978年两年高考，车间都不许我参加，后来我就超龄了。
“四人帮”垮台，宣告极左路线破灭，但并不等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和毒害的人一下子就转过弯来了。从震惊到迷茫，从痛苦到反思，从解脱到反戈一击，我经历了整整三年的时间！这三年是我人生路上最痛苦也最危险的时期。我终于闯过来了，没有去跳长江，没有自杀，也没有成为极左路线的殉葬品，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多年前，有人给我看手相，说我30岁前有一场大灾大难，不死也要脱一层皮。真的算得很准啊！那三年，我岂止是脱了一层皮，是思想观念根本性的大转变，比脱皮还要痛苦，还要艰难！现在想来，心尖尖也禁不住一阵阵战栗。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山坳，是一个无比崎岖、无比危险、无比艰难的山坳。我的思想终于翻过了山坳，但我的处境却没有完全翻过，那个处分一直陪伴我很多年，直到现在，给我人生投下了永远也不可能抹去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