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巴黎 | 赋格

坐穷人大巴来巴黎那天，8月2日，刚好是詹姆斯·鲍德温百年诞辰，笔记本电脑里刚好存了《乔凡尼的房间》电子书，旅途读物就是它了。因为巴黎﹢鲍德温=《乔凡尼的房间》，也因为穷人大巴从斯特拉斯堡到巴黎竟然要开6小时35分，足够看完一本两百多页的小说。

都怪奥运会，本来可以坐高铁，只要1小时46分。奥运期间进巴黎高铁一票难求，座位早订满了，幸好有穷人大巴“平替”，不仅有座，而且票价低至十几欧。“穷人大巴”是我起的绰号，实际上是一家头文字F的德国客运公司，辐射全欧，约等于地面交通工具中的廉航。

论往年抵达巴黎的方式，飞机和火车我不知道哪个次数更多，反正巴黎三个机场（包括离巴黎80公里的博韦机场）、六个火车站（塞纳河右岸的北站、东站、圣拉扎尔站、里昂站，左岸的蒙帕纳斯站、奥斯特里茨站）都到过不止一次，乘长途大巴来巴黎只有过两次，一次从伦敦，一次从阿姆斯特丹，现在是第三次。

穷人大巴的司机是个彪悍的女人，头发花白，嘴里叼烟，态度比大多数男司机好。大巴最终停在巴黎外围文森古堡旁边，我找到地铁站，乘1号线转2号线去巴黎“第二象限”。售票机屏幕显示，地铁单程票价竟然变成4欧元，十张一套的“卡涅”套票（carnet，意思是小本票）要32欧，翻了一倍，显然也是因为奥运会。

难怪有这样的说法：奥运临近，巴黎反而变得空旷，虽然为奥运而来的人填满了高铁车厢，但入不敷出，出城的人多过进城的。一方面是因为巴黎人的“避运”心理，第二是因为八月来临，传统度假季到了，巴黎人本来就计划外出，第三是因为奥运炒高了物价，不关心奥运的游客被劝退。原以为奥运期间巴黎房价会高得离谱，实际上随着开幕式逼近，住宿价格却来了一波下行，于是我想，身为一个不关心奥运的人，现在来巴黎也不坏，我乐于在一切事物中寻求反差。

假如我是巴黎人，多半也会出逃，热闹留给别人，自己踏上“避运”之旅。2008年夏天，我正是抱了这种心态逃离北京，一走就是几个月。好巧不巧，奥运开幕前恰好流落到一处抵制奥运的山区，我起了逆反心理，本想远离奥运，却改变主意找了一家有卫星电视的宾馆，整晚捏着遥控器，在开幕式直播和新闻频道之间来回切换，这一刻焰火纷飞，下一刻炮火纷飞——南奥塞梯正在激战。这种反差，极端现实也极端超现实，奥运休战的神话成了笑话。

地铁一开动，熟悉的巴黎印象回来了。对面座上的年轻女子从布袋里拿出一本书来读，她穿白衬衫，蓝紫底色洋红色暗花长裙，搭配白球鞋，脚边放了把伞——天气预报傍晚降雨率50%。到底是巴黎女生，浓妆淡抹总相宜。我心里正要这样评价，却看清了她手上的书封皮上写着英文“Eyes Turned Skyward by Rebecca……”，原来是成人奇幻小说作家丽贝卡·亚罗斯的畅销书。那么也许她是美国人，独游巴黎，或因奥运而来，或无关奥运。美国人太喜欢巴黎了，尤其纽约人，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一个城市能让纽约人仰慕的话，那只能是巴黎。

不远处另一位姑娘也在聚精会神看书，捧一本大部头纸质书，法文的。她只坐了五站就在梅尼蒙当站匆匆下车，我佩服她连这么短的车程也用来读书。梅尼蒙当是巴黎11区和20区交界处，我想象着地面上各种肤色人种面孔如万花筒般流动变幻的情形，有一年在这个地铁站附近住过，认识到这里是巴黎右岸“第一象限”比较“糙”的一片区，然而它别有一种活力和趣味，不只因为鱼龙混杂，文化多元，更因为不缺少故事（当然，巴黎任何一块地方都不缺故事）。艾迪特·皮雅芙在她歌唱生涯的早期曾在这一带讨生活，我相信歌后的“玫瑰人生”中最可贵的一部分是根植于梅尼蒙当的穷街，而不是巴黎的光鲜优雅区域。

车门口，一个长相如斯拉夫人的小伙变戏法一样掏出一把我不认识的袖珍拨弦乐器开始弹唱，大概是一种民族乐器，嘈嘈切切错杂弹，伴着轮轨的撞击摩擦，听不清他在唱什么，只能确定不是法语。

开进饶勒斯站时，注意力由听觉转向视觉，站台墙上浅绿窗格勾勒出新艺术装饰曲线，很“美好年代”，很巴黎。从这一站开始，地下铁变为地上铁，在三层楼高度贴着10区和19区的边界线蜿蜒转进，这是2号线最有趣的一段，我住过沿线一家旅馆，窗户对着凌空转弯的高架铁路，推开窗，仿佛伸手可及。每逢反方向的两列地铁迎面相遇，总觉得它们像要互吻左右脸颊，但最终总是错身而过。

房东伊莎贝尔开门迎接，我像是误入一个文艺小青年的闺房：《低俗小说》大幅海报，《巴里·林登》小幅海报，两叠《国家地理》杂志，好几摞经典小说——司汤达、雨果、左拉、卡夫卡、福楼拜、雷马克、赫胥黎、保罗·奥斯特……以及，暴露出主人年龄的三册《饥饿游戏》。这大概是伊莎贝尔的小儿子萨沙的房间，墙上有他的照片，不知中学毕业了没有。喜欢《巴里·林登》的小男生，恐怕只有巴黎才能出产吧？我不确定伦敦和纽约有没有这样的零零后。

这次来巴黎，找了右岸一个奇特的地点住几天，恰在8区、9区、17区和18区交界点上。巴黎像这样的四区交点统共只有三处。

除了十一月，巴黎在一年中各个月份的样子我都见过，环城路内由20个区组成的核心城区（所谓“小巴黎”）每一个区也都到过。但不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来过巴黎多少次，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一直保留至今：巴黎就像一扇旋转门，人来人往，推进推出，我既是常客，也是过客。

假如模仿布罗茨基写威尼斯的《水印》写我记忆中的巴黎，必须这样开头：“许多个月圆之夜以前，1美元能兑4.96法郎，而我的岁数只有25。”这是诗人笔法，我学不来。布罗茨基不说“多年以前”，而是说“很多个月亮以前”，可能因为他初见威尼斯是在夜晚。我第一次来巴黎也是夜晚，那年暑假，学美国小年轻，怀揣一本《1993去欧洲》来了欧洲，落地伦敦后，乘大巴到多佛，渡英吉利海峡，目的地是巴黎。1993年，海峡隧道还未贯通，我记得在汽车轮渡上看见一道彩虹跃升海面。在加来登陆后，天色渐暗，大巴驶过苍茫田野，我想起十几岁时在印刷品上见过的米勒油画《晚祷》，对自己说：“我在法国了！”

当年的我，白纸一张，知识储备为零。但最基础的基础也不是没有，《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到底是读过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看过让·迦本和吉娜·劳洛勃丽吉达主演的版本。两部我熟悉的以巴黎为背景（并且都有一个结核病主题）的歌剧《茶花女》和《波希米亚人》也可以算上。巴黎的浮华，巴黎的残酷，巴黎的动荡，多少都知道一点。此外不能不提四卷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学几年里读过不止三遍，这部傅雷译作1980年代风靡中国的大学校园，曾经有两位同学和一位学长都说我像小说里的奥里维·耶南，我听了很受用，因为奥里维被罗曼·罗兰写得仿佛是法国文化的化身。当然，他们是想说我像奥里维一样羞涩、敏感和瘦弱。

1993年5月30日晚上，伦敦来的大巴到达乱糟糟的巴黎火车东站，我胆战心惊地走到同样乱糟糟的火车北站，不长的一段路上出没着醉鬼和乞丐，我在北站找了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当避难所，买了杯咖啡坐等天亮。早上七点过后，售票处开门，我拿着欧洲火车青年通票去找车站工作人员盖章，让它生效，然后跳上第一班开往德国科隆的国际列车，就这样离开了巴黎。

就这样，“很多个月亮以前”，初见巴黎，全部记忆只有火车站、咖啡吧里的不眠夜和落地窗外来来去去的无家可归者。来巴黎的全部目的只是为了离开，这听上去很荒谬，也对巴黎不公平，但这样做是有原委的。作为一个穷学生，为了使这趟来之不易的欧洲之行在性价比上达到极点，我只肯在火车通票上投一笔巨资——698美元，它保证我在欧洲连续使用两个月，在此期限内无限次乘火车，前提条件是年龄不超过26岁。年过26便丧失了“青年”资格，这个限制使我下决心在25岁实现欧游计划，仿佛赶末班车。我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铁路狂人生涯，以列车为旅馆，尽可能坐长途夜车，深夜上车睡觉，白天下车游览，省掉住宿费用。这种疯狂的旅行模式其实跟邮轮相似，算是穷人版的陆上“邮轮”，只是条件差些，没法洗澡，就在列车卫生间用凉水擦洗。反正是“青年”，吃得起苦。

整整两个月，最终只跑了11个国家。当年申根协定还未实行，每一国都要签证，一些国家来不及签。即使成功进入的11国也有6个没有签证，是硬生生“偷渡”进去的。法国只给了我10天签证有效期，手写的“10”，我找来同样颜色的圆珠笔添加一笔改成“40”，这一笔很关键，虽然是作弊，但法国从微露一条门缝变成大门敞开。因为这一笔，那年欧游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巴黎，我把它当交通枢纽，两月内进出七次，尽管每次只逛一个白天，积累下来也很可观。

我记得地铁里的扒手，记得蓬皮杜中心天台上的扒手（她伸进我背包的手被我挡住，转而伸进自己的皮包，掏出一沓法郎在我面前挥舞：“你看，我有钱不？我有钱！”我想她应该比我有钱），记得满街的狗屎（后来有一年发布新规，从此巴黎变成了一座不会踩到狗屎的干净城市），还记得《1993去欧洲》警告说法国人点餐永远搭配酒，伍迪·艾伦有一次在巴黎吃饭被逐出餐馆，因为没点酒点了可乐。我第一次吃法餐是在奥斯特里茨火车站附近一家餐馆，故意要了可乐，等着被法国人教训“不懂生活”然后把我踢出餐厅（书里记录了侍者赶走伍迪·艾伦时说的一句“Il manque du savoir vivre”——“这人不懂生活”），但很幸运，我没被踢出去，只收获了服务生递来可乐时附送的冷眼。

没有进入房间以前，我已经喜欢上这座公寓楼的电梯。把自己关进铁笼，合上铁门，拉紧活动栅栏，最后按下电钮，et voilà！铁笼载着人徐徐上升，像在老电影里。若要我长年累月乘这种只能容纳一两个人的老式电梯，肯定受不了，最后只愿意爬楼梯。好在我很清楚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体验，如同巴黎的所有体验，对我而言都是观光式、临时性的，于是这个城市一切的不舒适和怪异就都不成为问题。

入住时，伊莎贝尔介绍完卧室、厨房和浴室，面带歉意道：“这里只缺空调，你知道，巴黎普通人家里是不装空调的，只有住酒店才会有空调。”我赶紧说：“别担心，现在这种天气用不着空调。”我不是客套，虽然是八月，此刻气温只有21摄氏度，即使白天最热时也不过25度，晚上慢慢降到17度，夜凉如水，睡觉还需要盖被子。没有空调怎么就不能活了？我不明白前些天网上围绕奥运村没空调的各种“梗”是怎么一回事。

据我判断，伊莎贝尔的生活相当朴素，她趁奥运会把空余房间租给游客补贴家用，也说明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能在昂贵地段的巴黎17区坐拥一套大公寓，起码也是中产殷实人家。她说，大儿子约瑟夫快三十了，他和老二艾玛都有各自的住处，只有小儿子萨沙还跟妈妈同住。萨沙今年18岁，秋季即将入学索邦，她希望他能继续住在这里。又说，约瑟夫18岁就离开法国去了加拿大魁北克，后来在黎巴嫩贝鲁特生活过几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她想把小儿子留在身边。我说，幸而约瑟夫已经不在贝鲁特，最近黎巴嫩有可能再次爆发战争。“可不是”，她说：“还好他回来了。不过，我非常欣赏贝鲁特人那种天不怕地不怕，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态度，活着就该像他们一样，把每一天都当成人生最后一天来过！”

聊这些时，我们站在厨房和书房之间的廊道上，我看见书房门口放着一幅漫画《七海游侠》海报，门上的挂钟下粘了一张卡片，写着“2024，vivre!”，大概可以翻译成“2024，好好活着！”

萨沙和小伙伴们去马耳他了，这是他上大学前最后的暑假。伊莎贝尔过几天也准备去布列塔尼度假，她解释说，大多数法国人会在八月外出度假三周左右，少数人选择七月度假。盛夏的巴黎通常是萧条的，很多小餐馆、小商店关了门，主人度假去了。今年与往年不同，因为办奥运，很多市民提前在七月就离开巴黎，游客又不如预期的多，导致今年夏天巴黎似乎格外空旷。

我从文森古堡来这里的地铁上确实感觉车厢很空，这是好事，一个不太拥挤的巴黎很难得。另一点好，是人在巴黎，只要不去比赛场馆，几乎感觉不到奥运会的存在，没有触目可见的奥运标识，听不到“巴黎欢迎你”的聒噪，一场世界性的体育盛事不见扰民的迹象，真好，我喜欢这个减去了奥运的巴黎。

讽刺的是，来过许多次巴黎，仅有一次是出公差，却跟奥运有关。2008北京奥运会前，为了拜见现代奥运会缔造者顾拜旦的后人若伏瓦·德·纳瓦赛勒·德·顾拜旦男爵，我从巴黎去了他在凡尔赛的寓所，当年这位老人家已是九十高龄，他是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的姐姐的外孙，因皮埃尔的一对儿女都没有后代，顾拜旦男爵的爵位就传给了最亲的姐姐玛丽的后辈，老人家的名字里有两个代表贵族身份的“德”字，一个来自顾拜旦家族，另一个是顾拜旦的姐姐与纳瓦赛勒家族联姻后她女儿（若伏瓦的母亲）继承得来的。那天下午在凡尔赛，当男爵回忆起小时候见到的老顾拜旦，他的舅姥爷时，我只听懂了一句“Très très triste”——“非常，非常的悲伤”，说的是顾拜旦晚年境况。身为世袭贵族，皮埃尔一辈子没有上过一天班，他继承所得的50万金法郎家产一半用在了奥运事业，另一半买了债券，结果在一战结束前“一个悲惨的早上”统统化为乌有，战后他把巴黎附近的家宅变卖，移居洛桑。离开祖国，主要原因是很不得志，他的现代奥运事业得不到法国政府支持，倒是在晚年，柏林方面给他捐了一大笔钱，还出面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于是顾拜旦在情感上倒向了纳粹。

那次在巴黎，我是托了前四川省乒乓球队运动员王晓明帮忙联系到顾拜旦的后人，王晓明是中国乒乓球“海外兵团”最早的一员，1982年就来了法国。她跟我说，在法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她也是首次见到拥有世袭爵位的贵族。

2007年10月，本文作者（左）和前四川省乒乓球队运动员王晓明在凡尔赛，王晓明代表法国参加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退役，为法国奥委会工作。

采访男爵前，我去过瑞士洛桑看他舅姥爷的墓。采访完男爵，又从“京郊”回城里寻找顾拜旦出生地，位置在左岸7区乌迪诺路，一条幽静的街道，离荣军院和罗丹美术馆不远。

如今，若伏瓦·德·纳瓦赛勒·德·顾拜旦男爵已不在人世，顾拜旦的爵位继续传给了他家族里的下一代。

早上临出门前，伊莎贝尔说她也准备出门，去看自行车赛，问我去哪里。我随口说，也许去看居斯塔夫·莫罗故居博物馆。她说：“哦！那个旋转楼梯！”

在17区这座布尔乔亚公寓楼住了两天，已经有了临时居民的错觉，因为和伊莎贝尔处得像室友一样。她的房间在东头，我的房间在西头，中间隔着客厅和书房，每个房间都摆满了书，这里一堆，那里一摞，看似随性但其实有讲究，风格像我从前在北京的住所。三十年来，巴黎各区各种旅馆住过不少，无论青年旅舍、快捷酒店、家庭小旅馆还是星级酒店，都没有家居生活的感受，我也住过所谓的民宿，实际上是公司运作的短租公寓，有起居室和厨房设施，但依然和旅馆一样单调。这次终于住进了真民宿，和房东的日常生活有交叠，巴黎也因此显得跟以往不同。

于她于我，都存在风险。并非人人都想窥探他人的生活，也并非人人都敢把陌生人带进家门。幸好只是短住，而且伊莎贝尔很快要外出度假，巴黎仍然是旋转门，我刚来得及品尝城市生活的一个切片，离推门而出的时候就不远了。

站在四区交点，沿顺时针，我看见18区、17区、8区和9区，每个方向都熟悉，又充满未知。四区构成的巴黎“第二象限”恰好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四小象限，往18区去，可到蒙马特；17区，凯旋门；8区，香榭丽舍大街；9区，歌剧院。

人在巴黎，如果不知道该干什么，从前我会习惯性地买一本英文Time Out杂志，研究密密麻麻的展览、演出列表，通常落地后第一时间直奔报刊亭，在进城地铁上就可以一边读一边盘算。巴黎文化生活太多太满，除非长住，每次只能取一瓢饮。即使一场活动都赶不上，仅仅浏览列表也能领略巴黎的不同凡响。有一次，各书报亭忽然都找不到这本杂志，才知道它停刊了，无奈只好按朋友建议买了本老牌法文周刊Pariscope，看懂倒也不难，同样密密麻麻的列表，因为是给法国人看的，比Time Out更接地气。

如今，Pariscope也从报刊亭消失了，一切都在时代之手指挥下嬗变，这些年眼见着巴黎越来越精致，不用说玛黑或拉丁区，就连“下只角”也经常让我惊讶，上上次住火车东站附近的11区，旅馆周边不是好地段，往圣马丁运河走，一开始街上脏兮兮的，走了一小会儿，眼前一亮，崭新漂亮的小店一个接一个，巴黎的士绅化和纽约一样节奏奇妙。

此刻走在去莫罗故居的路上，这是9区，巴黎第二象限里的第四象限，我想起列维–斯特劳斯的刻薄评价：“第9区，一种开化较晚的种属，在第二帝国时期达到顶峰，而如今，它破败的建筑里却住着一种低等动物，类似昆虫，在其中能找到适合他们低调开展活动的环境。”9区有一座带花园的优雅房子，原是德国人阿里·谢弗的画室，后改为“浪漫主义生活博物馆”，在巴黎多如牛毛的博物馆里是极低调的一家。列维–斯特劳斯没有说错，这个建筑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遗物，所有物件都在诉说曾经的巅峰时期，包括玻璃柜里陈列的两只石膏铸模——肖邦的左手和乔治·桑的右手。这一对风流人物，连同李斯特、德拉克洛瓦和创作《梅杜萨之筏》的席里柯，都曾在谢弗的礼拜五沙龙活跃过。想象不出，像这样的宅子，如果没有转型为博物馆，它后来的主人会如何蜕化为“昆虫”。巴黎先锋文艺人士的潮流地段不断随风水转，一会儿在蒙马特，一会儿在蒙帕纳斯，如今恐怕整个“小巴黎”20区都容不下他们了，因为整体昂贵。

9区北段也叫“新雅典”，地处蒙马特高地下方，街道都是斜坡。拉罗什福科路25号铭牌上的介绍文字说，采用“新雅典”之名是为了利用19世纪巴黎人对希腊的崇拜心理，一位贵族的旧领地被拆建为新古典主义式的住宅区，需要有个好名目。可见“新雅典”是19世纪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响当当的名字是保证项目成功的一大因素，这跟现代营销策略也没两样。

这条街的7号是“马尔斯小姐公馆”，伊莎贝尔说过，庭院里有个对外营业的酒吧，有时她会去喝一杯，幻想这座豪宅是自己的家。铭牌上说，马尔斯小姐是法兰西剧院的著名女演员，买下它之前，公馆曾属于启蒙时代的航海家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我记得《忧郁的热带》里多次引用布干维尔的美洲探险记述，不知列维–斯特劳斯是否也来过这座公馆。有一点他没说对，“新雅典”的房子如今都被维修得光鲜整洁，不再是一副破败相。

回到家，伊莎贝尔也刚好从外面回来，我跟她说，居斯塔夫·莫罗故居里那些象征和唯美味道很浓的画作不是我顶喜欢的，但合在一起却构成了迷人的环境，尤其是那个旋转木楼梯，一见难忘。真是一座不一样的美术馆，我在巴黎的漏网之鱼。伊莎贝尔说，她去18区看奥运自行车赛，观众都很开心，她也开心。可是因为封路，她和朋友失散了，被分开在马路两边，比赛结束后封锁没有很快解除，她被拦在那边回不了家。尽管走路回家只要二十分钟，却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解封。我说，那你何不就近找个酒吧坐下喝一杯。她摇头道，以她的习惯，如果坐酒吧，就一定要写点什么，但今天不行，因为没带笔记本。

我后来才知道，伊莎贝尔提到的笔记本其实有所特指，是她做的一个产品。她从书房拿来一本湖绿色封皮的口袋书给我，上面写着“巴黎七日”，这是新冠大流行期间她设计的一款微型日记本，目标用户是旅游者，请他们记下每天在巴黎的所见所思。它不是完全空白的笔记本，页面边角印了些名言、短语，引导用户在空白处写下自己的文字。比如，第3天是这样的：“从我的窗户看到的巴黎——从我的窗户，我看到……”

我看到楼下的咖啡馆，露天座上坐满了人，大部分像游客。1993年第一次来巴黎时，我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无所事事坐在街角咖啡馆外面，面朝马路，和行人互相看来看去。全巴黎，左岸右岸，布满这样的咖啡馆，只要天气允许，所有人都喜欢坐在露天，看人并被看。这种景象，我现在已经觉得理所当然，这就是巴黎啊，不需要问为什么。

伊莎贝尔一定也喜欢坐在街角咖啡馆，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除了喝咖啡、打望行人，她肯定还会不时地在桌上摊开的一个小本子上记着什么。她跟我说，写字的乐趣是任何事都替代不了的，现如今人们在手机上花时间太多。她决定创业、做产品，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她最想做的事就是鼓励别人拿起笔写写画画，哪怕是没有书写经验和习惯的人，也可以从只言片语、点点滴滴写起。

笔记本上的第6天：“感受巴黎的水声——闭上眼睛，聆听海鸥的鸣叫，水波击打船只的声音。在巴士底港、塞纳河畔或圣马丁运河，巴黎提醒我们，河流无处不在。你可以在河上航行，在河边起舞、接吻，在河岸漫步，寻找塞纳河女神塞夸纳的踪迹。在塞纳河边，我记得……”

我记得什么？记得曾经在塞纳河边走过一遍又一遍，从东到西，从西到东，一个人走，也和朋友、和曾经的伴侣并肩而行。可是我不记得任何一次河岸漫步的细节了，只留着笼统的总体印象，可能还不如《日落之前》里朱莉·德尔佩在塞纳水巴上对伊桑·霍克说的话记得更清楚。我记得她说，小时候上学老是迟到，有一天妈妈实在忍不住好奇悄悄跟在她后面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发现她在去学校的路上不断被各种细小事物吸引而耽误时间，比如看栗子从树上掉落在人行道上滚动，观察蚂蚁过马路，诸如此类。

笔记本上还印了几行注解：“塞夸纳是塞纳河的女神，人们相信她拥有治愈和实现愿望的力量，她给艺术家带来灵感。如果你在桥下偶然看到她的身影，请不要惊讶。”读了这句话，我又想去塞纳河边散步了。

巴黎是全天下最适合闲逛的城市，这项活动不仅限于塞纳河岸。自从德国人本雅明在《闲逛者的归来》里说巴黎是“闲逛者的应许之地”以来，Flâneur这个法文名词（“闲逛者”、“游手好闲者”、“浪游者”）逐渐在各国语文中普及，特指巴黎的闲逛者。1993年在巴黎，我还不知道本雅明是谁时，《1993去欧洲》已经教给我“闲逛”这个词，那是我首次见识字母a上戴帽子：“Fortunately, the most traditional Parisian entertainment—la flânerie, strolling, observing other passers-by—is free.”（“幸运的是，最传统的巴黎娱乐活动——闲逛、漫步、观察其他路人——都是免费的。”）再后来，我发现这个含有字母â的词早就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悲惨世界》里：“Errer est humain, flâner est parisien.”有一个中文译本把这句译为“漂泊是人的特点，闲逛是巴黎人的特点”，另一种译法是“徘徊，人人都会，惟有游荡是巴黎人的习性”。可见雨果早已断言，Flâneur这一物种是巴黎特产。

美国作家埃德蒙·怀特旅居巴黎十几年，回国后出了一本关于Flâneur的小书，中译本将书名改为《巴黎：一个闲逛者的回忆》，其实原题是《闲逛者：漫步于巴黎的矛盾之中》。怀特谈巴黎式的漫步，笔调和闲逛者的步调一样散漫，兴之所至，旁逸斜出，扯出巴黎的历史旧账、种族问题、同性恋现象等等，话题看似芜杂，其实是在用书写模仿闲逛，也没有偏离题目中的关键字“矛盾”。

怀特在书里自曝，塞纳河边的浪游给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我最幸福的时刻之一就是在灯火通明的城市下方，在黑暗、湍急的水流旁和陌生人做爱。”他的描述和西里尔·科拉尔1993年获凯撒奖的电影《夜夜夜狂》里表现的完全一样，“当塞纳河观光船绕着圣路易岛航行时，船上的探照灯像舞台追光灯一样耀眼，我们一被照到就彼此分开，试图整理散乱的衣着。”可惜1993年我不知道塞纳夜游还有这种戏看，否则再俭省也愿意花30法郎买一张船票。

巴黎人与陌生人调情、勾引的高超艺术，我也领教过。十几年前，有一次在地铁上，隔着七八个人，我隐隐感受到发自半个车厢之外的一束目光，尽管热度和强度不高，辐射剂量也有限，甚至不那么稳定，似有若无，若即若离，像在空气中飘荡，却足以引起我这一端的感应器产生波动，而且是持续波动。经过一番掂量，我确定自己是它唯一的、准确无误的目标，至于它何以能绕开或穿透阻挡在发射端与接收端之间的七八个无辜者，那就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我拿笨拙的余光扫了一眼发射端：一个看似风度翩翩的中年人，穿扮考究，面目俊朗，不像是坏人。这么说吧，绝不可以用“抛媚眼”、“放电”之类粗俗词语来概括他的行为，如果说怀特在塞纳河边的高潮体验是法式大餐，那么我的地铁偶遇可以说是滋味微妙的一味法式甜品。

如怀特所说，巴黎为闲逛者提供的不只是街景，也包括性爱冒险。毕加索就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大街上随机找了一位美女对她发起攻势，后者成了他的情人。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用同样方式追到手的。美国人的性观念截然不同。怀特举了个例子：英语里“Cruise”作动词有“在公开场合猎艳”、“在陌生人里物色性伙伴”的意思，为男同性恋者专用，异性恋男女不存在这一说法，而法语里的同义词“Draguer”则不限性别。换言之，普通法国男女的性耻感远低于美国平均水平。詹姆斯·鲍德温的《乔凡尼的房间》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小说男主角大卫逃离压抑的美国环境后，在巴黎获得了性自由，但肉体的解放并没有伴随心灵的解放，根深蒂固的性耻感终将阻碍他接纳自己的本性，最终亲手断送了情人乔凡尼和他自己的幸福。现实中的鲍德温是美国黑人，也是同性恋者，这两种身份在二战后的美国意味着双重困境，于是他离开美国到巴黎谋生。巴黎不是天堂，但对鲍德温来说是至少是一个庇护所，我在《乔凡尼的房间》里读出了一个流亡者对祖国的激烈批评。

伊莎贝尔设计的“巴黎七日”笔记本在扉页印了一句名言，出自生于圣彼得堡的二十世纪法国剧作家、演员和导演萨沙·吉特里：“所谓巴黎人，并非出生在巴黎的人，而是在巴黎重生的人。”

巴黎的浮华，巴黎的残酷，巴黎的动荡，都是巴黎的真实面向，但巴黎对流亡者是仁慈的。没有祖国的肖邦，被英国迫害的王尔德，在纽约只能当二等公民的鲍德温，他们都被巴黎容纳。这个名单可以无限止地列下去，失意的玛丽亚·卡拉斯，息影后的玛琳·黛德丽，对极权主义说不的米兰·昆德拉，都选择了巴黎作为隐居地。格特鲁德·斯泰因说，美国是她的国家，巴黎是她的故乡。

伊莎贝尔准备出发去布列塔尼，我也给自己规划了一条新的一日游路线，我们在门口道别，祝对方旅途愉快。走出“家”门，我又一次走进巴黎第二象限里的第四象限——9区，我要穿过9区到2区、1区，最终抵达左岸6区，去寻找王（尔德）老师、尤（瑟纳尔）老师、鲍（德温）老师在巴黎的几处踪迹。我已经在地图上标注了具体的三个点：王老师临死前住过的小旅馆，尤老师邂逅那位日后成为她终身伴侣的美国女子的地方，鲍老师写作《乔凡尼的房间》的咖啡馆。这听上去像是一场“巴黎文学漫步”，目的性太强，算不得巴黎式的闲逛。但不要紧，回想一下以往在巴黎闲逛的经历就知道了，三点之间还有着无穷多的旁逸斜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