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为玄学？
用科学无法论证的学问，我们可以通称为玄学。
比如西方的星象学、塔罗牌、招魂术，东方的八字、六爻、奇门、梅花易数等等。
直到荣格提出了一个原理，自此，不说所有的，但至少有一大半的玄学都声称找到了科学层面的底层逻辑，这就是“共时性”。
共时性(synchronicity)，一译“同步性”，是指多个毫无因果关系的事件同时发生，它们之间似乎隐含着某种联系的现象。
荣格曾举过一个例子，比如你电车票的号码和你待会儿买的戏剧票号码正好相同，而就在同一个晚上，你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对方又提到了和这个号码相同的电话号码，其这三个提到相同号码的事件之间不可能有一点因果关系，都是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发生的，没有必然导致此发生的前因后果。
然后通过算概率发现在三个空间地点发生号码完全相同的概率非常之小。
难道都是巧合吗？
荣格不认为这完全源于巧合，而是“共时性”原理在起作用的结果。
虽然“共时性”的科学机理至今尚无定论，但由于这是荣格在1935年正式提出的，而当时他在心理学界可谓如日中天，因此，这个原理还是得到了学界相当程度的肯定。
虽然，怀疑者也不在少数。
由此，“共时性”成为了解释神秘现象的一个最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新时代灵性主义运动中，荣格被奉为领袖及创始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近二年，在中文互联网的各大自媒体平台上，但凡宣扬“心理疗愈”的，基本上都会提到荣格，这是因为，正是“共时性”原理，让荣格心理学与玄学几乎融为了一体。
这使得一些原本看上去颇为玄幻的“疗愈”方式，即本来属于玄学范畴的东西，摇身一变，遂成为了与现代心理学同频的高端手段，于是，不但能让人信服，而且还可以“卖”个好价钱了。
（二）
荣格心理学与众不同的诱人之处在于，其饱含东方古老的智慧（古典）、美轮美奂的曼陀罗图像（象征）和现代心理学（科学）的气质，从这个角度看，荣格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最顶级的天才。
集体无意识、曼陀罗、共时性，这是荣格心理学最核心的三个理念，并且，它们均是在后荣格时代最终定型的，即1930年后，关于前荣格时代与后荣格时代的区分可参阅：《荣格最重要的一本书不是《红书》，而是《金花的秘密》》。
我们发现，实际上，集体无意识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之上的升华，曼陀罗是建立在卫礼贤的道家内丹经典之上的升华，共时性则是建立在泡利的物理学研究之上的升华。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三位重量级顶尖人物的鼎力协助，才成就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弗洛伊德大家都很熟悉了，卫礼贤我们也在前面的二篇文章中作了重点介绍，那么，泡利又是何方神圣呢？
（三）
1945年，奥地利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1900年4月25日-1958年12月15日）因为提出“泡利不相容原理”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提出了互补性概念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影响下，泡利认为，实在既是物质性的客体，也是形而上学的（超物质性的）客体。
而事实上，他的实在观的形成，同他与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交往密切相关。
20世纪30年代初，泡利在思考β衰变中能量不守恒的问题。他在1930年底一封写给著名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的信件中提出，可以用一个当时尚未观测到的、电中性的、质量不大于质子质量1%的假想粒子来解释β衰变的连续光谱。1932年，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将此粒子定名为中微子。
不过，在1929年，泡利的生活经历了一些重大变故，其一是他的母亲自杀身亡（年仅48岁），其二是他与第一任妻子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
受到双重打击的泡利因此陷入到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他的精神状态迅速恶化，最终他向当时也住在瑞士苏黎世附近的荣格求助。
也就是说，荣格与泡利从相识到相交，起始于约1931年前后，最初，泡利只是荣格的一个病人。
荣格最先把泡利交给了自己的年轻助手埃尔娜·罗森鲍姆（Erna Rosenbaum）。荣格解释说，鉴于泡利与女性的问题，他最好先由一位女性治疗师来辅助治疗。罗森鲍姆的工作是记录泡利的梦，直到他有足够的信心自己写下来。
罗森鲍姆对泡利的治疗始于1932年，持续了大约5个月。之后，主动权被交予泡利，由他以一种自我分析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梦，这一过程持续了约3个月。最终，荣格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亲自担任泡利的治疗师。在接手治疗时，荣格已经有超过300个关于泡利梦的记录，这对形成治疗建议有极大帮助。除了分享梦境，泡利还坦露了他的情感波动、不稳定行为、酒精依赖，以及和女性打交道的问题。
为了研究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对心灵（psyche）的影响，包括梦与幻想的作用，荣格一直在寻找能清晰回忆梦境的研究对象。20世纪30年代初，荣格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概念正处于酝酿期，这一理论建立于爱因斯坦的动态时空观之上，需要大量物理学知识做支撑。而恰在此时，能清晰记忆梦境的杰出量子物理学家泡利出现了，这实属奇迹。
最终，荣格直接或间接地收集了约1300个泡利的梦，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研究（同时为病人保密）。至于泡利是如何不厌其详记住那么多梦的，真是个谜。除了记忆力惊人，他一定还通过某种方式训练过自己。那些梦为荣格雕琢其理论提供了丰厚的资源。
当然，这不仅仅是个研究项目。荣格真诚地希望能帮助泡利不断意识到内心被压抑的情感。荣格治疗的要点在于向泡利展示，他以阿尼玛（anima）原型（archetype）为象征的情感性自我是如何被压抑，进而屈从于纯理智的。泡利认识到他的生活有多么失衡。经过两年的治疗，泡利的心理状态逐渐变得稳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终于能够维持一段成熟的关系，并于1934年与弗朗西斯卡·贝特朗（Franciska Bertram）在伦敦结婚。大约同一时间，他决定终止私人治疗会谈。他感觉自己的心理状态更稳定了，并且减少了饮酒量——至少暂时减少了。
在泡利和荣格的合作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点，就是他们的言辞用语逐渐趋同。多亏了泡利，荣格对量子物理学了解得越来越多，包括量子力学的概率特点以及观察者在其中的重要性。因为荣格，泡利完全沉浸在对神秘主义、命理学和古老象征主义的研究中。
从那时起，荣格开始完善他的共时性概念，并准备以此为主题撰写一部专著。在泡利的帮助下，他希望将这一概念发展成一项被心理学界认可的重要原理。
1952年，作为荣格与泡利合作的高潮，他们联合出版了《自然的解释与心理》（Naturerklrung und Psyche）一书。书中包含两篇论文，荣格所著的《共时性：一种非因果关系原则》（Synchronicity: An 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以及《原型概念对开普勒科学观点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Archetypal Ideas on the Scientific Ideas of Kepler）。他们的合著证实了（对任何仔细研读过这本书的人来说），泡利确是荣格研究所用梦境素材的提供者。几十年后，该书的第一部分（荣格所著的章节）以平装本形式出版，并成为畅销书。在这本书里，荣格那件关于圣甲虫的著名逸事作为一次“有意义的巧合”，被用来说明共时性：
我治疗的一位年轻女性在关键时刻做了一个梦，梦中她得到了一只金色圣甲虫。她跟我讲这个梦的时候，我正背对紧闭的窗户坐着。突然我听到身后有声音，像一声轻叩。我转过身，看到一只飞虫从外面撞上窗玻璃。我打开窗户，并在它飞进来的时候抓住了它。这是在我们所处的纬度所能发现的最接近金色圣甲虫的生物——一只金龟子。。。
（四）
我不厌其烦地，采编了相关资料，用了较长的篇幅描述了泡利与荣格的故事，是希望大家能从中看出一些偶然性的非理性端倪。
即我们认为，无论从研究方式还是科学论证的严谨性上看，“共时性”都是一个摆不上科学台面的臆想，并且，荣格依然不是独立的理念发明者，作为一个知名的物理学家（后获得诺贝尔奖），泡利的加持才使得“共时性”这个原理被真正树立了起来。
并且，荣格大大扩大了“共时性”原理的外延，其不仅仅作为荣格心理学的专用术语，也成了解释神秘现象的一大理论依据。
最终，玄学专家骄傲地宣称，他们找到了玄学的底层逻辑，这就是心理学泰斗荣格发现的“共时性”原理。
（六）
本文是我们号关于荣格心理学的第四篇文章，论述的是荣格心理学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共时性”的“发生学”探究。
不一的奇谈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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