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当先生,让学生当农民,这个教育家太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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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8 21: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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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找一个教育行业的从业者,问他最佩服的教育家是谁,那您多半会从她口中听到这个名字:陶行知。因为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先驱。说起来,陶行知的名字曾经改过两次。刚出生的时候,家人给他取名叫陶文濬,意思是深挖——父母希望他可以深耕文学,有所成就。而在读书的时候,因为特别喜爱明代心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陶行知就主动把自己名字改成了陶知行。后来,清政府倒台,国外的科学技术、社会学、政治学这些知识进入中国,陶知行的思想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又把名字的变成了陶行知。为什么要把行放在知的前面呢?因为他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陶行知之所以这么强调行动、强调实践,甚至把名字都改了,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当时正是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变革剧烈。陶行知也和鲁迅等人一样,选择了弃医从文。当时的他血气方刚,发起了各种演讲会、展览会,四处奔走,把收入全都捐献给革命。但很快,陶行知就发现,虽然辫子剪了,衣服换了,但老百姓的想法却压根没怎么变。底层的老百姓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大字不识,又怎么能被文章触动,又怎么可能醒来呢?也就是这时候,陶行知意识到,或许,比起自己创作小说,教育才是最可行的救国道路。当时,国家选派了一百多名优秀的留学生去美国学习文化, 这群孩子坐在“中国”号邮轮上,每天好吃好喝好玩,陶行知第一次出国,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从书上看到轮船的运行原理是蒸汽机,就很想看看蒸汽机是怎么烧的。没想到,当他走下甲板,看到的景象却触目惊心。那些工人看上去人不人鬼不鬼,在闷热嘈杂的环境中工作,就是为了挣口饭吃,这让陶行知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他同时也陷入了思考:如果这些人受过教育,那他们的命运会不会变得不一样?1917年秋,陶行知带着一身学识从大洋彼岸归来。还没到三十岁,他就成了大学教授。回国后,他花了很大力气去宣传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在他的影响下,学校开设了“教育专修科”,还增加了教育心理学、比较教育、教育社会学等课程。眼看着教育系的工作已经步入正轨,陶行知也坐不住了,他依然无法忘记那些工人,于是,他走出了高校,来到了他最牵挂的底层平民身上。其实,陶行知小时候的家境也很一般,所以他经常半工半读,也尝过因为没钱失学的滋味,因此,他也最懂下层百姓的痛苦。他希望所有劳苦大众——无论是车夫、渔夫,还是要饭的孩子、饭馆的厨子——都能读书识字,对生活有点新的盼头。就这样,他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身体力行地深入工厂、学校、街头、监狱推行平民教育。咱知道,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直到今天都还有四成,何况是一百年前陶行知生活的时候呢。很快,陶行知就意识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不在高校、不在城市,而是在于农村。农村的教育才是最重要又最难啃的那块硬骨头。真正的平民教育应该推行到民间、乡下去。
这一次,为了给乡村教育开荒,陶行知直接辞去了南京高师大学的教授工作,他挽起裤脚,来到了栖霞山余脉下的晓庄。这个小村庄位于南京远郊,处于著名风景区栖霞山和燕子矶中间,是往返市区的公交车必经之地。这个村子本来的名字是“大小”的小的“小庄”。陶行知来了之后,把“小”字改成了“破晓”的晓。因为他要把这里变成农村教育最先破晓的地方。就这样,在晓庄村头,出现了一则别具一格的招生广告——“本校准备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最小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居住;中心小学数处,供学生实地学做;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做。”告示上还特别强调:“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要来”。开学典礼那天,插着校旗的简易主席台下,站着仅有的十三个学生,和六七个指导员。他们来自不同地方,有男有女,年龄、水平、经历,都各不相同。就这样,晓庄村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正式开学。陶行知的学校,没有教室,没有图书馆,没有礼堂,甚至连厕所都没有。就这样,十几位师生从头干起。他们在荒野上开垦,拿土坯垒墙,用茅草盖屋。靠着一把锄头一双手,将学校一点点盖了起来。因为陶行知希望学生们能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同时还有健康的体魄和对艺术的兴趣”。学校没有清洁工,师生就轮流值日,解决挑水、烹饪、洒扫、洗衣等日常需求。除此之外,学生还要到农田和果园进行耕种,并学习简单的木工、竹工等技能,打造学校的课桌板凳。在这里,书只是一种工具。因为到处是生活,到处是教育。晓庄的学生成长起来后,就自发地到周围的乡村办学,给附近的村民和儿童上课。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快,整个晓庄地区的山村,都充满了书声琅琅的学校。然而,战火纷飞的时代,办学并不容易,革新教育更不容易。有人说陶行知是“抱着石头游泳”,还是丢了石头才好。但他却不以为然,反驳说自己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终会游过急流,到达彼岸。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危机日益深重。陶行知的教育理想再一次和现实激烈碰撞。那时候,中国老百姓的穷,已经穷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为了解决师资缺乏、经费匮乏、女子教育困难等问题,陶行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让儿童一边当学生,一边当“先生”。后来,这个方法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小先生制”。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孩子在学完一些知识之后,就把它传授给周围的人,实现教育的普及。当然,普及小先生制的第一关,就是得改变人们的想法,让大家相信小孩也能做先生。于是,陶行知重新对先生二字进行了解读。他将“生”解释为“生活”,“先生”解释为“先过的生活”。他提出,不管年龄怎样,先过哪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先生,后过哪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后生。这样一来,小孩也可以是“先生”,也能给大人讲课,教育就这么变得灵活了起来。陶行知总说,学校有死的,也有活的。死与活,是一种状态性的比喻。活,是活力、创造力,而死,则指没了生气。那时候的很多中国的学校,就是死的。知识分子只读书、不做工、不生产,在课堂上翻书如痴,一心为考,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到了社会上,就成了手脚僵硬的书呆子。这种只教学生劳心而不劳力的教育,他将其称为“吃人的教育”。有一回,为了生动的展现“吃人”的教育,他特意组织了一场演讲。演讲一开始,陶行知也不说话,直接从包里掏出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米放桌上,按住鸡的头,逼它吃。鸡不吃。掰开鸡的嘴,把米硬塞进去,鸡仍不吃。结果等陶行知松手、往后退了几步后,鸡竟然自个儿低头吃了起来。大家看明白了,陶行知才进一步解释说:“教育就跟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去学,一个劲儿灌输知识,学生不会愿学;即使去学了,也难以消化,终会吐还先生。”因此,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的主张。他认为,教师不能只是站在台上念教案,而是要走到学生中去,引导学生实际去做,在实践中教学。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不仅如此,还得因需施教,进行个性化教育,教学速度可快可慢,教学内容可多可少。要想学校活起来,就不能只专注在书本上做功夫,得从“生活即教育”这个理念入手,让生活和教育融合在一起。他也一直在这条道上努力着。抗战胜利后,他创办了育才学校,收留了许多具有特殊才能的贫民儿童,并根据每个学生的特长,开设了音乐、美术、文学等课程,让孩子们在学习基础知识之外,还能形成自己的审美和特长。这样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始终奔走于普及平民教育的路上,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将知识从少数人的“奢侈品”或“装饰品”中解脱出来,使之成为了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获得、并且尽情享受的礼物。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为着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力是必然的: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国门,冲开无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所造的铁门。”直到今天,这句话依然有着现实意义,毕竟我们谁又能说,自己的思想上没有受到某些铁门的禁锢呢?这也就是我们应该一直记得这位教育家的原因吧。
编辑: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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