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辞令无小事,总理睿智巧推敲

文化   历史   2024-10-09 21: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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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讲人:田洋

节目编辑:秦雅楠 程涵

小剧场配音:傅博文



说起外交辞令,也就是咱们国家在外交场合应用的一些话语,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么个印象:这种辞令都会比较客气、委婉,即便双方分歧很大,一般也不会出现直戳人肺管子的情况。

而说起咱们国家的外交,那就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咱们国家首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

那么,他对于咱们国家“外交辞令”的形成,做过哪些工作呢?这里面又有什么趣事?



巧解难题 力争平等条约


基本上每位朋友都听说过一些总理在外交场合机智风趣,巧解“难题”的故事。


比如说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随同官员略带挑衅意味地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周总理面带微笑地回答:“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再比如说曾有一位西方记者上赶着问:“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面对一国总理,不怀好意地追问这种问题,在哪个国家也算是“人类迷惑行为”了,然而周总理却肯定地回答说:“有!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


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个和咱们建交的国家苏联吧,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亲自率团访问苏联,此次行程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与苏联签订一个友好同盟条约。


说起来,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国民政府就曾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这条约之中,有许多损害中国权益的条款,像是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成为自由港等等。



既然咱们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么过去带有不平等条款的条约理应废除,新条约的签订也势在必行。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战争的摧残使得本就薄弱的工业基础更加支离破碎,十分需要苏联的支援。在这个情况下,想要缔结独立、自主,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条约可以说是分外艰难。


因此当时咱们也费不少周折,到1950年1月,周恩来也远赴莫斯科,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进行谈判。


当年1月24日,周恩来字斟句酌地拟出了新的同盟条约草案,与前一个相比,这份草案从名字上就有所不同,周恩来特别在条约名称上添加了俩字——互助,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变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冷静思考 提出求同存异


就在中苏双方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进行会谈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斯大林突然提出,中国应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


他这话虽然没直说,但其实是想要禁止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但要不要第三国居民在咱们国家的领土上居留,明显属于中国内政,苏联如果连这个都要管,属实是手伸得有点长。


于是,周恩来总理用了个灵活的反问:“东北住有很多朝鲜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居民?”


按道理讲,朝鲜居民当然是第三国居民,但朝鲜和中苏同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也挺紧密,如果苏联反对朝鲜人居留咱们国家东北,那岂不是伤害社会主义兄弟情吗?通过这样的委婉辞令,周恩来巧妙绕过了有争议的问题,维护住了咱们国家的尊严。


咱再把时间拨到1955年,这一年4月,著名的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共有29个国家应邀参会。


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会场内景


您别看参会国家不多,但这场会议的参会国比较特殊,大多为二战之后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大伙多半有发展本国经济,并在国际上取得平等地位的迫切需求。


按说都是经受过殖民主义压迫的“难兄难弟”,大伙诉求差不多,应该有共同语言。但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万隆会议与会的29国中,有22个当时还没有同咱们建交,甚至还有一些仍然与台湾的国民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


结果从会议开幕当天起,各种稀奇古怪的言论就开始满天飞,甚至有发言代表上台之后,满嘴都是: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在阶级和民族之间培育仇恨”,已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当与会众人全都将目光投降周恩来时,发现他神情泰然,正在专心记录笔记。


会议到了第二天上午,按照议程,本来这天第一个发言的是中国代表,但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放弃了最先发言的机会,他坐在台下,继续听各国代表讲话,其实会议现场,绝大多数人表达的都是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以及对和平友好的祈愿。但架不住有些人就是嘴欠,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又有人带着偏见猛烈抨击共产主义,会场的氛围有一次陷入紧绷。


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再次奋笔疾书,这一次,他不再做笔记,而是迅速起草了一份大概2000字的发言提纲。



等到上午的会议散会,周恩来找到翻译,说原先的发言稿改成书面发言,直接散发给各位与会代表。而周恩来准备另外作一个补充发言,于是周总理口授、工作人员记录,写完一张纸,就立刻撕下来交给另一位同志赶紧翻译,就这样,前后总共用了一个半小时,补充发言的稿子出炉了。


下午会议开始,又有三个代表发言,其中有人不光是指桑骂槐的造谣共产主义,还直接点名指责中国。


到了这个时候,大会上已经有20个国家发言,未说话的代表已经不多,大会主席才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这话音一落,会场过道上都挤满了人,无数相机和镁光灯对准讲台,所有人或是关心、或是好奇,或是幸灾乐祸,都在等待周恩来怎么反应。却没想到,周恩来一开始就心平气和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接下来的发言中,周总理直白表示:“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我们就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猜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最后,他大声说:“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话音落下,掌声雷动,现场气氛陡然热烈,接受采访的各国政要,像是埃及总理纳赛尔、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都毫无例外的给予这补充发言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很好的演说”“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也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在外交场合正式提出“求同存异”这一主张。在万隆会议的最后一天,正是在“求同存异”智慧的推动下,经过激烈艰难的讨论,会议在最后一刻达成共识、发布公报,倡导“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顺带提一句,万隆会议后,来咱们国家访问的外国人呈现激增趋势。到1959年底,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增加了11个,无一例外都是亚非国家。


不卑不亢 彰显伟人智慧


周恩来在外交措辞上的审慎、平和、不卑不亢,除了在“大会”上绽放光彩,在私下交流时,也时时展现着魅力。



上世纪60年代,为了让咱们能吃上更稳定、品种更多样的食用油,国家曾决定从阿尔巴尼亚引种油橄榄树,经过磋商,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政府领导人也很快给出了积极回应,赠送5个品种、10680棵油橄榄苗木给中国。


因为那时候咱们没有大规模种植油橄榄树的经验,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就准备派一些专家前往阿尔巴尼亚考察,争取把这些象征着友谊和希望的树苗养好。


而周总理接见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代表团时,不仅当面称赞他们在种植上对中国的帮助,还对陪同接见的有关部门领导人强调,要把“考察”改成“学习”,他说:“我们决不能自满,不要只认为我有芳草、是上游,其实处处有芳草,我们要派人去阿尔巴尼亚学习。“考察”是自大思想,我们不会的,要学习!我现在能讲10分钟,就是向他们学习的,不老老实实地学习不行。”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第一次访华,成行之前,他先派了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到北京,安排行政事务和后勤工作。



那时候,冷战正处于“苏攻美守”的阶段,感受到苏联强大压力的老美迫切需要拉拢中国。然而即便如此,这黑格还是不改美国在外交场上的一贯傲慢风格,见面就对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迅速地、大幅改变对次大陆的政策,它们企图树立一些中国的敌人或敌人的代理人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认为,中国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胁,美国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


周总理第二次会见黑格时,就对美方的辞令进行了严正批驳,他指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存在,否则只能成为殖民地。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且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黑格先生,你们为什么要使用‘生存能力’这样的字眼呢?……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于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不能接受。”



面对这样的严肃追问,黑格自知理亏,只能解释说自己是用了军人的直率语言,引起了“误解”,并向周总理道歉说“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删掉。”


如此一来,美国人傲慢、蔑视的气焰被周总理不卑不亢的言辞打压了下去,中美关系正常化得以摇摇晃晃地迈出了一步。


讲了这么多周总理在外交辞令上的斟酌和智慧,说白了,从咱们国家开始对外交往的第一天,我们就不崇尚以尖锐的词锋刺伤别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干涉别国内政,但“外交辞令”在多数时候展现的谦和、委婉,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怕事”、软弱可欺。

这是被无数历史和事实证明过的。从前如此,今后亦然。



编辑:亚特

素材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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