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伪军的“红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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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9 21: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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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军，一个让每个中国人听到都恨得牙根痒痒的一个词。但是要知道，在抗战的十四年里，中国伪军的总数超过了三百万人，差不多是侵华日军的两倍。队伍庞大得多达百万的伪军极大的弥补了日军兵力不足的问题，对咱们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说起来伪军中有不少都是从国军那里跑过去的。当时，蒋介石虽然表面上统一了国民政府，但他对地方的军阀们仍然是处处设防、时时排挤，经常假借种种理由打击、削弱、吞并地方的军队。自然的，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些思想狭隘的“杂牌”部队军阀，就把私仇放在了民族仇恨之前，他们干脆领着部队投了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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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伪军，就是迫于生计、迫不得已了。于是，在衣食温饱的诱惑下，不断有下层的民众加入伪军队伍。
总之，伪军的构成非常复杂，人数还非常巨大。面对这种情况，我党的抗日力量也想出了一系列绝妙的办法，不用一枪一弹，轻而易举就把伪军打得支离破碎。
首先就是群众方针。伪军也是人，家里都有妻儿老小，这几百万的伪军里面肯定有穷苦人家出身的、有被长官欺负的、有被同僚排挤的、有看不惯日本人的，还有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的。所以，第一步就是把这些人给筛出来，靠他们在伪军体系里打开一个缺口。
在抗日根据地的群众组织发动起来之后，我军做了一件事，就是逐村登记伪军的数量，挨家挨户的打听情况，给伪军造了个花名册。可以说，日军麾下有多少伪军，每个人叫什么，在哪个据点上班，咱们知道得比日军还清楚。
做完这一步之后，我党就会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给伪军的妻儿老小做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他们认清形势，宣传我军的优良政策，展望战后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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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太弱小，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初期愿意投诚的伪军数量也不多。于是，我们又采取了一个“曲线救国”的策略。什么策略呢？我军提出，只要是有心投诚的伪军，我们都欢迎。并且，伪军们不用带着装备到这边当兵，继续在伪军那边当差就行。当然了，光是口头承诺力度也不够。所以，当时我们发明了一个证件，叫“回心抗战证”。说白了就是一张卡片，伪军在这张“抗战证”上写下自己的承诺，就算是弃暗投明了。他们承诺的内容是：不打、不捉抗日军政人员，设法释放被捕的抗日人员，不危害老百姓，设法逃跑，不当汉奸。安排他们继续在伪军里当差，领着日本人的工资为我军干活，还把军饷都省了。哪怕他们能送出一条情报，也比一个人一条枪直接加入我军的队伍效果强啊。要知道，绝大多数伪军当差只是混口饭吃，压根没有为日军死战的决心，自己保命领工资才是第一位的，所以特别喜欢这种暗中投共的模式。![]()
但问题又来了，这种所谓的暗中站在我军这边，不过就是一个口头保证，很多伪军可以在里面浑水摸鱼，嘴上说暗中投共，但其实该怎么当伪军就怎么当。那么，要如何区分伪军投我军的真假呢？首先，就是要定期送情报，你把情报送过来立了功，那才算是自己人，口头保证没用。当然，只送情报也不行，要想获得我军的认可，还需要通过红黑簿的筛选。原来，我党在广泛联系群众、给抗日根据地的伪军编完花名册后，又给每一个投诚的伪军都做了一份个人档案。在这份档案里，有黑红两种颜色的墨点。每次，如果有群众举报这个伪军敲诈勒索、绑架妇女、烧杀抢掠、帮日本人抓壮丁的事情，就根据事情的程度，在本子上记一到三个黑点，叫黑簿。黑簿上还有两个大罪，一个是坚决与抗日军作战，或者是死守日军据点；还有一个就是破坏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两点比前面的情况更严重，黑点累积得也更快。一旦黑簿上的墨点超过了三十点，这个伪军的名字就会被录入死簿，格杀勿论。相对于黑簿，红簿则是用来记录伪军的善行的。一旦有群众反映这个伪军偷偷放走了日本人征调的民兵，或者是暗地里给被捕的抗日人员提供了保护，再或者是与新四军、八路军暗递消息，协助他们攻克据点等等，都可以在红簿上记下一到三个红点。黑点和红点的积分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并且，一旦红点攒够了十点，这个伪军的名字就录入生簿，恢复公民资格，不再将他视为伪军。红黑簿一出，很多伪军就开始积极的在敌人内部为我党做事了，还经常托人打听自己在咱们这边已经有多少积分了，效果非常好。再加上配套的一系列证件，就让伪军们追随咱们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咱知道，人性是复杂的。总有一些“头铁”的伪军，对日军异常忠诚，无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无动于衷，就是无脑忠诚于日军。对这些思想工作完全做不通，坚决效力于日军的伪军，我们的态度也很明确：道理讲不通，那就要使用强硬手段了，再说通俗点，就是一个字：杀。这样其实就能处理掉不少了，但还有些伪军不仅忠诚于日军，能力还很强，特别警惕，因此咱们也找不到好机会干掉他们。并且，这些谨慎的人还通常有一定的职位，对我们的抗日工作造成了很多障碍。虽然这样的人不多，但每一个都很让人头疼。于是我们又发明了一招，就是借刀杀人——对于这些极度忠诚，能力又很强的伪军，就向日军举报他们，借日军的手将其干掉。那这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是怎么实施的呢？原来，虽然日军和伪军鱼肉百姓、欺压良善，但其实，在日军明面上的规则中，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于是，我们就把苦主都找来，替苦主搜集好证据，然后打听好日军大官出行的日子，安排苦主去找日军高层伸冤请愿诉苦。当然了，这些冤和苦绝对不会是诬陷，绝对是证据确凿，甚至你越查会越觉得这个伪军头目贪腐暴虐，会对日军的统治根基构成严重不良影响。这方法可以说是一用一个准，就靠着这招，我军把那些能力很强又很忠于日本的伪军头目都慢慢给换下去了。如果换上来的新头目还是和咱们对着干的，那就搜集黑料、再去请愿告状，直到换成咱们满意的人为止。![]()
甚至到了抗日后期，日军任命的所有基层干部基本都在背地里得到了我军的同意，再也找不到铁杆汉奸了。那要是伪军头目两袖清风还不欺压百姓，搜不到黑料该怎么办？那您就想多了。因为这样的人根本不会去投伪军，真这么有思想抱负的人，随便做做思想工作就加入共产党了。死忠于日军的伪军有，能力不错的伪军也有，但同时要求他们两袖清风不欺压百姓，且找不出黑料，那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就没见过。说白了，摆在当时伪军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要么投我军，要么被干掉，要么就被我军用投诉日军的形式换掉。到了抗日后期，伪军的基层组织早就变得千疮百孔，简直可以说，伪军就是日军出钱养的半个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伪军的基层干部几乎全投共之后，更难啃的骨头来了，他们就是伪军中高层。伪军中高层平时不和老百姓直接接触，咱们很难找到用来告状的苦主，家属也全住在城内，聊不上天。并且伪军中高层待遇好，一般都很忠诚于日军，很难被策反。于是，我党又想出了一个方法，那就是用情报换取伪军中高层的军事任务。比如说皖江地区的“军粮统筹委员会”主任汪子东，作为伪军高层，平时西装革履出入日军司令部和日军将领一起打牌，对日军很忠诚。但他身上有军事任务，必须按期从农村地区搜集到足够的军粮上交给日军，如果完不成就要担责。![]()
到了抗战中后期，农村已经完全成了咱们的天下，这任务实在不容易完成。我党通过安插在伪军的基层干部知道了这个情况，主动派人找汪主任聊天，表示大家都是中国人，一家亲，愿意为汪主任提供足够的军粮拿去交差，只需要汪主任提供一些我军稀缺的工业品来换就行了。汪子东自然不敢动日军的军需，但身为后勤高层，他只需要将军需运输的时间、路线、押送的兵力告知我军，咱们直接带人去拦截就行，不用担责，事成以后军粮双手奉上。![]()
渐渐地，汪子东把军火、铜材、五金、机床等工业设备都拿来给我党换军粮了，反正又不是自己的职责范围。上过一次船之后，汪主任自然想下船也下不去了。类似的事情在很多抗日根据地都有发生，每次交易的规模都不大，看起来都是正常战损，不会引发日军注意。我军这边慢慢地积少成多，实力越来越强劲。就这样，经过长期的组织渗透，伪军的人数越来越多，战斗力却越来越差，打起仗来动不动就向我军投降。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军和日军对农村的掌控能力不同，获得的群众支持不同。有了人民群众作为我党强大的后盾，我党最初领导的四万多人的抗日队伍才能在数百万日军和伪军的眼皮子底下扎根成长，并最终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七万人的规模，最后建立起了人民共和国。
编辑：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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