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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讲人:郭炜
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
话说在1948年的秋天,地下党员王孝和被国民党特刑庭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在人生的最后一个瞬间,王孝和突然转头,想去寻找什么,但却什么也没看到。他在找谁?
从抗拒到接受娃娃亲
提起让人动容的革命烈士,王孝和绝对算得上一位。他出身于工人家庭,阅读进步书籍之后慨然投身革命,又英勇赴死,燃烧了短暂而壮烈的一生。
不过关于这个烈士,今天这期节目我不想围绕他的革命人生讲述他的故事,而是想重点说说他的家庭和感情生活。
王孝和老家在浙江宁波,他本人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是上海太古轮船公司的伙夫,母亲靠帮人洗衣服补贴家用,一家人的日子清贫却安稳。
王孝和十三岁那年,爆发了八·一三事变,上海战火纷飞。王孝和和他的兄弟们跟着母亲,逃到了外婆家避难。没想到,避个难竟然给王孝和避出了一个娃娃亲。
在王孝和外婆一墙之隔的邻居家,有个可爱的小姑娘,名叫忻玉瑛。忻玉瑛比王孝和小四岁,长得乖巧漂亮,人也机灵。王孝和的母亲和外婆都看中了这个小姑娘,两家大人就给他们订了娃娃亲。
第二年,王孝和考上了上海法租界的“励志英文”专科学校,还获得了奖学金。于是,他和母亲一起又返回了上海。
在读书期间,在同学的影响下,王孝和读了许多类似《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进步书刊,对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向往。之后,在同学许统权的介绍下,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年仅十六岁的青年党员。
青年王孝和
然而,还没等王孝和毕业,他家里就出了事:父亲失业了。母亲由于一直帮人洗衣服,把手也洗烂了,身体不好,耳朵甚至还聋了。
迫于家庭的现实压力,王孝和决定辍学打工,为家里减轻负担。第二年,他来到了杨树浦发电厂,成了发电管理室的抄表员。
正在王孝和为革命和家里忙得应接不暇的时候,新的一个问题找到了他。六年前,在外婆家定下的那个娃娃亲,到了要送聘礼的时候了。
于是他写了信给自己的表妹,托她向未婚妻忻玉瑛转达退婚的意愿。
忻玉瑛的母亲就带着忻玉瑛来到上海找王孝和的母亲,请她说明一个退婚的理由。但是,年老体弱的母亲哪儿做得了新青年儿子的主啊,最后达成了一个共识: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事儿还是得让王孝和自己来说清楚。
第二天,这两位只在童年时代时候见过面的人,第一次在成年后见到了彼此。忻玉瑛眼里的王孝和穿着一件土黄色灯芯绒茄克衫,帅气又精神。而王孝和眼里的忻玉瑛则穿着粗布衣,朴实可爱,见人还带着几分羞怯,别说,还真挺惹人怜爱的!两个人对对方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原来之前王孝和听说过一些传闻,有人跟他说忻玉瑛喜欢赌博,还特别迷信佛教。没想到见面一聊才发现这些都是风言风语。
发现都是误会后,王孝和对她的好感更上了一层,还特意领着忻玉瑛去吃了饭。下午上班前,他还特意把忻玉瑛送到人家暂时借住的姑妈家,还不止送到门口就完事,而是一直送到了楼上,顺便还把姑妈家的电话号记了下来。
以后的几天里,王孝和几乎天天打电话找忻玉瑛。忻玉瑛在乡下没有使用过电话,不会接听,王孝和还教她怎么接电话,还嘱咐她一定接听。您琢磨琢磨,是不是有那味儿了?
喜结良缘 相互扶持
因为忻玉瑛的姑妈家人多,房子小,住着很不方便,所以忻玉瑛的母亲很快就决定带女儿回宁波去了。接下来,王孝和和忻玉瑛的感情又会怎么发展呢?
王孝和自然是舍不得忻玉瑛离开的,就主动邀请她们娘俩住到了自己家里。
虽然生活条件很苦,但两个年轻人的感情却越来越好。过了两个多月,他们在离发电厂比较近的隆昌路一间前楼租了一间房子结了婚。
那时他俩的生活真是一贫如洗,租房子的钱是向亲戚朋友借的,王孝和当新郎的西装也是向邻居借的。至于新房,由于没有多余的钱,房间里除了床什么也没有添置。开始连饭桌都没有,只用几块砖头垒起来,放一块木板当桌子用。后来还是发电厂的几个同事凑钱,买了一张八仙桌和四把椅子送了过来。
婚后,忻玉瑛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丈夫总会在深夜十分,神神秘秘地带一些工友来他们家打牌。
那时的忻玉瑛不知道,这些其实都是和王孝和一起搞过罢工的革命战友。她只是温顺地听从丈夫的话,在外面看着,如果有陌生人来了,就敲三下门。她也从来不问为什么,就搬着小凳子出去在楼下的门口坐着。
那时候家里日子拮据,弄点酱油汤、炒青菜,就是一顿饭。但是两个人相处得很好,也很开心。
每天到丈夫下班的时间,忻玉瑛总会在家门口等他。有时候王孝和回来晚了,见妻子还在等着自己,就会很心疼地向她道歉。
生活真的慢慢好了起来,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佩琴,父亲用打零工的钱给孩子买了一个婴儿床,家里的债也还清了。与此同时,王孝和的革命事业也在蒸蒸日上。
斗争被捕,绝不出卖战友
1947年,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大罢工爆发,工人们抗议了九天八夜,终于为自己争取来了一点微薄的权利。然而,作为工人领袖的的王孝和,也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虽然知道自己身陷危险,但王孝和并没有放弃斗争的脚步。他继续在电厂里发动工人缠黑纱、捐款,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血腥暴行。
两个月后,国民党当局以破坏生产和社会治安的名义,在全上海逮捕各个工会负责人,史称“申九惨案”。王孝和被捕前,一个叫万一的国民党特务找到了他,劝说他反水。
看说不动他,万一又开始撺掇忻玉瑛。忻玉瑛有点儿看不懂了,她问王孝和,为什么宁波乡下的国民党横行霸道、抓人抢东西,上海的国民党却让我们去住洋房呢?王孝和回答说,这都是为了利用他。
而万一那边,几次交往下来,连他都被王孝和的风骨打动了。于是,在施行抓捕的那天夜里,万一特意提前来到了王孝和家,对他说国民党准备动手了,让他快跑。
万一走后,忻玉瑛也明白大事不好,她抱着丈夫失声痛哭, 那时候的王孝和还不知道,妻子肚子里已经有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忻玉瑛苦苦哀求他,要他连夜离开上海,到宁波山区她的老家乡下去避一避,但王孝和坚决不肯。第二天,在上班的路上,王孝和被事先埋伏的特务秘密逮捕。
在王孝和被捕十九天后,忻玉瑛得到了探监的批准。眼看着丈夫戴着脚镣手铐,一步一步拖着走出来,忻玉瑛心疼得哭了出来。
她一边哭,一边拿出干净的衣服,换下了丈夫身上满是血迹的白衬衫。狱友说王孝和在监狱里坚强得不得了,很痛的时候就紧紧捏紧拳头,愣是咬着牙没有出卖一个战友。
四个月后,在王孝和的朋友周光辉律师帮助下,夫妻俩又见了一面。当时,忻玉瑛怀着身孕,神色悲伤。王孝和穿着白衬衫,泰然自若又深情款款。十分钟后,王孝和被押回牢房时,一向冷静内敛的他突然回头高声叫了两声“阿瑛!”忻玉瑛泪如雨下。
王孝和坐了五个多月的牢,在监狱里写了接近五十封家书。
公开枪决遭反对,恩爱夫妻成永别
1948年9月27日,监狱门口贴出了对王孝和执行枪决的告示。然而,这次枪决却没能成功执行。这是为什么呢?
一听说丈夫要被枪决,忻玉瑛马上抱着孩子、挺着肚子跑去了监狱门口。提篮桥监狱的警卫为了赶走她,竟然举起宽皮带就抽!
当街殴打孕妇,看到这种事哪个路人能无动于衷?随着围观指责的群众越来越多,新闻记者也赶到了,围着她拍新闻,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再加上还有很多人自发赶来抗议国民党的暴行,行刑部门望而生畏,当天的死刑就没有执行。他们调整了策略,准备对王孝和秘密执行死刑。
王孝和被几个法警绑在行刑椅上。监刑的检察官发出了行刑命令后,一名法警举枪对准了王孝和的后脑。手枪扣响后,第一发子弹竟然没有击中要害,王孝和抽搐着,嘴里还大口地喘着气。法警头子命令再补一枪,于是,第二颗子弹从王孝和的右耳擦过,依然没有致命。法警又战战兢兢地开了第三枪,但子弹又从左耳掠过,只伤了一点皮肉。
法警头子见状,猛地用脚把王孝和坐着的行刑椅踢倒在地,用皮鞋猛踩王孝和的腹部,顷刻间,热血从王孝和的口鼻流出。一个鲜活的、二十四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牺牲在了黎明前的黑夜。
21天后,忻玉瑛在保健站生下了二女儿佩民。丈夫的死给忻玉瑛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她时不时就会突然大哭。
与王孝和一起战斗过的地下党同志并没有忘记她,不断有人来看望她们,给忻玉瑛塞钞票,鼓励她要坚强地活下去,一定要带着孩子一起熬到解放。
在新社会,忻玉瑛受到细致的照顾,组织上安排她到长征医院看病,还安排她们全家搬进了新房子。
身体康复以后,忻玉瑛就去夜校补习文化,之后被上海电力专科学校录取。毕业后,杨树浦发电厂又为她解决了工作。忻玉瑛时常和女儿们说:“解放了,我们享受到了幸福的新生活,这些是你们爸爸那一时期的人用生命创造的,他们是最苦的,一点福没享受过。”
忻玉瑛后半生是幸福的,也是悲伤的,她不断对女儿提起她们的父亲,而在无数个恍惚的瞬间,她总会看见丈夫穿着土黄色灯芯绒茄克衫,笑着看她,轻声地唤她一声:阿瑛。
编辑:谢佳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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