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与“在”的关系问题，是西方近代古典哲学探讨的最基本问题，对其的深彻探讨，开启于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个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
这个命题的哲学含义是：我无法证明我“存在”（即本体论中的实在），我唯一能确证的“存在”只有“我思”，即只有我的思想在。
其还有一个通俗的释义：因为我“思”了，所以我才“存在”，即，先有“我思”，然后才有“我在”。
由此，在本体论阶段隐约呈现的“精神”问题昂首阔步走上前台，成了西方哲学追究的主要对象，伴随着古典主义“唯心论”的开启，西方哲学正式进入到了“认识论”阶段。
历经三个世纪，最终，在康德那里，“知”与“在”的关系问题被处理成一个不可知论的确定模型，而在黑格尔那里，“知”与“在”的二元关系在绝对精神中消解，“知”与“在”的根本问题至此达成讨论终结。
但到了二十世纪，以胡塞尔开创“现象学”作为起点，西方的哲学界开启了一场革命，前期的代表人物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以及存在主义哲学集大成者萨特，后期的代表人物则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罗素及分析哲学的“最高峰”维根斯坦。
学界把这个阶段确立为（第一）本体论、（第二）认识论之后的第三阶段：语义论。
之所以称这个阶段为革命，是因为存在主义哲学及分析哲学（两者后期有所合并）彻底推翻了古典哲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就比如本文标题所写的，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而海德格尔说“我在故我思”；古典哲学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而分析哲学坚称语言就是本质。
这就使得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相对于之前的本体论、认识论，出现了一个180度的巨大转向，以至于二十世纪以前哲学追究的问题及使用的方式，在二十世纪几乎被全盘否定并抛弃。
关于语言到底是工具还是本质的探讨，之前有发文《维根斯坦如果读过《楞严经》，他还会说“语言即世界”吗？》，相关问题以后我还会专文表述，这里就此略过。
本文要重点探讨的，是关于认识论的出发点，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及语义论（前身为存在主义）的出发点，即海德格尔的“我在故我思”，这二个基本观点，到底孰是孰非的问题。
（二）
需说明的是，“我在故我思”这一哲学命题，并非直接源自某位著名哲学家的明确表述，却是对传统哲学观念“我思故我在”的反思与颠倒，本文之所以把这句话说成是出自海德格尔之口，是因为“我在故我思”与存在主义哲学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而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第一创始人，正是海德格尔。
这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胡塞尔最得意的门生（虽然后期两人分裂），海德格尔最主要的著作《存在与时间》出版于1927年，相比较萨特1943年出版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要早了16年。
存在主义强调个体的存在本身，认为存在是先于本质的，即人首先存在，然后才通过自己的行动和选择来定义自己。在“我在故我思”的命题中，个体的存在被赋予了首要地位，这与存在主义的核心观点不谋而合。
也就是说，“我在故我思”正是对存在主义思想的哲学概括。
海德格尔因此创建了一个新的哲学概念“此在”作为他的存在主义思想的核心，在他的存在论中，“此在”优先于其他一切存在者。
但“此在”到底是什么？即“此在”的定义，你翻遍海德格尔的所有著作，都找不到简洁的、直接的概念表述，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推相关文字的反复的、复杂的意义堆砌。
这当然不怪海德格尔，毕竟，他从14岁到20岁的六年时间里，主要学习的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当时的他每日必读希腊原著，以致海德格尔后来说，这六年来的学习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也是在这六年里，海德格尔对诗人荷尔德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正是这位诗人的诗句，贯穿了海德格尔的全部著作。
这就是一大批人，特别是文科极差的理科生（我本人就是），面对海德格尔充满“诗意”的哲学文章，大都很难读懂的原因。
不过，“我在故我思”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可以确定的，并且，其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正好针锋相对。
因此，我们选择由此切入，然后对这二个命题展开深入的纯逻辑追问，从而分辨出孰是孰非，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三）
按惯例，我们仍然先直接给出结论：
“我思故我在”与“我在故我思”都是不成立的，但相对来说，前者的“错”较小，而后者则是大错特错。
相关的纯逻辑解析如下：
我们先看“我思故我在”。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笛卡尔的二元论对“知”与“在”的区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笛卡尔这里，“知”其实就是“思”，或者说是“思的结果”。
而“思”在本体论阶段仅属于一种“精神的疑问”，其地位“低下”。
因为，当时的人都认为，我们感知的“在”，就是所谓的“实在”。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梦”所呈现出来的“特殊场景”。
笛卡尔这样表述：他发现他在做梦的时候，他的梦境是非常真实的，他在梦境中丝毫不能发现自己的梦境是一场虚幻，等他醒来，他发现梦境只是梦境，于是，他做了一个追问，他说我怎么知道我醒来的时候，不是在另一重梦境之中呢？（其与我国著名的典故庄周梦蝶如出一辙）。
受其启发，笛卡尔于是提出如下观点：我们对“在”的“感知”的确证性是一个疑问，即我们感知的“在”，并非一定就是“实在”。
顺着这个思路继续追问，那么，我们所说的“实在”到底在哪里呢？
由此，笛卡尔提出著名论题：“我思故我在”。
他用“二元论”对“思”与“在”的关系问题作出了回答：我不知道“实在”在哪里，我能确证的“在”，只存在于“我思”。
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实在”在笛卡尔这里已经消失，也就是不存在了。自此，哲学问题就成了对纯“精神”问题的一系列追问，直到十九世纪末，认识论才宣告终结。
（四）
我们很明确的知道，在认识论中，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完全成立的，那么，为什么我在第三节的开头部分会说，“我思故我在”是不成立的，是错的呢？
这里的关键，其实是对“思”的解析或者理解，在认识论阶段还处于浅层，如果我们对“思”本身有更深入的了解，就会知道：最初是没有“我”的！
什么意思？
人类的感知（通道）只有五个，即视觉、听觉、嗅觉、嗅觉、触觉，其构成了人的感应系统，这个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天生的，即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具备的。
而至少在出生六周时间内，婴儿是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他（她）以为（直感），他（她）与环境（最主要是母亲）是融为一体的。
直到他用感应系统积累了“经验”，请一定要明确，这里的“经验”并非是“自我”的经验，而是“外部环境”的经验。
也就是说，最初的经验对象一定是“他”，而不是“我”。
那“我”是怎么来的呢？“我”是通过对“他”的确认，才得以产生的。
用精神哲学的语言表述，这是人的第一次精神分裂（道生一）。即，人的第一次精神分裂才产生“我”这个东西。
显然，虽然结论正确，但笛卡尔的表述是错的，错就错在，他把“我思”作为前提。
严谨的表述应该是：“思，他在，故我在”。
（七）
最后作个小结。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哲学上最重要的论题（之一），因此，我酝酿了较长时间才决定下笔，正式撰写则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另，需特别指出的是，本文表面上是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及海德格尔的“我在故我思”作对与错、是与非的分析及判断，但实质上，我想阐述的是对“思”的理解。
即，我们的思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思是怎么一步一步展开的？我们的思究竟要达成什么目的？我们的思是如何达成目的的？等等这一系列问题。
不一的奇谈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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