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颖迪
“只有躬身入局才有成事的可能。”刘焰说。我们正在吃椰子鸡，他昨天来的北京，问我有没有空见一面。他过来参加公司展会，主要负责站在后面，盯着摄像机。这几年他一直在这公司干，公司是卖医疗设备的，一种眼镜，治小孩的沙眼。刘焰起初做短视频，可能那会儿领导也没想清楚，说要给公司做IP。他戴八爪鱼头套，坐在办公室里，背着老板，讲一些“摸鱼”的话，说年轻人喜欢听。我看过刘焰转发的那些视频。唉，在刘焰面前我从没说过实话，那些视频无聊乏味，也看不出能让他们多卖出几副眼镜来。倒腾一阵后，账号不做了，刘焰就在会议室后面拍会议。每年他都想和公司提涨薪，一个月五千块，在广州生活，没存下钱。老板总说明年再看，又说年景不好，都要裁员，涨薪更是不可能的事。
像是给自己打气似的，刘焰说，只有躬身入局才有成事的可能。我回过神来，刘焰三十岁了，头发很多，样子没什么变化，额头多了两道干燥的纹路。他说话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父亲。自打破产后，我爸最爱说“东山再起”。不过，刘焰这么说，像个钻到不合身的戏服里的孩子，让人一眼就看穿了。
这些年来，我和刘焰见得不多。小时候我们总是一起过暑假，那时他父母还没去世，回到村里，我妈去找阿姨，我就会去找刘焰。刘焰家在村子入口，是一栋两层楼高的砖房，旁边有条小溪，两边长着青草。刘焰喜欢喊我去溪边钓鱼。他用小刀利落地割开青蛙的皮肤，掏出蛙腿，穿过阿姨的针线。不过他从没钓上什么鱼来。
最早真是一条漂亮的小溪。烈日当空，阳光粼粼，溪水清得能让人捧在手里喝。下雨天涨水，村里人捡来转头，叠在水里，就像不规则的断桥，石蟹藏在下面。后来，村里开始往河里倒垃圾，再没人敢去溪里喝水了。有一次，就在刘焰钓鱼的时候，溪里漂来一张硬壳纸。那会儿村里的泥地里到处是这种硬壳纸，混着牛粪、煤灰、鞭炮灰。我从水里捡起这张纸，摸上去却不是湿的，应该是表面打了油蜡，字迹也都还清楚。我第一次读到这样不加遮掩的黄色笑话，只好装作没看见，匆匆翻到另一边。那面是画，中间有头狮子，骑着豪猪，还有一些语焉不详的句子，比如“万兽之王，不怒而威，弱势社群，审时度势。”我听刘焰说过，这纸里藏着“买马”的秘密。
藏宝图，他在远处喊，你捡到藏宝图啦？
我一直以为，买马是指香港的赛马，以为大伙儿是为了那遥远的马匹紧张、振奋或战栗——一匹皮毛顺滑的黑马，在万人的欢呼中往前跃过终点，哨声与呐喊将在场上摇荡，将会一直从遥远的香港摇荡到我们这个小村子。多年后，我才明白，买马只是一种数字的游戏。为了买马，村里偷盗横行。刘焰家有天没锁，桌上的筒子骨都被人偷了。
刘焰的爸爸，姨丈，就是个买马的狂热爱好者。他身材瘦削，眼白泛黄，不爱和人说话，喜欢在桌边自言自语，28，一定是28，这次一定中。他经常像一阵风一样出门去，又像一只丧家犬似地落败回来。看到刘焰，姨丈就骂，没出息，蠢，不好好读书。刘焰脸上时常有两个鲜红的印子。阿姨虽然也爱买马，但从来不把输掉的气撒给刘焰。阿姨是我妈妈家里唯一没继续读书的人，初中后就辍学了。后来她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和外公一起承担了家里其余四个孩子上学的费用。我总是记得她的笑，响亮，不加遮掩，露出暴起的门牙。
后来，刘焰跟着父母辗转各地，从郴州去了东莞。我妈也带我去了东莞。刘焰一家住在铁皮瓦搭起的房子，晚上，我们的妈妈在剥第二天要用的毛豆，我和刘焰躺在旁边的竹床，昏黄的灯泡下面我看着他眼里那两块闪闪发亮的水银。等我妈在长沙开店，刘焰一家又到了长沙，阿姨跟我妈妈一起用擀面杖做出薄薄的面皮。店铺倒闭后，阿姨收下那些吱呀作响的机器，坐着绿皮火车带回了村里。此后，刘焰经常背着一笼蒸屉，从村口出发，带着大人手下捏出的蒸饺、包子、馒头，在薄雾笼罩的清晨游走。他的叫声总是先于脚步到村里的每个角落。卖完包子，放下蒸屉，再去镇上读书。学校后来没了，不过刘焰总是说起蜈蚣的事，说有天晚上蜈蚣爬上他的大腿，咬了一口。他被痛醒，腿乌了一大块。
幸好我命大，刘焰爱说这话，每次都拧起眉毛，模仿周星驰电影里的口吻。
读书能改变命运，我们虽然都明白，但刘焰一直说，自己不是读书的命。坦率说来，他的同学里也没人靠读书改变了命运。就像那天我们去山上挖笋，碰到了老八。老八是刘焰的同学，本来在玩刮炮，吓别人，看到我们，说一块上山去。路上他说，不打算读书了，之后怎么办，他也没想好。他问我以后想做什么，我说想当电视台的主持人。老八又问刘焰，刘焰说想做飞行员。刘焰视力特别好，能看清视力表上5.2那排。老八说，要是他能当兵就好了。我们三往前走，恰好碰到大集，新鲜的猪头直勾勾地挂在竹竿上，吐着舌头。卖黄皮的小贩也在。我用最后一块钱买了一串黄皮，和刘焰、老八分着吃，吃得舌根酸涩。抱着心愿一定会实现的想法，我们哼着歌，到了山上。每次遇见一丛竹林，刘焰和老八就会在附近探索一番，从草丛里找出细细的新笋，到小腿那儿是合适高度，再长就老了。我也跟着找笋，往往力气不够，最后还得刘焰来。
想着那些竹子身上厚厚的浮毛，我的手掌像是被刺了一下。我问刘焰，老八现在在做什么。火锅在我们面前漂浮着水汽，泡沫咕噜咕噜的。
“我前阵子刚知道，他二十岁就结了婚，有了小孩，然后把老婆孩子抛在家里，跑到福建去做诈骗，判了八年。”刘焰说。
刘焰还讲起另外两个同学的事。当年跟买马一样流行的事是吸白粉，村里一些房子垮掉了，喷上红漆：吸毒毁人一生。一个同学后来干起了卖白粉的生意，也在坐牢。另一个在县城做汽车销售，也结婚得早，有两个小孩。刘焰听人说他爱揍老婆，老婆一直没工作，经常将自己和孩子锁在二楼。
“她那天发了个朋友圈，说报警了，脸上全是血。”刘焰说。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跟着一起叹气。至于刘焰，他说，我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因为肝不好，他没能当成飞行员，考上一所普普通通的学校，报专业时还是选了航空机械维修。经过漫长的瞌睡、无数次的挂科，他终于明白自己对此既无兴趣也无天赋。浑浑度过三年后，他来到广州，先在一家剧本杀店里做店员。剧本杀要六人一桌，还要一半男，一半女，每次凑不齐，他就去假扮玩家。碰上扭捏、胆小、不敢进鬼屋的顾客，他苦苦劝说他们，签署“胆小鬼协议书”。其实剧本杀店还不错，大家都很年轻，没客的时候，他坐在桌前把卡牌全部倒出来，自娱自乐，其他人也不说什么。他对这些事一向着迷，还玩过好一阵子魔术。后来剧本杀店倒了，他去了一个卖苔藓的厂子，运那些毛茸茸的货物。苔藓从四川的山里运来，喷上刺鼻的定型胶，和龟背竹、大理石一起成了顾客家里的日式盆景。刘焰在朋友圈里发过运货的视频，摇摇晃晃的卡车，连绵弯曲的山路。只是要夜里跑，他说，夜里送一车的“永生大灰”，我太困了，真的，再一醒来，是被后面的鸣笛惊醒的。他心有余悸，辞了职，才到这家医疗公司。这三年来算是稳定，他没换过住的地方。
你听过增城吗？租房很便宜，刘焰继续说，两千能租个三室一厅，就是有点远，离我公司有三十多公里，每天坐地铁要四个小时，以前小区附近还有电影院，最近都拆掉了，旁边本来有座高架桥在建，也烂尾了，水泥塔孤零零地摞在地上，你见过那样的景象吗，晚上，四周都是黑暗，只有一座座高楼亮着灯，密密的白灯，就像宇宙里的星星一样。
提及往事会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仿佛片刻之前你还在昨天，下一个片刻你就已经来到了今天。一个片刻接连一个片刻，就像连接着的梦境，让人恍惚，分不清那究竟是现实还是记忆。有些片刻你不愿或不敢逗留，不愿再次身处其中，细细打量。就像我和刘焰一起度过了很多个夏天，在沸腾着的火锅面前，我们可以回想起当时是怎样挖来竹笋，想起那天我们是怎样下山——天快黑了，我们从一个石头滑到一个石头，就像坐滑梯一样，屁股磨破了，牛仔裤上全是烂泥，谈到这里我们都快笑出了眼泪。但这么多年来，刘焰和我从不曾谈论那一个夏天，可能是出于某种心照不宣吧。
夏天到来之前，村子里的人都跟着我父亲去了广西。小镇在中越边界，窄条形状，入口和出口都是被凿开的山，露出猩红的锰。我父亲安顿好后，接走了我母亲和妹妹。等到夏天放假，舅舅也将我从长沙接到了广西。我还记得到广西的第一天，一切都令人头晕目眩……小巴随着山崖起起伏伏，好几个人都在呕吐，最后我们换了一辆三轮，颠簸一路后才到了镇上。路上我看到大片铁灰色的菠萝田，还有青色的甘蔗，甘蔗根部都是泥，一捆捆扎起来，就在街上横放着。两边都是低矮的院子，种着木瓜和杨桃，离马路很近，伸手就能摘到。三轮车一路经过粮食站，法院，平安超市，乱糟糟的集市。
车往上开，盘山公路在中间延展出另一条通向工厂的路。刘焰来接我，把行李放到一间铁皮屋里。那些房子连成一块，昏暗的，有股挥散不去的潮湿、阴郁的气味，四处是长着青苔的碎砖。
那个下午，刘焰带我去参观厂子。我们小心地走进那个巨大的空间——四周都是庞大的钢铁机器，像狮子一样蹲在那里。过门后，钢板铺成一座不到一米宽的桥，下面则是锈色的河流。黄灯照亮河流翻涌的波纹，波纹往前移动，却又是静止的，像是人的指纹漂浮在水面。
我想起刘焰家门前那条小溪，河流总是给人平静的感觉，可眼下这条河，它肮脏，庞大，深不见底。我把恐惧抛在身后，盯着河流入了迷。
在厂子最里面，我看到了刘焰的父母，还有村里其他几个人。他们站在一面墙前，都戴着白色的纺织口罩，拿着刷子，给不锈钢板涂上防腐的油漆。旁边堆着油漆桶，到处散落着斑驳的颜色，衣服，胳膊，脸。阿姨穿着一件围裙式的工作服，边缘已经干硬、发卷。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阿姨说。
“来看看。”刘焰说。
“快出去，这里空气有毒，你们又没戴口罩。”她说。她挽起袖子，手臂上是一片红色的疙瘩。
我们从后边的门出去了。工厂和宿舍之间是条废弃的铁路，刘焰沿着铁路，走在前面，木枕上有时会出现一小簇的白木耳，他捡起来，然后在碎石堆里翻拣——他说之前从碎石堆里捡起过一张百元大钞呢。但那天我们一无所获，回到宿舍，地上有好几摞砂石垒成的小山。在大人工作的时候，我们总是一步步走进去，踩到顶上，无所事事地坐着，占据王座一样，打发漫长的时间。到了夜晚，就能看到光从铁皮瓦的缝隙里泻出来，若是从山脚看上去，那些房子会远远形成一连串的长灯，如同嵌在山上的金光腰带。
有天午后，我和刘焰待在床上玩跳棋，姨丈回来了，穿着背心，身上湿透了，额头暴起青筋。他翻开被子，在枕头下找到阿姨的小灵通，哒哒地敲了一阵。键盘亮起一小块橘黄色。
姨丈带着小灵通出了门。那天晚上，姨丈和阿姨打起架来，屋里的碗全摔碎了。姨丈去厨房拿了把刀，最后被人劝住了。
“真是糊涂啊。”我坐在旁边的板凳上，听见我母亲和另一个女工说话。
第二天，刘焰和我一起去镇上的超市买新碗。我们走过长长的火车轨道，沿着柏油马路下了山。那条路是如此漫长，就像曾经我和刘焰去山上挖笋的那条路一样，我们转过一个又一个山弯，白色的雾像海一样弥漫过来。回来的路上，碗碟在塑料袋里相互磕碰着。
两个月后，我和母亲离开了广西。在那个夏天末尾的一天，早晨七点，我忽然醒来，墙壁上流淌着灰暗的光线。房子有座吊灯，多年没洗过，蒙上一层薄雾般的灰尘，随着人的走动簌簌下落。两小时后，我被母亲的电话震醒。“你阿姨死了。”她说。
我和刘焰在客厅坐着，窗外一阵雨袭来，吹得阳台上的鸭掌木呜呜直响。水汽飘到我们的脸上。刘焰去关窗，风越来越大，差点把纱窗吹倒了。等玻璃窗合上时，雨声忽然消失了，就像它从未出现过。天变得很晦涩，室内也一下暗了，我在昏暗里瞧着刘焰的脸。刘焰一开始就说，来我家住，你别见笑。他是说自己手头不宽裕。
我这阵子没工作。在网站上投出了十来份简历，界面显示“已读”，没收到更多的消息了。北京的房租要三千块一个月，我把房子退了，说先来广州投奔刘焰。刘焰说当然好。他到火车站来接我。
从地铁站出来，拐了好几个弯，到烂尾的高速路下，抬头望去，只有水泥柱子，没有桥面。我俩一人一个箱子，爬上八楼，最后一个箱子拎进门，砸出比前面都要沉的响声。我扑向椅子，瘫坐着，刘焰去倒茶。窗外开始下雨了，我们等着这阵雨过去。刘焰点了两份隆江猪脚饭，说要一小时后才能送到，然后从角落里拿出两瓶绿幽幽的珠江啤酒。敲门声响起，外卖员将饭送过来，身上雨披都是滴滴答答的水，像带来了一片雨，把门口的那小块地都浇湿了。刘焰还是喜欢用两瓶啤酒对在一起，撬开瓶盖，这是他从小时候就掌握的窍门。
天已经黑了。我们开始喝酒，说到同样在广州治病的二外公。我母亲上个月去看过他，说在广州看病，排不到床位。电话里，我母亲连连叹气，说二外公老了好多，头皮上有一个疤癞，一直忍着艾灸的灼烧，食道癌，晚期了，大概率是要放弃的，回村里治疗算了，吃点中药。医生只说，他还想吃点什么，都给他吃。
刘焰也去看了他，那时二外公已经回村里了，躺在床上，沉重地呼吸着。
“回村的时候，我也见了二叔，他身体很不好。当时都说你爸那的活伤身体。”他说。
“是。”我不知该说什么。
“不过也是过去的事情了。”他说。
如今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母亲是否在那通电话里说了这些，也可能余下的情形是我后来得知的——早上七点，工地刚刚开工，刘焰的母亲站在梯子上，准备去开电闸。下了雨，工地到处湿答答的。她没有戴手套，触电，从梯子上摔下来，掉进了工厂的河里。挂断电话后，我从床上坐起，看着流淌着的灰暗的光线，想起工厂里那道锈色的河流，也想起那些旋转着往前流淌的指纹，它们吞没了她。
追悼棚支在河边。棚子是蓝色塑料布搭起的，在灰色的田野和溪水旁成为一块怪异的矩形。阵阵鞭炮声响起，人们换上白色布衣，戴上稻草扎成的头圈。妈妈和我到了门口，刘焰来接我们，让我们上前。堂屋中间是一口沉重的黑色棺材，妈妈领着我，绕着棺材走了三圈。她倒在棺材面前，喉咙里爆发出呜咽。凌晨我们依然守着那堵棺材，坐在冰凉的木椅上，等着长夜过去，新日来临。
第二天，村里的男人用两根木头架起了棺材，随着山坳隆起，棺材也沉沉地摇晃。女人都在哭，就像报丧的鸟一样盘旋在棺材的上方。棺材下到泥坑里时，刘焰拿起一把煮熟的米撒向天空，人们俯身争抢。刘焰沉默地扮演着长子的角色。夜晚，我们从山上走下来，树林中有一点绿色缓慢地跟在我们身后。
事实是，那堵黑色的棺材，还有萤火虫在空中的轨迹，只是后来我反复在梦里见到的场景。我没有去参加阿姨的葬礼，也不愿去想她的死亡与我父亲之间的联系。我父母去了葬礼，而我迎来了升学。新生的集训开始后，我给母亲打电话，想讲讲新学校的事。电话拨过去是葬礼上的哀乐、锣鼓与哭声。你阿姨死了，你还不明白吗，我母亲说，她死了。在我母亲此后的人生中，她会反复讲述这段话：如果我和你们爸爸早点离婚，我就不会介绍他们跟你爸爸去广西，不去广西，你阿姨就不会掉到那个河里……我父亲结束掉了他的事业，此后他的人生同样一蹶不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办完阿姨的葬礼，姨丈收拾完行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县城。一个月后，姨丈心脏病发，村口迎来了第二场葬礼。
“你那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在家里，妈妈总是看着阿姨的照片流眼泪。”
“好像我只记得那之前和那之后了。”他说。“之前你知道，我也不学习。之后，你还记得那时候我在玩魔术。”
他那时候加入了一个魔术社，买来魔术戒指、魔术帽子、火柴、扑克牌。可能是某年的春节，他站在我们面前，表演了好多魔术。扑克牌是连在一起的，像展开扇子一样在我们所有人面前打开那副牌。有时他的手里变出一枝花，再变成一张彩色的绢纸。还有那种骰子，他喜欢让我们猜数字，然后总是能给出正确的答案。绝对不能向观众透露魔术的秘密，刘焰这么说，他从来没有说过那些魔术是怎么变出来的。
中间的那段时间，他说，“我确实忘了。”
“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妈走了，我爸很快也走了，我一直很怕我自己变成我爸那样的人，他小时候总是打我，每天喝成酒鬼，我们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但是有一次我去玩他的摩托车，把摩托车推到了那个小河里面。我以为我又要被他打了，结果他只是把摩托推出来，什么也没说。”
“给我爸办完丧事以后，我到家里，想去打扫一下，以后也不会在村里生活，也不会回这个房子了。房子里到处长了苔藓，还长了霉，我用扫把往天花板上捅，捅下来一大堆灰，还有蜘蛛网，呛死了，然后我去打扫卧室，拉开抽屉以后，我看到一个钱包，觉得那应该是我爸的，我打开钱包，发现里面是一张纸，皱巴巴的，那是我小学写的作文，《我的父亲》。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把这张纸放在钱包里面。”
我们沉默了一阵，这时雨又下了起来，隔着玻璃，隐约几道雷声。雨下得像那种塑料纸相互摩擦的声音。
隔天，阴天转晴。刘焰带我往楼顶走，房子有一个露台，水泥地，深灰色的雨渍。我们坐在楼顶，带着包烟，蹲在边缘。这时地上出现一个庞大的影子，还有巨大的轰鸣声。我抬头看，飞机离我们竟然这么近。我想到刘焰曾经做飞行员的梦想，还想起也是在一年的夏天，我们一家人坐在外公家里。村子的房子是沿着一道坡修建的，上面有一层房屋，下面还有一层。外公的房子在坡道中间，像一座斜着的三角形，房子里是积攒了几十年的灰尘的气味，没有灯，白天也显得黑茫茫的。堂屋外面搭了一座架子，铺满了葡萄的藤蔓。烈日从木架倾泻下来，让那些微小的青色珠子闪闪发亮，它们那样小，从来长不大，到小拇指大的时候就会被外公摘下来。外公，外公的母亲，我母亲，刘焰的母亲父亲，还有我母亲的兄弟姐妹，坐在葡萄架下，围着一张圆桌。旁边，灶里燃烧着熊熊的火，偶尔飘出一阵黑烟。后来这张圆桌上的人一个个死去。先是外公的母亲，然后是刘焰的母亲，父亲，然后是我的外公，二外公。每次我母亲聊到死亡时，她总会摇头，叹气，好像她永远都觉得死亡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这时，我抬头看刘焰，他的眼睛越来越像他的父亲了，一天天变得浑浊、发黄。去山上找笋的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生活会这么重复。
撰文 / 李颖迪
海报插画 / 段新月
海报设计 / 孙毅
李颖迪，写作者，著有《逃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