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爷爷清了清嗓子，言语中有着愤慨继续说道：“到了民国，与大清就有很多不同了。首先头顶上大尾巴给剪了，人轻松了许多，做什么事和工作都很是方便，人更加精神了。要知道，特别是到了我们江南梅雨季节，那种天气闷热潮湿，人动就汗流浃背的，带给那大尾巴实的味道，实在是难闻死了。而最大的不同是，民国开头几年（辛亥革命时），在没有进行（国民党）土地革命的情况下，什么税和役等都有，都也很明确，也算公道，很多土地政策是为普通百姓的，是全面推行实现‘三民’主义的举措。后来却不同了，到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的乱；再后来，更加的乱，可以说无法无天，什么税啊、捐啊等等，多如牛毛，而那些当官也如同走马灯般，今天是这个人下午或就是那个人。”
红跃想到自己在课堂上学习到的历史课时，说国民党的税多，通过曾爷爷的讲述，从另一侧面印证是真实的。税是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的、是压榨无产阶级的工具和手段，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红跃在课堂上也学习到，在新中国也有工商各税等等的税收制度，但与其他社会形态的税有着天然的本质的不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新中国的税，是在进行（公元老1950年开展的）土地革命后，是为消除“三大差别”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为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服务的。此时，红跃对于旧社会旧中国有哪些的税种、对什么东西进行政税，很是心奇，问道：“曾爷爷，过去，旧中国的政府，税种有哪些、怎样的收法？”
土地是自出现阶级后，是各个阶级在各个时期经济政策调整和改革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对象。土地政策好，农业稳，百业兴，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则政权就稳。反之，矛盾积蓄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爆发动乱，则就引起改朝换代。对土地的改革，是当权者在掌控国家后，必须要调整和推行的重要经济政策，关乎到新生政权的存在和接续。早在辛亥革命前期，孙中山在《平均地权》中就对土地政策提出了要求，是民生主义纲领之一。可在辛亥革命中、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和社会的动乱，更因资产阶级主张各阶级之间矛盾进行的是调和、推行温和土地改革政策，平均地权没能得到实现。进入蒋介石时期，因其所推行政策是独裁，对于土地改革的要求，充耳不闻，还利用其各种矛盾，大肆对土地资源及产生的利益进行掠夺，使民不聊生，国家陷入大动乱。国民党没能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蒋介石在大陆的那些年，没能对当时的中国土地政策进行改革，或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至于蒋家王朝败到台湾省后，所推行的、以武力作为后盾的土地改革政策，所取得的成绩，那是另外的话语。
共产党在第二次（公元1927年——1937年）国内战争时期，也推了土地革命，是在红色革命根据地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了农民对土地要求的革命，是初级土地革命，期间有《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实施。解放后的公元1950年进行的土地革命，颁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最大的特点是，对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进行征收，改为保护和不得侵犯，为新的土地革命顺利完成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字记述的故事属此次土地革命）。
“由于穷，在旧社会我们没上过学，基本都没文化、不识字，听起来，象是什么直接税、盐税、货物税、土地税、关税、综合所得税等等什么都有。只到了要收我们税时，那些收税的人是新政权体制下的人，开始态度还好、也是文化人，能给我们解释什么的什么的税和怎样的怎样上缴。后来，随历史进程的不断深入，政府的人知道我们听不懂、也弄不清，加上土地不是我们的，就按人头来算，要我们上缴各种税。按人头上缴各种税，从形式上看，是简单明了、也容易算，更是正常也很规矩。但有大人和小人、男人和女人、以及年青人与老年人的区别，还有收成好与收成不好的年份，加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切以消灭共产党为要务，下面的国民党地方各级政府各行其事，都怕有收税的人来到我们村。后来，国民党收不上税，就让那些附着在地方政府上的各种地霸和恶棍，参加其中，且还可随意设立一个税，使我们日子更加无法过。”曾爷爷脸露怨色，有种不堪回首的味道。深深的重重的呼了一口气，曾爷爷继续说道。
“抗日战争前期，我们江西老俵已经经历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催残、和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多次各种围剿，百姓生活让国民党搞得水深火热，平常生活中肚子的温饱根本得不到保障。可日本鬼子来了后，我们普通百姓，在不管自己死活的情形下，对于抗日，真的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没钱没力的就出人，个个争先恐后为国家奉献着。我们村现在还有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兵还没回家的人，肯定是牺牲或尸骨都无处可寻了。”说到这，曾爷爷停了停，修正了自己声音，“那时的土地没人来争、也没人来抢，重要的是保命。什么耕者有其田，没人去听，更没人去实施。有时，土地是空的，没人管，谁都可去耕种。”
从另一层面来说，以前的战争，就是土地战争，都是争夺土地资源和面积。有了土地，才能有各种税捐等的收入，才能建立政权，才能实现各自抱负。广义的土地不仅是能耕种的田地和山林，包括土地上的一切自然资源。狭义的是指陆地和内陆水域。在农村，在农民眼里，土地就指能耕种的田和鱼塘及山林湖泊等，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石。土地政策的改革和调整，是改革和调整各阶级间的财产关系，是对财产在各阶级各集团间的重新分配，是各阶级之间极力维护自身利益的集中体现。好的土地政策，促进着生产关系的和谐稳定，社会会长治久安，普通百姓也能安居乐业，盛世繁荣就会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反之，社会就会动乱和衰弱，严重的会引起社会体制的更迭。
“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台湾省后，共产党人第一步，就是对耕种的田地进行重新的分配。其实，我们村进行过好几次田地的重新分配工作。在建国前，每次共产党来，每次都要打土豪，分田地，废除我们农民欠地主和剥削阶级的各项债务。经过‘三番五次’的反复，我们没文化，也没出过远门，新中国建国后，对于土地革命（后面简称土改），我们开头有点怕，想看看邻近的村是怎样的土改。了解情况后，在上级领导直接指挥安排下，我们自己才动手对自己村的田地进行了土改。你五爷爷在这工作中，出了很大的力、做了很多工作，当时还被评为土改先进！”“我五爷爷是怎样把土改的事做好的？”红跃有点迫不及待了。
“红跃，你到后的这几天，看到了我们村情况。我们村的田，有靠近山脚的，有靠近马路的，有靠近我们居住房屋旁边的，还有靠近我们村河边的和有点远邻近其他村的，什么情况都有。同时，田，有肥沃的，也有贫瘠的；还有易耕作的和难于耕种的，等等。”
“土改重要的是实行耕着有其田，在这其中还要体现公平、公正和平等。我们老旧观念和观点，都是基于男丁进行着议事和论事，全以男丁多少来确定分摊各种社会责任和义务。可共产党在土改政策中讲的很清楚，女的也要分配田地（早在1928年的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就已明确，妇女有土地分配权），又是怎样的分配法？难不成嫁出去的女人也要分配！还有，村里的那些老弱病残小、失去或没有劳动能力的，要不要把土地分配给他们？”
“还有，我们村那时有文化的人基本没回来，有，肯定也没几人。怎样去丈量田地？怎样远近、肥瘦、好坏等田地进行搭配？怎样对人口、姓别进行统计登记，怎样制定我们村的土改方法和方案，等等工作都要人去做。都是宗亲位下的人，做得好，大家都说好，没做好，大家背后都会骂娘的。”
曾爷爷眼睛朝着远方看，仿佛土改的事就发生在眼前。
“你五爷爷解放前在外面生活过些时间，可能经历过土改，上级工作队听到他在土改工作中发言后，对他提出的意见，感到合法合理且又符合村里的情况，就请他领头进行我们自己村的土改。可你五爷爷说，自己没文化，工作中的写和记都做不来，怕耽误土改大事，参加可以，做领头肯定不行。于是，你五爷爷就倾全力帮我们村进行土改！”
此时，红跃的五爷爷扛着锄头，高兴的从远远的田间走来，曾爷爷看到后，用手指着对红跃说，“你五爷爷回来了，快去！”“能不能快点把五爷爷在土改中做的事，讲给我听？”“那事，说来话长，等有机会再讲给你听！”
红跃无奈起身，走向五爷爷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