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出生在万罪旧社会的农村，真的是辈分往上数，谁的祖宗都是耕地种田的农民。老王小时候的那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没有一处是能让生活得到顺畅舒心的地方，有的地方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都为能生存下去而要用性命去奋争着。刚解放那会儿，看到家家有田地分、人人都有农活可做，没米、没衣服穿政府还会救济，老王（那时应是小王，还是用老王称呼吧，省得把大伙给弄糊涂）很是兴高采烈。于是，老王对新中国的政府十分的信赖和依“恋”，有事没事都会去村级政府帮忙做这做那的。在村级政府成立民兵排时，因年轻平时工作又积极，他光荣的当上了民兵，且分发到一枚红红的红袖章。
当时，他这个村的民兵排只有一杆枪，放在村政府里，不归个人专属，由专门轮流值班的人扛着。平时巡逻和干其他什么工作，需要民兵排出勤的，只是在队伍前一个人扛着枪，后面全是戴着红袖章的民兵。因刚解放，地方工作千头万绪，为不至于把革命工作搞乱和出差错，为表明戴红袖章人的身份，红袖章上一般要写上民兵两字，以区别其他载红袖章人的身份。有的地方，如村子小、人口少，出门都认识和知道谁是谁，只要戴上红袖章，表明是新政府的人，也可以。
当老王伸手接过那红袖章时，内心的血如同红袖章的红一样，鲜亮红彤彤的奔腾着。当家人看到他已是民兵且有红袖章时，个个也兴高采烈的，真的是祖上有福、祖宗的荣耀，让他这个家终于翻身做主人了。他细心保管着这枚红袖章。不到村里民兵排上班、不为村里以民兵形式出勤干革命、村政府不要求戴红袖章时，他绝对不戴红袖章，且把红袖章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丝的灰尘和汗汁。
老王家，世代农民，规规矩矩种地，老老实实为人，应该是老天不负勤劳人吧，在解放前，经家人的共同努力、积少成多，整个家有了自家的地，不足壹亩，只有七分地。在刚解放还没开始土地改革前，老王家就积极主动把这地上缴到村政府了。随后的家庭成分的划分，老王内心想，现在自家没半分地、没多一件衣服可穿、没多一具农具可用，成分肯定是农民，绝对不是地主或雇农、中农等有产阶级。可当划分时，有人说他家曾经有过七分地，不应是农民。他惊诧的看着那人，怎样申述和申斥，经村民大伙评定，还是被划分为中农（后来听说，是村里为了完成计划）。回家后，整个家人全陷入悲悲惜惜的境地。可家中没一件衣服可上缴、没一具农具可给他人使用，村政府知道这些情况，就没提出什么过多要求，只是要老王把那枚红袖章交回村政府就可。
这，老王就不干了。老王视那红袖章为自己的生命，视那红袖章为自己的前途，视那红袖章为整个家庭的希望，可划分成分后的第一时间就要上缴，在情感里、在脑海里、在家人中、在村民面前，抛开脸子，怎样都是难于接受。可上缴红袖章，是村政府的要求，缴也要缴、不缴也得要缴。老王一天之内就病倒了，但那红袖章还是紧紧握在手中。当第二天天还未亮，早早起床后，在黑暗中走到村政府前，久久的注视着那块村政府牌子，内心深处五味杂陈，不知道怎么办。
村级组织，一直以来基本都是同宗同族的人在做领导，只要不是原则性的大问题发生，也都很和善处理着各种问题。当老王家被评为中农、民兵工作岗位又被取缔后，老王家一直在村里都是很和蔼可亲的家、有点小威望，同时，平时没和左邻右舍出现过不和谐的事，也就没有人落井下石，那红袖章还就放在老王的手中。老王眼睛紧紧的盯着红袖章，知道放在身边不是个事，迟早得上缴，他想到了新中国刚成立，很多地方肯定需要象他有点小文化的人。于是，第三天，在没和任何人告别的情况下，“偷偷”带着那红袖章，来到了景德镇。
景德镇是个做瓷器的地方，只要凭手艺，加上肯干，英雄不部出处，在以前的任何朝代都能生存下去。新中国成立后对家庭出生成分的划分，只是预防阶段斗争新动向，更好的保护新生的新中国、保护无产阶级。对于有着特定阶级成分的人，只要不参加到国家保密范围内的工作单位和岗位，参加其他工作，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到景德镇的第二天，老王就顺利的参加了工作。经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以及后来的合合分分，老王的工作单位还是国营瓷厂。可对于存放在箱底的那红袖章，老王还是经常在晚上拿来来看看，对于在村政府工作的时光还是有着深深的留恋。老王知道自己家庭成分的身份，平时在家练练书法外，对于是否参加民兵和其他的社会活动，真的很是有心无力，有的方面还可能是白费心思。只是看到自己厂的民兵个个戴着民兵标识的红袖章，内心只有的浓浓的羡慕之情。
三年自然灾难结束后，加上国际环境的恶化，中国大地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什么红小兵、红卫生、民兵、工人、选反派等等，全都一夜之间各自戴上了自己身份相同的红袖章。那时，他有点脑热，很想把压在箱底已有近二十年的红袖章给翻出来，骄傲的戴在手臂上，参加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可转眼又想到那五十年代初的那事，不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说他已阅遍了世间人生冷暖，最少在近二十年的生活经历中，领悟到了低调做人的好处和益处，他谨慎的想了想，还是看看大革命的发展情况吧。
文化大革命故明思意是对文化进行大革命，大字报、小字报飞来飞去纯属正常。可后来，什么地富反坏右、什么修正主义、什么人民的敌人，等等，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成了阶级斗争的大革命。街头巷尾，经常能看到戴着高高帽子的反动派被批斗教育。被批斗后还要到被批斗人的家里，进行抄家。这可吓坏了老王。
文化大革命那时，只要在家中被抄出古籍古物、金银玉器、旗袍西装，以及存有过多的人民币等等，第一时间就要被打倒，第一时间就会被拉到街上戴上高帽子游行示众，假若有过仇家或平时在生活中得罪过人，算不一定会被批的更狠。看到社会上这种“声势浩大”的运动，老王心想，如自家被抄，那些造反派看到这红袖章，肯定要自己老实交待那些过去的事。不老实交待肯定不行，老实交待肯定更是不行。总之，此时此刻，老王千辛万苦、已留存保护近二十年的那红袖章，成了烫手的山芋。老王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
老王自老家到景德镇后，为人处事很是谨慎，处处小心小心再小心，事事慎重慎重再慎重，为的是结婚生子后的家庭能幸福快乐长久。也就是这，不管在外面还是在妻儿前，老王从不说起自己从前的那事。如妻子问，他就打哈哈。可面对急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他有点怕了、有点胆怯了。其实，他并不怕自己会受到什么伤害，他怕的是自己被“莫名其妙”划分成分后，只顾着自己感受、自己作主把那红袖章带到景德镇，还私藏于箱子中，不管风云怎样变换，就是不上缴组织，因这而带给自己妻儿的伤害。如被抄去，自己的家会不会家破人散，对这，看到外面的情形，老王真的是心有余悸！
怎么办？缴还是不缴？比起年少时一冲动就到了景德镇的事，老王已是六神无主。他打听或私下里也听到，有人把那些东西，不是埋掉、就是丢掉、或就是烧掉。如埋掉又被挖出来，怎么办？如烧时被造反派撞上，怎么办？老王突然想到了万全之策。一个月高夜黑的夜晚，一个街上桥头没几个人通行的夜晚，他迈着轻轻的步伐，左顾右盼着，来到昌江大桥上，把壹块沉沉的石头包裹在红袖章中，走到桥中，看到四周无人，敏捷快速的把红袖章连带石块，从昌江大桥上抛入昌江河中。随咚的一声，近二十年压在心头上的担子，终于卸下了。
后来、在改革开放前的那时光里，老王只要看到那红红的红袖章，心生怕意，对于戴红袖章的人，也不敢过多的去交往。但在内心中，对于红红的红色和红袖章，老王，还是有种特别的感慨和深藏骨髓里的喜欢，只是他不敢不能在世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喜爱。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各项工作和各项事情，全面进入了改革开放。体制要改革开放、思想更要改革开放，对于过去的事和问题，大家都有宽阔的心胸。老王在退休前，终可以敞开心扉说起自己过去的那故事，也“明目张胆”的喜欢起那红红的红袖章，只是没有过去的那“民兵”两字。对于抛弃红袖章的事，嘴上说不后悔，其实，内心深处天天在后悔着。刚退休时，自己身子骨还硬，天天争着做志愿者，维护社会治安和帮助他人，想的是能光明正大戴上那红袖章。
随改革开放的深入，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们已进入小康生活，家家幸福快乐，可老王已步入老年。为满足自己的“虚荣”，他只要眼睛睁开，就想能看到红红的红袖章。于是，他特叮嘱自己孙子，给他多做点红袖章，省得自己没看到红袖章就会不思茶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