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与骨头

清晨，当我到码头时，有一家人已经坐在了凉棚。四个女人，两个男人，年纪相仿，应该都在六七十岁，脸上有皱纹，斑点，浮肿的眼袋，还有蓬松的白发。他们没有坐规定的大巴，而是自己乘车来的。早上七点，没有风，人们围坐在一起。在这样的场合，以一种贸然打探的态度参与谈话，是不礼貌、不得体的。因此，我只是站在一旁，静静地听。

一个女人背对我坐着，留下一个瘦削但仍有活力的影子。她先谈到上幼儿园的孙子，接着说起另一个刚在沈阳找到工作的儿子，一年能赚几十万，“稳稳当当的”，使用的是一种谈论家常的语气。她是这场仪式的旁观者，像我一样，关注的仍是生的秩序。我看向其他人，希望找到真正承担着死亡重量的人。也许是那个陷在座椅里的女人。她的脚边放着一束菊花，神情茫然，不曾随言语表露愉悦或苦涩。我来到她身后，问她，逝者是谁？

“是个小孩。”

女人抬起头，看着我。是个小孩，就像船长之前说的，是死于意外，经受无妄之灾，不被故土和埋葬着祖辈的墓园所接纳的人。死因是心梗。

最先说话的女人打断了她。“还管他叫小孩吗？”

“没结婚，没成家，不是小孩吗？”

“小孩多大了？”

“四十岁。”

我想着孩子的定义。父母的孩子。

这时，船长来了。他换上水手服，遮掩了平常的老人姿态。我拿着相机，跟着他。他走过凉棚旁边的两个石礁——两个被遗弃的海葬墓碑，亲人中途反悔，说不办了，逝者的名字和生辰已经刻下，就放在那里。天光越来越烈，视线恍惚，伴随一阵沉闷的轰鸣，大巴到了，是昨天从铁岭开到大连来的。一趟政府组织的集体海葬，车上有四十具骨灰，都要在此葬入海中。

凉棚里的人一齐起身，先行登上船。然后出现了一群穿着暗色的人，统一都是黑白灰，穿着T恤，旧得有些发黄的运动鞋。更显眼的是他们手上捧着的、鼓起的袋子——各种各样的编织袋，醒目的绿色、艳粉色、黄色，来自生活常见的广告语，“阿迪达斯”、“耳聋助听器”、“奈雪的茶”、“博学专教学校”。最多的是一个写着“永恒”的蓝色编织袋，应是统一发的。袋子里装着逝者的骨灰，没有人带那种木头做的骨灰盒。

船长拉下闸门，铁链哒哒地响。人们排成一列，年轻的扶着年迈的，小心步入船上。

船叫新诺亚方舟号，原是艘普通客船，白色身体，上下两层，甲板宽阔，栏杆上扎着平常没有的假花。一层船舱是举行仪式的地方，略显昏暗，左、中、右三列裹着绒布的座椅，上方是救生衣。司仪站在舷窗前，桌上放着塑料的苹果、香蕉，还有一束麦穗。

等人们落座，船无声地启动了。窗外，船经过像胳膊一样缓缓张开的机器吊顶，军事舰艇，还有一座灯塔。再往前，不再有标的物，只留宽阔的海水。前方电视传出播报声，宣扬海葬的历史，曾选择海葬的杰出人物，海葬的流程，注意事项，等等。待播报结束，司仪发话了，宣告仪式开始。原来通常是船长妻子来承担这个角色，这天她感冒，说不出话，只站在旁边。另一个青年男子便承担了重任。他打开文件夹，照着写好的悼词念着，我们悲痛万分，在此告别亲人，然后是泰戈尔的诗，生如春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悼词被念过成百上千次，并不新鲜、独特，但此刻，它仍然成为了在场一道仁慈的指令——人们终于被允许哭泣了，隐约的哭声从船舱四处的角落传来。有人拿出纸巾，擦干泪水，揉在手心。集体起立、鞠躬、默哀。待重新落座，接下来的售卖环节又有些冲淡了伤感的氛围。司仪举起篮子装的千纸鹤，更为丰盛的花篮，用于喂海鸥的小饼干，还有五谷杂粮。

“买点五谷吧，家人们在下面不会饿。”司仪说。

抵达大连港外三海里，北纬38度，东经121度，船停下了。人们从狭小的舱门中涌出，带着编织袋、篮子，来到甲板上。领走骨灰罐和一束菊花后，人们分散到两层。船长在一层喊，可以上二层装骨灰，但要回一层来投掷。

我跟着人流往上走，到了二层。海风增大，船跟着摇晃。祭祀台是张方形桌子，人们围成一圈，站立不稳。有人一直说，人怎么这么多，人太多了。身体碰来碰去，甚至有点像是清晨忙乱的集市。一个男人掏出编织袋，解开塑料袋的结，将袋子倒扣在莲花状的骨灰罐里。最大的骨头先落下来，黄褐色的，表面像蜂窝一样粗糙。由于船的摇晃，他的手也抖了，掉下几片骨灰，继而蹲下身拾起。一个女孩，背着双肩包，展露出与其年龄不甚相符的疲倦。年迈的女士戴着草帽、口罩，遮住了脸，露出浑浊的眼睛，看上去像哭过。另一个女士身上的薄纱被海风吹得呼呼鼓动，只是望着大海出神。

哭泣时人们在想什么？也许想到那些在一起的时候，想到那些欢乐，想到那些遗憾，病床上一天天消瘦的身体，那些过去的脸，有时清晰，有些模糊，有时，却像是再也想不起来了。

“妈呀！”“妈呀！”一个男人忽然闯到二层来。“妈呀，儿今天来送你最后一程！”听到响声的人们擦干脸上的眼泪，一起转身看他。他不理那些瞧着他的人，只是来到角落，将骨灰放下。他旁若无人地重重拍打栏杆，继续喊着“妈呀！”，一边眼泪哗哗直流，手还要挪骨灰，像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出于疏漏，有些骨灰飘进了海里。他也许没注意到船上指导的事先说明——要截掉菊花的茎干——鲜花高高低低地插在罐的四个方向。待近乎鲁莽地扣上骨灰罐后，他继续吼道，“妈呀！”“妈呀！”接着，他掏出手机，开始播放一段音乐，“XXXX保佑你。”

人们开始往下走。到了一层，我听见罐子沉入水里的闷响，咚的一声，掀起浪花。数十个罐子聚在一起，海面漂浮着连绵的花瓣和麦子。海鸥跟过来，啊啊叫着。有人还在哭，有人靠着垃圾桶，仿佛若无其事地抽着烟。也有人掏出手机，在镜头前比划着剪刀手，好像已经进入了一场普通的散心之旅。在祭祀台前，船长拿来话筒，指挥船员列成一排，向逝者敬礼。

在船舱旁，我再次遇到了凉棚里的那家人。孩子的母亲很瘦，脸色黑黄。这时候，她靠着栏杆，哭得很深，那声音像来自很遥远的地方，似乎是从身体里掏出了什么。她快要摔倒了，眼泪滴在浅褐色的薄衫，像樱桃的影子。

“没事的，没事的。”两个女人扶着她，拍着她的肩。“没事的，以后，我们去海里和他汇合。”而母亲的哀鸣依旧不止。

不办葬礼时，诺亚方舟号仍然是一个属于生的空间。

岸边的水飘着一层厚厚的油沫。船上，“老规”一直在忙。他是负责船上规矩的人，一副结实、干瘦的身躯，既给船员们做饭，也负责修船，拿铁丝疏通船底的入海口。此刻他收起渔网（混着腥味和垃圾的味道），放入新鲜的，杀鱼剩下的内脏和眼睛。网一面翻开，收获一只红色的小姐鱼，两只黄鱼，两只海蟹。看到墙壁上静静挂着一只海参，老规也用棍杵了下来，等落到船边，海参的身体一张一合，还在呼吸。

刻墓的工匠坐在凉棚下，拿电钻细细地描着逝者的名字、身份、生辰年月。他戴着眼镜，对周遭环境毫不在意，如果有什么吵闹的声响，只是抬头看一眼，很快将视线收回。大副、二副，其他的船员，光着膀子，坐在船头的驾驶舱里，整理逝者的电子档案，躺在凉席上。午后，太阳照进来，透过窗前黑纱，令驾驶舱呈现出一派黄昏的风景。船里唯一的女人，船长的妻子李冬兰，仪式结束后，总是她先回到船舱，整理鲜花、千纸鹤，随后就会离开。

“诺亚方舟号”的主人——船长陈琦——一般在岸上凉棚里待着。不穿水手服时，他就像那种会在街边下棋的老人，寸头已有些花白了。他烧一壶水，往里面送茶叶。待茶煮沸，他缓缓走到旁侧，抓起一把猫粮。狸花猫跳上桌，亲昵地蹭了蹭陈琦的手掌。还有只狗，嫌天热，躲到树的阴影下，不吭一声。

停泊的码头更像个花园，靠海的是塔松和侧柏，种在油漆罐里，然后是成排的小叶黄杨，万寿菊，鲜红的世纪海棠。要运来淡水给这两三百盆花可不是件简单事。陈琦接着示意我看那道爬山虎环绕的拱门，还有用船上废弃信号杆改成的蓝色旗帜——“生命永恒”。五六年来，他都在这个花园里缝缝补补，每当他的船被驱逐时——诸如晦气啊，不吉利啊，诸如此类的声音吧，他也会带上这些物件，有时用卡车运，或者用吊顶来拉。他相信它们能用来中和死亡那肃穆、惨淡和贫瘠的一面。

现在算是好时候了。二十年里，终于有一个码头，能让三艘船平静地停泊于此。最里面的叫“佳缘号”，原用来做相亲的，后来陈琦才发现活人的生意并不好做。然后是那艘主力将军，“新诺亚方舟号”。外面那艘最小，是方舟号的前身，也即“诺亚号”，是他的第一艘船，供人们单独包船举办海葬。船底不时长贻贝、牡蛎、海藻，一年要清理两三回，穿潜水设备，到海里去铲。

对于那趟集体海葬里的悲恸、泪水、爱、憎恶、感伤，就像曾经陈琦所参与和目睹的上千次旅途一样——他只是站在一旁，给需要抒发和陪伴的人以宽慰，给独立的人宁静与空间。接近二十年的海葬生涯中，他据此原则行驶着新诺亚方舟号。不过，在67岁这年，他的船长证恰巧到期了，驾驶船的人变成了儿子陈金。

坐在凉棚里，陈琦回忆起他怎么干上海葬。对海的亲近来自遥远的童年，他记起在海边度过的假期时光，到海里游泳，身上留下盐迹。孩童躺在海浪上，待浪头打来，涨潮了，人跟着浮起。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第一次目睹了死亡的存在，家人的消逝。在殡仪馆，看到一具白布蒙着的身体，他隐约察觉到了无。面对无，他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不知道是该往前，还是该后退？

然后是像所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文革发生，上山下乡，回到大连后他进入鞍钢石灰矿，当电工班长，做到车间主任。九十年代人们一起向前看。1998年他离开工厂，先是做外贸，然后卖了房，买下第一艘船，在星海公园里拉游客。一次偶然的人情，在民政局的朋友请他帮忙做海葬。他带着骨灰出了船，没有仪式，只是徒手将骨灰撒到海里。或者这世间万物的开场均只是恰巧和偶然，消息传开后，接着是来自同行的攻讦。客船没了生意，这偶然逐渐成为了必然。

早年，诺亚方舟号时常遭遇来自房地产商、码头方、或仅仅是路遇游客的驱逐。陈琦和船员会让逝者亲人将骨灰套上黑色塑料袋，或趁着晨曦到来之前往海里开去。

随后，越来越多的死亡到来，诺亚方舟号尽职地完成了每趟旅途。比如，那个爱喝酒的男人身故后，送别的朋友还是拿来了成箱的酒，红酒，白酒，啤酒，一瓶瓶倒进海里。三十来岁的女人，职业医生，爱好射箭，朋友带来弓和箭，将一只绑了布条的箭射向空中。能不能叫大狗上船，生前它一直陪着她，诸如此类的请求陈琦也一一允诺下来。还有只鞋子，三寸金莲的布鞋，主人是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太，子女将这穿越历史的鞋子拿到船上的祭台前。妻子下葬后，丈夫梦到她说船上有点晃，于是72岁的老人又一路摸索着从鞍山来到了大连，在同一个地点向妻子诉说着。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参加朋友婚礼时出了车祸，船员们都说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雪白的骨灰。信奉天主教的人，骨灰装在铝盆里，盖着金黄色的绒布，身后是硕大的唱诗班，那趟送别一路伴随着礼赞的歌声。佛教徒更爱将骨灰和酥油混合起来，做成团状，送入海里的鱼腹中。父亲失手将十九个月大的孩子从阳台上摔下，前来送别的父母，祖辈，他们的脸阴郁，一言不语，像是决心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洗清自己的罪责。或者是那次，齐齐哈尔一间中学的体育馆坍塌，陈琦和妻子从殡仪馆送来的名字察觉出是其中一名逝者，孩子的父母来了，指明要去棒槌岛。他们说苦海无边，希望能将那个像棒槌一样的岛屿作为海上的墓碑。

在一趟趟旅途中，人的生活也在往前行进。船长结了婚，有了孩子，然后妻子退休，上船，做司仪，然后是儿子，换过好几份工作，觉得都不如在海上做事实在。有船员刚成年时就来船上帮忙，现在也三十岁了。

忙起来时，大家在诺亚方舟号上过夜，在装骨灰的桌子上吃饭。大伙儿分工明确。陈琦负责应对外界的声音，比如摄像机、记者、官员。儿子作为新的船长，总是戴着墨镜，接听电话，一副忙碌的神情，从船舱来来去去。老规原来在货船工作，退休后，孙女出国了，受不住清闲，刚来这做事四个月。午饭，老规为男人们烧了酸的杂鱼汤。男人们吃饭、抽烟，讨论下一趟活的时间。饭后，船逐渐安静下来。

风声呼呼作响，混着船的马达声。随着潮水涨落，诺亚方舟号有时浮起，挨着岸边，有时落下，露出豁口，人要小心迈过。有年冬天，船长就脚底打滑，从豁口掉进了海里。那水冰凉的，他说，不小心不行啊。

我到大连起初是想看看人们为什么选择海葬。政府正在大力推行这一殡葬形式，主要顾虑是珍稀的土地资源。人口在增长，墓地数量却未增加。例如，在深圳，逝者若为深圳户籍，骨灰海葬奖励金为每具3000元。北京同样为选择海葬的市民提供免费服务，统一拉到天津塘沽，由具有骨灰海撒资质的客船“国宾9号”进行海撒。

对我来说，海葬是个陌生事物。在老家，一个湖南中部地带的村子，人们习惯在荒山上开掘土地，将身体纳入沉重的木棺，埋进黄土，竖起坟包。我们知道他们就在那。有钱的家庭还用水泥浇铸宽阔的墓碑，列上排位，试图将生前的关系永远固定下来。生前渴望占有财富，土地，房子，车，爱人，孩子，死后仍要继续占有——从每年祭祀时要燃烧的纸铜钱、金元宝、奇形怪状的祭祀用品便可得知人们对此的期望。这一传统由来以久，想想秦国皇帝曾让多少人随其进入黑暗的墓冢。我的一位朋友讲起回北方老家的经历：当他上山，经过族中一片墓地，父亲指着一排墓碑告诉他，这是祖辈在的地方，继续往前走，父亲接着指着一片空地说，这是我跟你妈以后的地方，再往前走，朋友发现，竟还有一排空地。这时他的父亲看了他一眼，然后笑。朋友沉默地看着地上。

对个人来说，选择海葬，还是土葬，跟钱也有关。在北京的天寿陵园，一个双穴立碑墓地起售价39万元，便宜的壁葬也需要3万元，而一趟海葬花费数千元不等，集体海葬免费，且有补贴。那场集体海葬上，一个女人对我说，她父亲去年秋天离世，为海葬排队了近半年。“上一代人还上坟，我们这一代人，谁管这些？谁有时间去给你上坟？”她说。当我们迎面看着一艘小船驶来，我解释那是私人包船的海葬，她问了价格，评价道，“那也不贵”，随即又说，“可我们也犯不着”。

但更为复杂的，也许仍在于个体如何选择面对死——当骨灰沉入大海，这是一种更为轻盈的选择吗？还是这种轻盈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

我想起在大连见到的一场小型海葬。那天，十几位老人登上“诺亚号”，送别一个74岁的男人。我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逝者的一生：公交车司机，退休后爱钓鱼，有时能钓上五十斤，两年前患上胸腔积水，直到两个月前，病情加剧，无法再下楼。他结了婚，没有孩子。老伴是个短发女人，站在船中央。来送别的人多是一个小区的邻居，也有远亲。人们平静拿了纸钱，往外撒去。细线拽着骨灰盒往下坠，一个老头喊道，“一路好走啊，好朋友，好邻居。”他转述道，这位好邻居在临走前说，自己还没钓够鱼，希望能够海葬，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或者像另一个包船的男人。他来自长春，五十岁，妹妹小两岁。妹妹死前说，自己无儿无女，找个海边随便扬了就行。“但我不想给她扬了。”他说。他将妹妹的骨灰从檀木骨灰盒里拿出来，小心装进海葬的骨灰罐，先是小块的，最后是大块的。上船后，他双手牢牢抱着骨灰罐，船一直往海里去了。

后来谈到在大连的见闻，我说，海葬是个不错的选择，死后随着洋流四处飘荡，去看世界，去远方。都死了还看什么世界，朋友反驳我。她是内陆人，对死亡的想象仍在土里。“待在土里，一块小小的地方，这让我更有安全感。”她说。一个朋友说起身边的另一件事：他朋友的父亲离世前留下遗言，要求海葬，儿子起初觉得突兀，后来又能理解，父亲应该是觉得，儿子长年漂泊，不希望留下墓地，再给他们添上祭祖的负担。儿子在上海排队半年，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我进而想起和船长陈琦的交谈——他的父亲离世前，同样找他正式谈了一次话，但是相反的情形——父亲叮嘱他，走时绝不海葬，要回祖坟。他允诺父亲一定做到，后来将父亲葬到老家的山。但至于陈琦和妻子，他说，到他们这一代，已不再有对土地的眷恋。妻子曾开玩笑，说海里认识他们的人多，去了更好过。

该如何理解人们对此的分歧？土地，海水，木棺，船只，燃烧的纸钱，海面上漂浮的花瓣。种种意象，实体，是什么真正承托了人们的恐惧与不安，又是什么能够给予人慰藉，让人们被迫或情愿接受死的到来，死的存在，以及死的离去？

在大连，码头凉棚，我看到屏幕上驶过一张张相片。这是一位在此海葬的老人的生前照片。我先是看到一位少女，身着军装，两只俏皮的马尾，在照相馆里露出严肃的笑容。她结婚了，抱着小小的婴儿。孩子长大了，一家人去旅行，到了山西应县木塔，西藏布达拉宫，也有时到了南方的一簇兰花前。黑发变白，青春不再，再是最后的死亡，直到九十五岁那年离世。我因此想到诗人里尔克写的，“我们每个人的死都一直裹藏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就像是一粒水果里面包裹着它的果核一样。”

那天快结束时，我来到东港广场。人们拿着面包片，木签扎起火腿肠，引诱连绵的海鸥飞来，聒噪不停。偶有几只停到海里，静静漂着。人们掏出手机，拍自己，拍别人。一个身穿学士服的男孩，父母站在他的两侧，他伸出手，揽住两边。行人步伐轻松，或乘坐脚踏车嬉戏着，还有引起一阵阵喧哗的海上摩托艇。此时，太阳即将落下，回头望去，海上已是一片金光。里尔克写的果核只是静静坠到海底，然后不见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