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圈学生轮流谈话，我提到CCTV。很快意识到身边讲英文的听众对这串缩写的想象，和我的意思不同。我指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听众想到中央监视系统（Closed-circuit Television），脸上表情立刻就有点紧张，仿佛很快会有出现有份量的概念。
最近一次，一位朋友新书发布，我们坐的讲台比底下只稍微高起来一点，气氛很轻松。面前是听众，和我们一样七扭八歪，刚脱下来的大衣搭在身旁。右侧设了吧台，时不时有人经过，胶囊咖啡机轰鸣，拿一包太平苏打饼干，拿一个士力架嚼起来。听众背后的天花板墙角，我的下午2点方位，一只白色摄像头转动不已。大家习惯了，也不觉得它怎样，也不怕它。
摄像头出现在教室，在我是初中三年级。当时不用摄像头这个词——我怀疑这个词的流行是智能手机之后的事——我们说，监视器。摄像头和监视器各强调了不同的功能，前者可能更注重信息的留存，所以跟手机、跟本地可以存储、随手可以拍摄相关，注重人对物的关系，后者强调“中央”在做什么，看重人对人的关系。
我们的监视器是黑色的，吊在教室最后的墙角。教室里挤得很，最后排的学生原本已经坐在后侧墙面的黑板报底下了，为看清后排，监视器摆动不已。不过我们也只有在下课时能看到它动（保证没有谁在教室里跑动，或者吃零食），上课时是不准回头的。
现在想来，为了架设它，走廊里一定牵引了许多线。那是90年代，还是“有线”的年代。不过当时，监视器本身的存在太重了，跟它比起来，教室后门的门洞角落是否多了几根线，大家不怎么在乎。而且本来门也关不严。老师说过，家里装修也一样，最难找的就是好木工。
校园里最主要的教学楼，就叫“主楼”，没什么抒情性。它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建筑，墙面刷了半墙绿漆，举架极高，通道窄长，旋转门引向礼堂一般的门厅，地面深深的水磨石，走进去就觉得阴凉。主楼一共三层，学校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班级都在那里，我们要越过多层次的考试，才能从初中预备班升到初中，再通过校内资格考，成为主楼里荣耀的高中生。校长办公室在它的二层，据说我们那位在“文革”后换上了一只人工眼球的校长，常常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操场。有一个高三学生，已经获得了某大学的保送资格，在课间休息后上课铃打响时，急着冲回教室，翻了操场旁的栏杆，跳到主楼门口的走道，而不是绕到操场出口跑回去。校长看着他翻，当天取消了他的保送。这个故事传达到了每个班级，杀一儆百，我们时常念诵。
监视器的“主机室”，就设在主楼的二层。刘倩被抓到的那天，我们班主任就是跟着教导主任去了主机室看录像，确认了她的错误的。事发时间是中午。每天中午我们有四十分钟的自习时间，安排在午饭后，正是困倦时分，当然不能趴着睡，否则会扣掉纪律分。刘倩爱干净，用东北话说是立整，那天中午她拿出了桌膛里所有的东西，坐在座位上用小毛巾一样样擦，也伸进桌膛的死角去擦。都整理干净了，再重新摞书，大的小的分开。原本是课本和练习册分两摞，如今她按科目分，每科的课本和课内外练习册放在一起，又断舍离了几张破纸。书桌里还有几封信，她拿出来看看，又夹起来。
能知道的这么清楚，是因为当天晚上，晚自习前，通常全校在各自教室里的电视看新闻的时间，各班，据说连高三都包括在内，播出的是刘倩收拾桌子的画面。花四十分钟整理，是莫大的浪费，也是对秩序的公然挑战，某某学校的学生，怎么能这样呢？换到今天，可能心理医生会奖赏那些让自己生活井然有序的小举动——买个收纳盒，让工具顺手一些，扔掉旧东西，心情焕然一新，考试分数大概也能提高。初三那年，班主任站在讲台边，和我们一起看。四十分钟剪裁成了五分钟——不是剪辑，是跳播——班主任的脸上毫无表情，对站在座位上、垂着头的刘倩说，你这下是红了。明天能收到不少情书吧，上课时间再好好看一遍，千万别把哪封给漏了。
爱干净多好啊。立整多好。过了许多年，熟人的相亲活动上，大家带着清澈的眼神说，仿佛这是绝对的优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不可能带来错误。
那天活动上，朋友的新书谈的是南方村镇上的物候与人伦。主持人让我谈谈北方，东北的气候与习惯。我想，物候是一方面的生活因素，另一方面在于，在沈阳这样的城市里，机构已经是它的自然。机构句读了生活，节奏下一年。机构的奖掖、惩罚、看重、忽略，就像大风和水汽，像丰收和灾害，是人要对付的内容。那些物候，那些风雪交加，那些煤灰的味道，是给这一切加上了又一层卡夫卡式的被摆布的惶恐，冬天严苛的忍耐，以及盼望春天来临的信念。为什么想写作呢，可能因为1997年的监视器总停在我的肩膀。
这是淡豹在《时尚先生Esquire》的专栏，其他还有：
淡豹，1984年生，小说及随笔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