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那个人穿着黑色棉衣，脸朝下趴着。一位民警站在一侧打电话。根据我听到的，那个人包里有一封遗书，只写了一句话：请联系我的表弟某某，他能料理后事。
“不乐观，”警察看了一眼地面，对电话说，“你们先过来。”
先是来了999救护车。医生下车后，往地上的人身边蹲过去检查。“没有心跳。”他说着起身，把一个笔记本按在身边警车的前窗上，写起什么。
跟这栋楼下来的五六个居民一起，我们站在五米外，是围绕死者的第二圈人。警察、医生和保安是里面第一圈。第二圈里有个老人走进了第一圈，到了警察身边。
“需要挪车吗？”老人的手往空中摸了一下，摸向死者身边两米外的一辆越野汽车。
“你想挪就挪。”警察看一眼他。
“不碍事就不挪了。”老人迈着合法的脚步退回到我们中间。
那会儿是傍晚，人的脸色正和越来越密的天色混合着。我们就在风里继续站着，看着眼前的警察打电话。我们知道了，地上那个人的妻子正在派出所，说丈夫联系不上，手机关机，就在报案大厅里她接到了我们眼前这位民警的电话。
“找人开车带她来，同时安抚家属情绪。”警察挂了电话，一直站在那个人脚边。医生拿出一块黑布，完整地盖住了地上的人。
半小时前，敲门是保安，他们问：“家里人齐吗？刚刚有人坠楼。”
我们住顶楼，那天都在家，去医院做产检刚回来。几个月前，医生说那是前置胎盘，意思是位置颠倒了，小孩完全被胎盘挡住了。每次产检它们的位置一直不变。有两年没遇到这个情况了，那天医生又说，他们的专家要开会讨论这个手术。
保安说完往天台上走，我就一个人跟了上去。保安的一只脚蹬在水泥围台上，往外伸出头。我跟着他往下看，就看见了地上那个趴着的人。
“跳之前抽了三根烟。”民警捏起天台上的烟头说。我跟他们下了楼，站在了第二圈人里。
“没砸到您的车，真不错。”我们当中有人说。
“你们怕吗？我不怕。死人我真见多了。”又有个人说。
天越来越冷，我们在风中跺着脚。一楼住了一对老人，他们没人出来，窗帘紧闭，起初屋里开着灯，后来灯也熄了。地上的人就趴在他们窗外，他落地的位置没有冬青，是绿化带里秃出来的一小块儿。我们走的时候，只剩那位民警还站在地上的黑布一侧。小区里新路过的人不再停下。事情看起来结束了。第二天早晨，已经没人说这事儿了。他落地的地方已经停了一辆车。轮胎轧在草上，走近了，看不出昨天的痕迹。我们站在第二圈的人前天晚上还有人说，“他抽了三根烟，那可得好大一会儿工夫。”
每到北京分不清晨昏的冬天我就想起那个傍晚，想起地上那个人。监控上看，他应该是坐电梯直接上到顶楼，出电梯，走楼梯上到天台，站了一会儿，抽烟，然后跳了下去。没有什么挡住他。
那一会儿我坐在桌前，可能正喝茶，他站在上面，我们中间就隔着一层楼板。那个夏天我也经常推开门，走楼梯上天台抽烟，有时候甚至端着茶，端着咖啡。人就是这样的东西，他们但凡过得不错就想看风景，就想到处走。天台是个好地方。不过，那个冬天，风太大，我不怎么出门了，那天就没机会在天台碰到他。不是说我们谁真能拉谁一把。但如果碰到了，没准我们就会聊那么几句，还抽起烟。风大的地方不好点烟，得小心把手背弓起，弓成贝壳那样，挡住了风，火苗才会垂直起来。
陈真，《时尚先生Esquire》编辑
本文为2024年十一月刊卷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