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改变不了我们

两年前，我来到纽约学习写作。写作班的规模不大，只有十个人，其中五个都是国际学生，是美国和这座城市的异乡人。

开学第一课，我们一群陌生人围坐在教室的长桌旁，准备依次自我介绍。温柔干练的女老师提议大家说出自己偏好的Pronouns（性别代称）——He？She？They？每个人的社会性别未必和生理性别一致，在五光十色的纽约，这是一个大家尤为注意的细节。

185就坐在最靠近老师的位子。他率先发言，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家乡，参与这个项目的初衷，略过了性别代词的这部分。老师没轻易放过他，追问，别人该用什么代词称呼你？他没看老师，盯着电脑屏幕，面无表情、语气平静地回复，“我不参与这个游戏，我也不相信这些讨论。”

老师顿时语塞，全班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课堂结束时，185站起身来。他人高马大，浓眉大眼，说一口标准的英音，穿着藏蓝色的穆斯林长袍。不知道是因为他魁梧的身型，还是因为他有点不近人情的自我介绍，我不太敢和他说话。我刚到纽约，口语不太流利。几乎每个同学都有不一样的口音，我不希望在处理语言问题的同时还要处理性格问题。

几天后，第一节写作课，同学们需要两两组合，互相采访，写彼此的人物小传。宣布分组前，我心想，跟谁一起都行，就是别和185分到一起，这人一定有些难搞。结果，我们还是被分到了一组。那天灰蒙蒙的，下着雨，185提议我们走出教学楼。我委婉表示异议，“不如在教学楼里采访？我想做笔记。”他依然坚持出门，不容拒绝，有点强势。我们刚走出教学楼，他嘴上骂了一句，“这么大的雨，我们还是回去吧。”我们只好在楼里边绕圈边采访。

他不喜欢回答具体的问题，总给出宽泛、抽象的回答。我的追问也被他频频打断。他总抻着脖子观察每个教室的情况。一瞬间，185看到学生介绍栏里有位漂亮的女生。他眼睛放光，摊开两手，略带遗憾地说，“我真该报那个项目。”

在挤牙膏式的交谈中，我大概还原出他一段漂泊的人生。13岁离开中东故乡，一个人去英国求学，后来又在几个不同国家辗转生活多年。来纽约读书前，他自己创立了一家金融公司。现在，他想把这些年四处漂泊的故事写下来，“或许这是我可以带给这个世界的影响。”

梳理他的人生时间线时，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你去过这么多地方，每个地方待这么久，你今年多大？

你猜呢？

30多？

他笑了笑，说谢谢，然后揭开谜底，“41”。我张大了嘴。我打赌，没人能从外貌猜出他是班上最年长的人。他似乎对即将开始的学业有轻微的不确定，“我没发表过任何作品，也没有写作经验”。但他平静的语气似乎又在说，“这些应该难不倒我”。

我们用30分钟时间写出一篇短短的人物稿。那些关于他漂泊的故事，或许因为缺少细节和情境，没有引来同学们的讨论。反倒是我的一些观察引起哄堂大笑，比如185对于采访地点的坚持和反复，比如他看到那位漂亮女生时放光的眼神。185坐在我身边，开玩笑说，“怎么这也写进去。”但这样聊了一遭后，我好像没那么怕他了。我知道他并没有真的生气。

不过，开学后的一段时间里，同学们，包括我，始终对185开学时关于性别代词的态度颇有意见，私下议论过好几次。有些人担心他的观念太保守，有些人担心他会不太尊重包括跨性别在内的性少数群体——我们班上就有同学不用二元性别定义自己，更希望别人用they来指代他们。可185永远不会这么称呼他们。

他有很多奇怪的执着。比如大部分人用社交软件A交流，但他只想用社交软件B。某天，他突然退出了班级群聊，宣布自己以后只会单线和每个同学联系，因为他实在忍受不了社交软件A的种种弊病。我不理解，同学们也不理解，大家都觉得他有点怪。

他也有自己的优越与傲慢，总说英语虽然并非自己的母语，但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英语比大多数母语者好多了，也经常抱怨纽约有很多英语很糟糕的人。他最爱举的例子是，“他们分不清good和well”。他坚持认为，当别人问你“how are you”，你只能说“I am well”，不能说“I am good”。

其实我悄悄问过美国的同学，他们都说，日常对话用“good”作答，没啥问题。不过，185试图纠正我几次用“good”，后来我会特别小心，提醒自己务必用“well“。毕竟，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是个英语糟糕的纽约客。我也曾试图和他认真探讨一次“good“到底能不能用，但一想到他执拗的性格，我的勇气就减少了一半。

开学第三周，185反常地背了个帆布袋来课堂。我坐在他身旁。突然有条毛茸茸的小狗探出半个脑袋，注视着我。他说这是他刚领养的小狗，叫英斯。我有点怕狗，吓了一跳，他立马把食指放到嘴唇，让我别惊动老师，然后轻声安慰我说，“如果你怕狗，这条小狗很适合帮你克服恐惧，因为他很温顺。”

作为一个从小到大怕狗的人，我总被人告知，狗没什么可怕的，不会咬人的。但生理上的恐惧不是仅靠理性就可以避免。我对185的安慰有点不爽，或许是因为他认为全世界都天然地喜欢狗。

英斯确实温顺，大部分时间就躲在帆布袋里，偶尔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叫唤，露出黄色的绒毛。但我依然被小狗弄得心神不宁，浑身起鸡皮疙瘩，时不时看一眼那个帆布袋。

不久后，我们全班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聚餐。当天下午，我在校医院见到了185。他好像心事重重，没看到我。我叫住他，他和我打了招呼，便匆匆离开。那晚聚餐，他一如既往地第一个到。但他告诉我，他的小狗生了很严重的病，一直拉肚子，他要去宠物医院接小狗，所以吃半小时饭就得离开。他心不在焉，同学们还没到齐他就离席了。后来同学们又议论了几句。他们觉得，185如果没能力、精力或者时间照顾好这条小狗，就不应该领养。我也附和了几句，“对啊，怎么能把小狗装在个帆布袋里就带到课堂上呢？”

又过了几天，班群里突然弹出他写的一条长消息，占满了手机的整个屏幕：

朋友们，我今天失去了英斯。这个可怜的小东西遭受了太多痛苦，没能战胜疾病，现在它和它的真主在一起了。我分享这个讯息不是为了博取你们的同情，只是因为想让你们知晓，因为它也曾是你们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你们可以想象，此刻我心烦意乱，但我希望你们见到我时不要提及这件事，因为我实在难以在这件事上保持平静。真是个痛苦的处境，我需要一些时间。谢谢你们的关心。

我为小狗难过，但更为185伤心。“因为它也曾是你们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这句话似乎让我有点看到了他的另外一面，温柔细腻的一面。原本，为了一节播客课的作业，他打算采访纽约的小狗护理行业，小狗去世后，他彻底换掉了采访的选题。没有人再提起那条狗。

我对185变得越来越感兴趣，我们的聊天也变得多了起来。有次上课，他戴上了穆斯林男性常戴的那种头巾。我盯着他头巾上细密的纹路，给他发消息，“你头上的帽子（hat）真漂亮。” 我一时想不起头巾的英语，只能用帽子指代。他回复我，“谢谢！但朋友，这不是hat，是headdress。”

还有次我在死磕阅读材料，有个又长又拗口的句子，不管怎么读都读不懂。我给他发了这句话的截图，“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他说，好的，稍等，然后给我发来了一段60秒语音解释。我有些追问，他都一一耐心解答。

他喜欢在打字聊天时夹杂一些阿拉伯语。有一回，他在鼓励我时发了句：“Mashallah。”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回复道，“我的朋友，自己去谷歌一下吧。”原来是阿拉伯语里表示赞美和欣赏的用词。我想，这人还真是有些小性格，还有些莫名的文化自信。几个月后，我发现，我也会在和朋友英文聊天的对话里附带中文常用词，比如谢谢，晚安，加油，如果别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我就会自信地甩下一句，“我的朋友，自己去谷歌一下吧”。

进入深秋，纽约的天越来越冷，黑夜越来越漫长。同学们越来越熟络，我和185约着去打乒乓球，终于约上了。

打球时，185一旦丢了一分，就会长叹一声气，然后大喊自己的名字，责备自己的愚蠢失误，像是一个小孩子。他有网球基础，会打很多转球。五局里他赢了四局。我们打得大汗淋漓，我已气喘吁吁，他看上去却不太累。

打完乒乓后，我们去吃泰国菜。吃饭间，我问他，你上次在医院怎么了，身体还好吗？这是礼节性的问候，我没指望他给出什么回答，更像是场谈话间隙的过场。

但他沉默了会儿，摇摇头，告诉我，“我的身体状况很糟，要去医院好多次。”他说他得了癌症。最初只是觉得肩膀疼，在校医院拍了核磁共振，医生告诉他，肩膀不要紧，可是你的喉咙里有一颗很大的肿瘤，情况不太好。他还在等待接受一系列的穿刺病理、手术预约。他的语气依然很平静。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是算了算时间。那只小狗去世时，应该也是他得知自己这一身体噩耗的时候。但我们都没看出他有什么异常。他始终是第一个交作业，上课永远不迟到，课上积极讨论，做笔记认真用尺子划笔直的横线，课后组织班里同学聚会的人。他希望我不要把他的病情告诉班上其他人。

后来，他仍然不太主动提起疾病，就像他鲜少流露脆弱。我每隔一段时间会问问他看病的过程。我会计算着时间间隔问，不想问得频繁，怕让他不舒服，但也不会一点都不问。他总是一两句话简单交代，目前到哪一个步骤了，下面的计划是什么。然后我会给他打下一行“Good luck my friend”。

年底，他等来了恶性肿瘤的病理，也约上了手术医生。做完第一场手术的那天，他给我发短信说，“Hi，手术很成功。喉咙里的几颗肿瘤已经都被切除。”我翻看他的短信好几次，有点如释重负。不过对抗肿瘤的旅程反复而漫长。2023年2月，他要做第二次手术，清理肩膀上的一颗肿瘤。手术那天是个工作日，他在纽约没有太多熟人。于是，185请我去医院接他，不然医院不会放他一个人走。

“当然没问题”，我推掉了所有安排。没什么事比朋友需要我时我能及时给予援手更重要，尤其是在我们共同漂泊、无亲无故的纽约。我曾在手术室外等待过正在切除肺部肿瘤的母亲，185的请求让我体会到了相似的责任感，以及被人信任和需要的感觉。

他给了我一个大致的手术结束时间。那天我怕迟到，提前到医院旁喝咖啡，然后在附近街区踱步，不断检查手机，等待屏幕亮起的那一刻。在病房见到他时，他不像刚做完手术，正和护士畅聊。手术部位在肩膀，他的手需要被石膏固定，接下来一个月只能用一只手。他打算和其他同学说，只是摔了一跤，肩膀做了个小手术。

我身前身后背着他的两个书包，他的一只手上拎着一个袋子——他坚持说自己没问题。我们俩一前一后走出了医院大门。他想请我吃自助冰淇淋表示感谢，还推荐了自己最喜欢的几个口味，一个一个排序，巴不得把我喂到撑。在冰淇淋店里，他一边吃香草味冰淇淋一边说，他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不喜欢他、讨厌他，只喜欢姐姐，所以，在沙特和在纽约也没什么区别，“都没什么家的感觉”。

尽管说着沙特也没家的感觉，他还是拿起手机给他爸爸拨了电话。打完电话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他喜欢我吗？”

大哥，你说阿拉伯语我怎么听得懂？

那你根据语气判断呢？

没什么差别啊。

他不放弃，又用英语给我复述了谈话内容，以及他爸对手术顺利的反应。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父亲和一个儿子的普通对话。但他坚持说爸爸不喜欢他：“他从来不会说‘我爱你，孩子’。”

我想到他在个人叙事课程上写的关于父亲的文章。小时候，为了博取不苟言笑的医生父亲的注意，他会提各种各样关于人体和医学的问题——“爸爸，我们能屏住呼吸多久？”“爸爸，阑尾是用来干嘛？”父亲会认真地回答提问。后来为了能继续和父亲保持对话，他决定提一些愚蠢、荒谬、可笑的问题，“爸爸，如果我们保持练习，能不能像屏住呼吸一样屏住心跳呢？”提问时，他一定会保持面无表情，父亲从不知道这是他渴望自己一点时间的小伎俩。

他还说，母亲和叔叔其实都能看出他在装傻，会在游戏开始前就结束他的戏弄。因此，只有在和父亲单独散步时，他才能有机会施展“诡计”。父亲只有在心情愉快时才能提供有意思的回答，才配得上他绞尽脑汁提出的问题——吃饱饭后的父亲，或是午睡后的父亲——“休息好的父亲总是更愿意参与对话，填满的肚子也让他的思想更有深度。”

我对班上同学的了解很多是源于他们的文字，那篇文章也让我第一次看到185幽默、疏离、带点自嘲的笔调下流露的情感。

185住在一个小小的一居室，安静明亮，整齐有序。他卷进被子里，又给父亲拨了一个视频电话，电话结束后，他对我说，“我其实很累很累，我只是看上去没那么累。”伤口开始疼了，他不断呻吟。我帮他拧开药瓶，拿出接下去要吃的药丸，铺在餐巾纸上，放在床头柜。185渐渐睡着了，房间出奇安静，只能听到越来越沉的呼吸声。

公寓在四层，窗外是纽约冬天的街道，树枝光秃秃的，了无生意。我看看树枝，又看到他那两只熟睡时不安分的脚，不自觉地笑了起来。活着真好，我想。

不过，知道185生病了，照顾他，不代表我们没有争执，更不代表我会在他面前藏起自己的想法。我想给予他的从来不是同情。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友情之所以成立，只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少地说出自己的不认同。

185对于跨性别的态度一直很鲜明，他觉得，男孩就不该穿裙子，那是不正常的，他也说过，如果他以后的儿子想穿裙子，一定会毒揍儿子一顿。在一门写作课上，老师邀请一个嘉宾分享一本关于跨性别和变装皇后的书。嘉宾讲到她的兴趣，讲到怎么和那些变装皇后打交道，185一言不发，全程黑脸，提前离开了课堂，和平时有礼节的他截然不同。

他应该是在表达自己的不满。在185看来，每个人的性别在出生时就被注定，有自己的角色和分工，人怎么能对抗神的旨意呢？

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发给我们一张小纸片，让我们写上对课程的意见。185告诉我，他的一则批评就是，觉得老师不应该让我们在课上讨论关于跨性别和变装皇后的书。

“为什么？”我没想到他的不满如此强烈。

“这就像大家反对送同性恋去矫正机构一样。让我去讨论跨性别的问题，阅读这些内容，就像是把我强制送到一个矫正机构，我当然反对。”

我觉得失望，甚至有些愤怒，他竟然有这样明显的逻辑谬误。我反驳，“这个类比不恰当，强制把你变成跨性别，才和送同性恋去矫正机构形成对应关系。让你阅读和讨论跨性别相关的书籍，就和让同性恋看异性恋的文学和电影一样正常。”

他没法反驳我，但也并不信服，最后不痛不痒说了句，“让我们同意彼此的不同意。”

我有些恼火，觉得他“冥顽不化”，但又会想起那些我们的合拍之处。比如，前不久，好几个同学向系主任投诉一位老师的课程质量，希望下学期别再让她开课，只有我和185站出来为那位老师说话。我们都觉得她尽职尽责，是个好老师，每个同学希望获得的东西不一样，这样严重地控诉一个老师实在不是很道义。这件事让我看到了185身上的善良和宽和。

我始终不喜欢185有些荒谬的言论、过时的态度，但似乎又因为他生病了，我得以从更近的距离观察他，看到了他更多的面向，也越来越了解他。但在其他同学眼里——他还是那个有点傲慢、自大、固执保守，性别观念不完美的人。

有次，我们全班参加一场讲座，结束后，几个关系比较近的同学约着吃晚饭，同学A顺嘴问185，是否想参加。不一会儿，同学B对A说，“我真的难以想象，你竟然邀请了他？”B模仿起A邀请185的语气和口吻，像是在嘲笑。

之前，有好几次大家都没邀请185。我当然知道，如果185在，饭局可能会没那么轻松随意，我也理解，或许那天B只是想和更亲近的朋友度过一晚。但我也为185感到不平和委屈，觉得他值得拥有一个让别人更了解他的机会。我想告诉他们那个更真实的185，告诉他们不要这么苛责，告诉他们，185也在经历很难的事并且如何勇敢地面对着。但我不能。

我的高中曾有一位天才少年，他不善交际，总是自说自话，沉浸在自己的化学世界里，也时常和别人发生龃龉。我是他在学校为数不多的朋友。我们会在阅览室一起看书，他常来我的教室找我，有时跟着我中午回家，奶奶会抱怨他的不请自来，但每次依然给他做一碗热腾腾的面。那时，我对友情没什么独特的见解，我以为我们成为朋友或许是因为我会听他说话。但如今回想，我敬佩他身上对化学近乎疯狂的执着，喜欢他身上充满棱角的笨拙和质朴，是这些闪光的东西支持着那段友情。

我想，人和人的相遇或许从不是为了谁去改变谁。好的友情不是让我们迎着某种模版来改造另一个人，而是看见他们身上尽可能多的面向，让他们以完整的人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生活里，继而在这无数面向中发掘到一些细微的闪光点。我改变不了185，185也改变不了我。很多时候我都庆幸，需要帮助时，他选择向我求助，从而让我有机会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人和城市的关系或许也是如此。纽约无法改变我，纽约也无法改变他，我们更改变不了纽约。

最后一次接185出手术，已经是2023年9月。我希望他尽早回家休息，便提议打车。他打开叫车软件，看到天价的出租价格，“只有纽约才会有这么疯狂的价格，难以置信，真的难以置信”。他变得很不耐烦，在屏幕上来回切换Lyft和Uber，手指时不时狂躁地敲击屏幕，发出哚哚哚的声响。那天下着小雨，我举着手臂给我们撑着一把伞。纽约比平常更堵了，车辆在街道上像浸湿贝壳的蜗牛一样蠕动着。

我总是在想，纽约的这么多车属于谁呢？我和朋友们讨论，那些是出租车，网约车，警车，消防车，货车，还有就是极其富有、拥有自己司机的人，纽约地铁还算通达，一般收入的人不会在纽约买车找罪受。

那纽约属于谁呢？有人说，同样属于这些极其富有的人。还有人说，属于那些流浪汉，属于那些很穷也能找到各种方法生存下去的人。作家琼·迪迪恩28岁离开纽约时说，这座城市属于年轻人。而我觉得——我看了看身旁眉头紧簇的185——纽约不是留给确定的，它或许属于对世界和人类没有某种单向度确信的人，属于喜欢混乱的人。

“我真的再也忍不了纽约了。”——在185的坚持下，我们还是上了公交，他一落座就给纽约判了死刑。

“真想不通你为什么喜欢纽约。”他侧身对我说，语气中充满着无法理解。“你喜欢纽约的什么呢？”

我脱口而出，喜欢纽约的混乱！然后我又说，“喜欢我在街上走着，一个人就突然对我说‘我喜欢你的裤子’，喜欢一个人扭头不知对谁在说‘我爱你’，我就敢大声应一句‘thank you’。喜欢大家都在做自己，喜欢一种混乱中的生机勃勃。喜欢看到奇形怪状的、来自各种文化的人，你看，我和你就那么不一样，我们班上的每个同学都那么不一样。”

听完我的长篇大论，他无奈摇了摇头，一脸无法理解的表情。

“你呢？你为什么不喜欢纽约？”

他列举了一大堆，天气，拥堵，流浪汉，混乱的地铁，气味，似乎都是他不喜欢纽约的理由。但他没有说出口的，却是我以为的他最深的困境——他忠实的信仰和价值，在这个全世界最多元、开放、国际化的城市——遭遇的水土不服。课堂上阅读和讨论跨性别书籍给他带来的困扰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

他相信对抗神的律法是种罪，相信道德是绝对的，价值是有高下之分的。而在纽约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性别、取向、道德、财富都在不断流动变化的地方，他笃定的信仰该怎么安放？

学期结束后，我和老师谈起这件事。老师对我讲了一句他想对185讲却没忍心说出口的话——“如果这些让他痛苦，或许他要考虑自己是否适合这所学校，以及，这个城市。”

我想起我和185的第一次互相采访。185对我说，从他13岁离家到英国的第一天，他就觉得那不是他的家，他讲阿拉伯语和法语，年轻时英语糟糕到没什么人能听懂。作为穆斯林，他不吃猪肉，但猪肉是英国常见的菜肴。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宗教，英国最主要的宗教是基督教。他总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儿归属感。在寄宿学校里，他被英国同学称呼奇怪的绰号，成了记忆里永存的创伤。来纽约的一年半，他似乎又一次经历了初到伦敦时找不到家的感受。

去年圣诞，185终于决定离开纽约，回他真正的家乡，并且不会再上我们最后一学期的课。走之前，他约我在布鲁克林的一家乒乓球馆最后打了一次乒乓。他以前乒乓打得比我好多了，可那一次，我完胜了他。他体力大不如前，频频喘气，给球的力道也不像过去有力，旋转球也少了许多。他头发几乎全变成了灰白色。原来他以前的头发都是染的，但现在，他没有心力再染发了。

那天，他依然穿着那件蓝色的长袍。告别时，我怅然地看着那个高高大大的蓝色身影，微驼着肩，慢慢消失在纽约来来往往的人流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185。

今年春天毕业的那晚，我们带着亲朋好友，挤到学校附近的一个酒吧参加属于我们的阅读派对。这个酒吧我们常去，这天，里面装了满墙的霓虹，我们站在角落的立式麦克风前，朗读自己的毕业作品节选。已经接近七点半，天色还没有黯淡的意思。老师把我们叫到酒吧门口拍照。我们露出笑容，定格下那一刻。一张正经的，一张搞怪的。我愣愣地说，“这就结束了？”老师点点头，“是啊，很快对吧？这就是终点了。”

两张照片里少了185。很长一段时间，他没回复我的任何消息，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病在初春时变得糟糕，随后又好转了些，现在或许正在法国的某个角落继续调研毕业选题。他依然在为写作努力。如果那天，他也来了我们的阅读派对，他一定会在看到我后一如既往、优雅得体地问一句：My friend, how are you?

然后我会笑着对他说：I am well. How are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