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新的一天常常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八点，起床，洗衣服，锻炼。早饭通常是红枣枸杞粥，他会蒸窝窝头、红薯、南瓜或鸡蛋。
十点，母亲醒来，上厕所，吃早饭，补充神经酸、盐藻多糖、肽在内的营养素。饭后，每隔一小时，李永新牵着母亲出去溜达十分钟。
下午两三点，带母亲去咖啡馆或者酒店大堂喝下午茶。哪怕坐着看看人，也能消耗母亲的精力，他希望母亲能保持对不同环境的认知能力。
五点，回家做饭，把鱼、西兰花、胡萝卜、马铃薯蒸熟，捣碎，加入鱼油，喂给母亲吃。饭后继续散步。
八点，安抚母亲入睡。
母亲入睡后，拥有了自己的时间，买菜、画画、读书、剪视频。
这样的生活方式维持了一年多。
旅居是李永新爱人的主意。爱人在北京工作，每个月会找他住几天。去年夏天，他们本计划去大理，车开到昆明时，母亲因为感染新冠，血氧饱和度掉到80%。他们赶紧往海拔更低的贵阳开，最后在贵阳休息了十来天。李永新喜欢上了这里的气候。换个环境，对李永新来说，是很好的疏解负面情绪的方式。心情需要通风，今年他们专门租了个有大露台的房子，小区附近就有星巴克。
母亲的情况并不总是很好，李永新常常“崩溃”，总是“忍耐”。2021年，有长达八个月的时间，母亲整夜不睡，频繁起床。现在，每周也会有一两天，她无法入睡，躺在床上不停地说话，讲各种各样的别人听不懂的故事，一直到凌晨四五点。帮母亲上厕所更是李永新每天最艰难的时刻：她又忘记怎么上厕所了，坐到坐便器上，就那么一直坐着，吹口哨、放水声，怎么引导都没用。他忍不住对母亲发脾气，随后又陷入自责，心情低落。挫败感，他解释说。他全身心地付出，仍然无法阻止母亲病情的恶化。
现在，李永新24小时陪护母亲。
意识到母亲生病是 2015 年的事。那是李永新搬回母亲家的第三年，他已经注意到母亲有些反常的行为。2013年，一个周末，他带母亲回自己位于北京北六环的家。午后，母亲一个人去小区对面的花园散步，直到晚饭时间还不见回来。保安带着母亲出现时，他虽然也有过疑惑——花园距家不过500米，但很快说服自己，母亲可能是被环形道路绕晕了。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房子里，母亲总是找不到卫生间的门。平推门嵌在客厅和厨房之间，更像装饰墙板而非一扇门，他只当是门设计得过于隐蔽，也没在意。直到 2015年夏天，他听到母亲在厨房里喃喃自语，“现在老是记不起来事呢。哎，可难受了。”妈妈病了，这个念头第一次在他脑子里出现——她的记忆力好像出了问题。
在贵阳见到李永新第一天，母亲吃过早饭，正披着毯子坐在沙发上休息。她83岁，白发轻柔地往后梳着，面色慈祥又有些茫然，眼神并不落在眼前的电视画面上。采访间，她突然问大新，咱回家，咱一块走行吗？回家，好像这里不是她的家，她还有一个更真实的家。李永新顺着她，接话道，外面下雨了，走不了。母亲说，再不紧走，雨下得更大了。
在母亲所置身的那个世界，情感上的正确比事实上的正确更重要，这是李永新后来才学会的。2015年，还没听说过阿尔兹海默症时，他无法不去责备母亲的偏执、自私和妄想：她断定李永新的爱人偷了她的钱，又疑心李永新吃的盒饭比她的好。
情况越来越糟，四年前，母亲开始失去自理能力。很多次，她做饭不记得关火，把电热水壶放到燃气灶上，烧得嗡嗡起火。
失去记忆、认知的母亲仍然能感受到恐惧、悲伤和爱。这确信无疑。她要么问大新去哪了，大新吃了吗？要么直接对大新说，我看着你、我想着你、我也爱上你了。
有天，母亲梦魇，半夜吓醒，眼睛发直，嘴里嘟囔着，“老是害怕”、“是不是我做什么做错了？”李永新先是言语安抚，一边说“不怕，有我在”，一边按摩母亲的太阳穴。然后，又挠母亲的脚脖子，希望通过刺激感官转移母亲的注意力。还是不行。他唱催眠曲，抚摸母亲的头发，夸她天生丽质。母亲终于回过神来。
李永新为母亲擦脸。
母亲生病以后，李永新最大的困惑是，没有家族病史，为什么她会得这个病？阿尔兹海默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病理特征是大脑中纤维类淀粉蛋白质斑块沉积和Tau蛋白缠结。尽管至今病因不明，但科学界一般认为，患病风险与遗传、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相关。李永新想弄清楚，母亲病后表达出的种种情绪来源是什么？他开始有意识地回顾母亲的一生。
史瑞茹在河北出生。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在河北沧县师校读完高一，响应号召，回乡支援农业第一线，在村里任大队会计。李永新做自媒体后，有史瑞茹的高中同学联络来，说她当时在学校里是领袖人物，人长得漂亮，又会唱评戏。到现在，失去记忆的史瑞茹，还是能专心地，甚至可以说是幸福地，一遍一遍地听评戏《刘巧儿》。有时，她还能哼唱其中选段：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26岁那年，史瑞茹大概怀着刘巧儿一样的心情，勇敢地追求个人幸福。她不顾父母反对，只身到天津唐官屯镇机场，去找未来的丈夫结婚。李振明比她小两岁，是邻村人。父母相继去世后，李振明到北京投奔三哥，初中毕业便参军。在晚年写成的自传里，他写到结婚那年，“她（史瑞茹）不怕世俗偏见，自有自己的主意……来部队时，她随身就一个小包裹，和几件自己做的衣服……领取结婚证那天，我们每人骑上了一辆破自行车，到了一个农村管结婚的地方，取了结婚证，只花了5角钱。”
史瑞茹在部队待了十天，便回了娘家。此后十多年，她生了三个儿子，又独自将他们带大。
李永新带母亲去酒店大堂或咖啡馆喝下午茶。
李永新三岁以前的记忆里没有父亲。他只记得，河北那时候经常闹地震，他和母亲住在姥姥家的三合院，土房子，院子里挖了个猪圈，养了一头大白猪。
丈夫工作调动后，史瑞茹带着三个孩子，坐绿皮火车到兰州。兰空大院离市区50公里，在一个四面都是山的山窝里头，她要在这里展开新的生活。丈夫总是在出差，去西藏、去北京，她则被分派到军队后勤部修理所工作。
李永新印象里，在兰州的十三年，母亲没有亲密往来的朋友，也很少有开怀大笑的表情。太忙了。除了上班，她还要拔草、喂鸡，给三个孩子做饭、洗澡、洗衣服。李永新经常听见母亲因为胃疼、无助在屋里头哭。天气好的时候，李永新会陪母亲出去散步，看看大院里的玫瑰花，不然就在家里，陪她打毛衣，缝衣服。他后来回想，和母亲的情感基础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父母总是在吵架。有一次，父亲从北京出差回来，给母亲带了十多件衣服，是夏天的短衫，有闪亮的扣子。母亲很高兴，顺嘴问了一句，你怎么会挑女人的衣服，是不是有人帮你挑的？父亲生起气来，拿起剪刀把所有衣服全剪了。二十来岁时，李永新在日记里困惑地写，父亲为什么就不能对母亲谦让一些、温柔一些，抱抱她、亲亲她，还会吵架吗？更严重的一次争吵发生在全家搬到北京后。父亲给母亲找了份新工作，在中国电信打扫卫生间。工作第五年，母亲碰到一位领导上厕所不冲水，把烟灰弹得满地都是，你怎么不尊重我们劳动？她问。结果两人吵起来。父亲知道后，指责母亲是神经病。50岁，母亲就退休了。
父亲不是特别瞧得起农村妇女，李永新说，收发室的工作母亲做不了吗？肯定能做，但父亲认为她就只会做打扫卫生的工作。出去遛弯，父亲永远是仰着脖子走在前头，母亲只能在后面小跑跟着他，母亲想要的情感上的关爱永远没法得到满足。
2001年，母亲得了高血压，又在广安门医院确诊抑郁症。此后她卧床六年，经常幻想自杀，犯病时莫名其妙骂人，刻薄、尖酸，折磨家庭里的其它女性。有回李永新回父母家，母亲从里屋跑出来，抱着他哭，说自己活不下去了，反正现在60多岁了，死了也不算短命。父亲在一旁说，差不多行了。
李振明晚年想起来算命先生给过的箴言，也是当年这段婚姻遭到反对的原因之一：两人八字相克，女方常年孤独，男方晚年凄惨。
不过，李振明似乎没有怨言，在自传的最后一篇，他写道，“之所以有今天，我还是讲，是我妻子的功劳。没有她的勤奋和节俭的生活作风，难以想象结果会如何。我妻子91年12月份退休了，对于她来讲仍然很累，这个家仍然还由她来负责管理，没她不行 。她很爱自己的丈夫，有时爱得使我承受不了这种感情……我性格外向，脾气特坏，爱发火，说话不讲究方法，又往往在战火引起来时赌气不言语了，说起来也很不讲理，使我妻子时常生气发火。但我明白，她爱我才怕我做出对不住她的事……后半生仅仅还有20年的光阴，我们老夫老妻死守终身，共度这难忘的一生。在我们即将离开对方或这个世界时，我告诉我的妻子和人们，我对得起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过去、现在、将来，都对自己的人格负责。”写完自传的第二年，李振明65岁，因心脏病去世。十多年后，当阿尔兹海默症夺走史瑞茹的记忆，丈夫是她最先忘记的家人。
母亲深受失忆折磨。
这些事，母亲一生的事，李永新这一两年才真正地了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永新和父母保持着典型的“中国式亲子关系”。
父亲去世后，有四年时间，母亲独自住在北京南三环的老房子里，李永新只在周末回一趟家。那几年，母亲看起来状态更好了：血压恢复正常，不再抑郁。他后来说，“（母亲）过得好不好，孤不孤独，我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关心，我顾不上。”他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一些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那时候已经出现：一天三顿，母亲只炒一个西红柿炒蛋，配几个馒头，她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总是待在家里，没有人聊天。研究表明，营养补充、体育锻炼、压力管理、规律睡眠和参加社会活动，可以减少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
但认识阿尔兹海默症是个漫长的过程，李永新最终带着母亲走进医院时，时间已经来到2020年。
血液化验、核磁共振、认知测试，阿尔兹海默症有明确的诊断流程。做认知测试时，母亲被医务人员领进诊室，十分钟时间，结果就出来了：完全丧失认知能力。
到现在，李永新对诊断之粗暴仍持怀疑态度。他能想象，当医务人员严厉地问“这个问题怎么解答”时，母亲紧张、焦虑的样子。主治医师看完检查报告，很快开了盐酸美金刚，一款治疗中度至重度阿尔兹海默型痴呆的西药。至于母亲为什么会得病，接下来她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医生什么都没有说。
药物介入后，母亲的情绪稳定了，不再多疑，可爱起来。与此同时，她的身体变得僵硬，总是摔跤，又以很快的速度失去了认知。她先是忘记了鸡蛋的名字，接着，忘记了儿子的名字。那种被抛弃的感觉，李永新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消化。
这些变化，李永新用六百多条视频记录了下来。
有时，史瑞茹会哭着喊着找她的妈妈。
对母亲过去的了解，能帮他控制住照护时的负面情绪。有时，李永新听到母亲不安地说：我就给你们做些饭，顶多就是这个，什么都不会，我对不起这帮孩子们。他会想到母亲的过去，八级工，大队会计。自尊心极强的一个人，因为孤独、被忽视，晚年变得如此自卑。他“有些怜悯，有些心疼”。
当他用整理家庭史的方式，去回看父母的一生时，他也在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他最后一份工作是担任央企的市场部部长。那称不上是一份好工作：薪水不高，比业绩更重要的是选择——在派系斗争中你站在哪一边。但他还是投入其中，十年里，他有五年的时间都出差。他和父亲一样，为了工作，牺牲了陪伴母亲的时间。
去年，自媒体账号有了起色，李永新决定辞职。成为“网红”，有广告收入，这件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有一百万粉丝关注他，九成粉丝是50岁以上的女性——我们社会中承担照护责任的主要群体。
拥抱、抚摸，李永新给母亲提供安全感的方式之一。
辞职后，李永新终于能一个人待着了，“以前做的都是和性格、意愿相违背的工作。”有粉丝问他，担不担心和社会脱轨，他说，我好不容易才和社会脱轨。
李永新也说，他的个案或许没有参考意义。他和母亲有情感基础，并且他没有子女，家庭关系简单。过去十多年，他和爱人郊游、出门吃饭、看夜场电影，都会带着母亲，爱人从来不抱怨。对于那些没有钱，有孩子，又缺少情感交流的家庭来说，照护生病的老人对照护者的身心健康是更大的考验。
“能维持现状，就是我非常满意的状态。”李永新说。他希望母亲至少再活十年，活到90岁。照顾的责任尽完，他再过自己的生活。这是他选择的，他和母亲的未来。
撰文 / 王雯清
摄影 / 张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