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孙是上世纪景德镇那批最大最早、一夜之间宣布下岗就下岗了的、陶瓷职工（他是干部编制）群体中的一员。按理他绝对可选择在原单位留守，因他是他那个瓷厂学历相对较高、是正牌大学毕业的学士生。他说，下岗前，单位某位领导私下找了他，试探性问他，对于假若要下岗，会有什么想法。他当时没想其他的，只是想，当时工厂生产正常、工人生产积极性还可以，每月单位还能发些奖金，对于改制下岗，圈外人没得到信息，肯定没什么思想准备，因而他爽直的回答道，听从组织安排。老孙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肯干勤劳、喜欢和普通职工在一起战天斗地的，和厂领导和其他相关部门领导私交一般。所以，突然宣布的那天，就被“莫名其妙”的下岗了。
下岗的当天，他拖着疲惫的身子，不敢走进家门。他一家三口和自己父母同住在弄子里，肯定是没专门独立卫生间的那种。他为人正派、妻子贤慧、父母忠厚，家庭氛围特别的好。可今天下岗，怎样去面对妻儿和父母、又用什么语言和他们说这些呢？在路上，他想都不敢想这些。他是家中独有的正牌大学毕业生，是家中的荣耀更是希望，他也是他那个厂中少有的有着高学历的人，平时工作努力积极，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还得过市里的荣誉，可面对下岗，没有任何丁点的优待，还得要下岗。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欲哭无泪。
当时国家急需各种人才，只要能考上大学，全部都包分配，且是国家干部编制。分配时，一般都是到好单位，比如三线单位、政府机关，假若分配到企业，也是在行政领导部门工作。当他毕业时，深受小时候又红又专思想教育的引导，他强烈要求到瓷厂、到基层去工作。于是，他如愿的到了瓷厂还是成型车间工作。当他上班的第一天，厂部和众多的瓷厂老员工，都围过来看他，那眼神很是稀其古怪。他表面脸红害羞，内心深知自己上初中时当过红卫兵、上高中时又加入共青团、尔后大学是入党积极分子的经历，有种责任和担当在身上，就很是谦逊的说，做事从基层做起，才能做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有人问他，只要大学毕业分配工作，编制就是干部，你不要那编制、和我们都一样是普通职工？我的工资级别肯定是按干部编制来发放的，但做具体什么工作，还是按实际需要的情况来定。同时，他还轻声补充说道，编制是死的，人是活的，并不是干部就得坐办公室、不能在一线工作，下基层才能真正理解和了解真实的瓷厂工作情况。其实，真正的心结，在于他加入过红卫兵，是文革时期最后一批红卫兵。
老孙出生在六十年代的初期，家庭出生的成分为工人（承续他父亲本人的身分）。对于三年自然灾难，或没饿着、或年龄小没有记忆，就没什么印象，但对于文化大革命印象却十分的深厚和深切。当他有初步的意识时，不知为什么，就被父母大人们严格要求呆在家里，没事不得上街，要上街只能在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有一次他父亲带着他晚上看样本戏《红灯纪》回家时，看到路上全是人稀灯暗车没，基本鲜有人流和夜行者，隐隐约约知道父母们要求自己呆在家中的原因，而其中深层次的缘故还是很朦胧和不理解。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上小学了。他上的小学是在他自己家的旁边，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且是白天上课（那时晚上有扫盲班），所以父母也就放了一点心，他也能在家不远的地方和同学们玩耍。只不过那时，他还是偶尔能看到戴着红袖章的人，“气宇轩昂”的在大街上进行着各种革命行动。在他意识里，那些戴红袖章的人有着无比大的特权、思想纯正革命觉悟高、革命行为彻底，敢说敢叫敢吼敢批判敢斗争敢做，能把一切反动派全给埋葬掉。他问老师，我们小学生能戴那红袖章不？老师回答道，我们小学生，只要思想红学习好听党的话跟毛主席走、加上家庭成分不是地富反坏右，就能加入红小兵（现在的少先队），只有红领巾、没发过红袖章。那些戴红袖章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老师又细心的回答，那些是中学生（含初、高中），有大学的城市，大学生也是红卫兵。于是，对红卫兵的印象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据说，红卫兵的名字来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当时高二学生张承志，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于1966年5月29日正式公开此名称。红卫兵，狭义是由大、中学生组成，广义的是指戴着红卫兵红袖章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军事院校学员和机关、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红卫兵运动从1966年5月开始，到1968年下半年基本结束，但红卫兵的称呼还在，在后来造反行动中还是有人戴着红卫兵的红袖章，直至文化大革命全面结束。红卫兵历史功与过，早已有定论，本文只就老孙的过往作个闲杂趣谈，没别的其他任何意思。）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另一个时期，小地方小城市造反运动和行动和大地方和大城市比，没那么激烈，但学校的革命教育还是执行无产阶级又红又专的道路，还是工宣队在领导。每每学校有什么大会，那些戴着红袖章的人坐或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很是雄壮和“高昂”，有着天下黄土、非自己莫属的感觉。老孙那时对于轰轰烈烈的校内外政治运动，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时时刻刻想能成为其中戴红袖章的一员。可年龄小，没办法，但心中的那种子已经种下，待在地下只等春天的阳光雨露。
老孙父辈的父辈是农民出生，在旧社会肯定受不到什么教育且家境十分的贫寒，生活十分贫穷，基本都是文盲。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带给了中国人民的希望，从而过上了幸福生活。老孙在家里潜移默化的受到这些教育，深深感受到共产党的恩情和毛主席的伟大，在学校又受到无产阶级要为全世界人民翻身作主人而奋斗的教育。因而思想上、行为上和骨子里深深镌刻着那个时代的痕迹，有着加入红小兵、红卫兵的热切盼望，更有着想能早点加入到革命洪流的行列，早点为中国和世界人民贡献出自己力量。
中国有句古话：“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展示着儿童心理发展过程，对人的成年后思想行为等各方面有一定的主导作用。这句话在现代心理学领域，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和道理。世界上的心理学家通过长期实践观察，人的个性的初步萌芽发生在3周岁左右，一个人的个性特点等，3周岁就为今后的人生已奠定了基础。到了七岁，人的大脑物质发育基本进入最后阶段，人的智慧能力等也已初步形成，没有其他巨大的变故和因素，后来的教育只是在不断补充外界知识、增添记忆。老孙生在那年代、长在那年代、受教育在那年代，铸就了他有着那年代的特点和特色。中国自古就有着：“人之初，性本善”之说，老孙的那些特点，是具有传统“善念”的特色。
当粉碎“四人帮”庆祝活动风起云涌在祖国大地上涌动时，老孙已是快毕业的小学生。他那时，体格还算强壮有力，在庆祝活动游行时，被分配到举红旗的方队。此时，他是红小兵，可他个高还是举红旗的第一方队，他第一次想或能戴上红卫兵的那红袖章。可当他走入举红旗方队中时，看到全是两袖“清风”，什么都没戴，内心有着深深的失望和失落。为弄清为何没有红袖章，他问其他举红旗的人，得到回答是，组织游行的人没发。他，更想能早日加入红卫兵。
老孙读完小学后，没进行统考就被分配父亲瓷厂的厂办子弟中学读初中。刚踏入初中时，他心中犯嘀咕，为何没有老师在班上讲，什么时候什么条件才能加入红卫兵的事。于是，他私下里问班主任，回答是先把学习成绩搞好。待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其中考试后，学校举行全校师生大会时，他被点名道姓，被批准为全校拾个红卫兵中的一员时，他“惊惶失措”了，脑袋一片空白，我是红卫兵了！当他被请到主席台后要站上那长长的条凳、接受师生祝贺时，还稀里糊涂的。
他，是红卫兵了！此时是公元1977年下半年。按正常每年发展一批红卫兵习惯，他应是他本校红卫兵的最后一批成员（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红卫兵已完成历史使命，各级红卫兵组织于公元1978年8月19日被撤销）。
多年后，红卫兵其中那红色正确带着“善念”的基因根植于他的血脉，让他选择工作、服务社会，都有着满腔热情。哪怕下岗后，从不怨天尤人，在风都是苦的日子里，信步担起自己的责任。只是谈到自己是红卫兵时，他说，有点小小的遗憾是，当他懵懵懂懂从那主席台条凳上走下来时，自己是红卫兵的那证书和那红袖章，当时没颁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