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晳暎© Kwon Hyouk-jae
下午两点,黄晳暎刚起床不久。和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不一样,他仍然习惯凌晨写作,早上八九点洗个澡,再一觉睡到下午。从二十多岁开始写到现在,八十一岁的黄晳暎已经写作六十年,为了熬夜喝过的咖啡超过两万杯。
年轻时他更喜欢喝酒,也抽烟,七八十年代的韩国稿费不多,收到钱第一件事就是和同龄的作家们去喝烧酒。那时文人经常被抓,一个人入狱了,其他人就一起去门口喊着要释放。如今,当年一起写书的朋友们早已离开了人世,只有黄晳暎,仍然抽烟、喝酒,每天熬夜到四五点,一直写到了现在。
我在北京北边一家酒店的套房见到了黄晳暎,不远处就是鸟巢和水立方,奥林匹克公园的三根立柱出现在窗外。黄晳暎八十年前出生在长春,随后的几十年里也曾多次来到中国。北京变了很多,不只是窗外的景色。现在来中国参加活动,黄晳暎可以和更多学生、读者、对文学感兴趣的普通人交流。
他特意强调交流会要在大学里办。虽然已经满头白发,黄晳暎的声音仍然清晰洪亮。他拄着一根拐杖上台,刚落座就强调自己不是老得走不了路,用拐杖只是因为前阵子在浴室摔了一跤。
两个月前,韩国作家韩江获得诺贝尔奖。奖项揭晓前,今年四月入围国际布克文学奖短名单的黄晳暎也是热门候选人。五十年前在报纸上连载小说时,黄晳暎总是去车站寻找前往首尔的陌生路人帮忙把手稿送去报社,几乎没有出过差错。那是文学在韩国受到大众尊重的时代,五十年后,文学在韩国的境况发生了什么变化?成为一名作家在韩国意味着什么?
在所有人都开始讨论韩国文学的今天,我们和黄晳暎聊了聊韩国真实的文学生态。就像作家自己说的那样,“决定成为作家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作家意味着什么”。也许对一个坚持写作六十年的人来说,不是他选中了文学,而是文学选中了他。写作并不比任何事更特殊,它只是一件某一个人必须要去完成的事,就像其他人也有其他要完成的事一样。
01
韩国文学界
先生制造:您小时候出生在中国长春,几十年里也多次来到中国,这次来中国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黄晳暎:我觉得中国现在举行的文学活动,包括和作家的访谈,都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也和国际水平接轨了。以前来的时候行程安排会更复杂一点,可能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也没有很多可以和大众接触的机会。这次的活动舒适和方便很多,也能跟大众有很多交流,我自己觉得和欧洲那些论坛都差不多了,自己也感觉很安心。
先生制造:您有喜欢的中国文学或者作家吗?
黄晳暎:我很喜欢读鲁迅的书,但是鲁迅的书在当时属于禁书,所以我们是从地下拿到日文版自己翻译,然后再读。我比起鲁迅的小说更喜欢他写的一些短文,里面有些句子我觉得很好。
到21世纪,其实我对现代文学也比较有关注,比如说我也见过莫言很多次,莫言比我小,就像弟弟一样相处。还有余华,我很喜欢余华,他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是给人是一种少年的感觉。以及阎连科,阎连科是一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但是给人的感觉非常可靠。
还有就是刘震云,他是一个很积极活跃的人,我还给刘震云出版的书写过序。有一次参加一个论坛,我和刘震云我们大家还一起去做了足疗。
先生制造:和国外的文学圈相比,您觉得韩国文学界有什么特点,韩国文学现在处于怎样的状态?
黄晳暎:随着时代的不同,每个国家也有自己发展的特点。其实现在韩国的出版界和图书界已经过了全盛时期了,全盛时期在20世纪80到90年代的期间,那个时候书一出版的话,如果是畅销书,可以达到200万、300万本的销量。
但是现在可能对于一些作家来说,能卖到10万本就已经算挺高了。其实现在有一些年轻作家,作品也很好,但是可能只能卖到10万,都已经挺难的了,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和以前的文学作品比起来,现在的主题也变得越来越多样。比如说会涉及女性主义、社会问题、爱情推理,但是因为文学的创作环境变复杂了,作家之间可能互相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这个书写的作家是谁。同时有一些网络小说也会兴起,很多无名的作家也会变得越来越多,比以前的文学环境要复杂一些。
先生制造:在韩国,大众现在仍然对文学感兴趣吗?
黄晳暎:现在纸质的读者是比以前少了很多的,很多人都是通过网络去读书的。韩国也有一些一直很有名的出版社,比如说像创作与批评和文学村,一个公司可能也有上百名职员,但是其实就算是这样的大公司,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
但是韩江获奖以后,对她的作品关注度突然一下子就上升了。韩国其实是个比较小的国家,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在世界范围内许多重要文学奖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个文学奖可能对东亚人来说就非常的重视。韩江获奖了以后,三天之内她的书就卖了一百万本,出版社都加紧印刷。
先生制造:您之前提到过,四十多年前在报纸连载《张吉山》的时候,经常去车站让去首尔的路人帮忙把手稿带去报社,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对文学非常尊重,所以都会送到。
黄晳暎:其实在过去在写《张吉山》的十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原稿都是这么传送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从釜山到首尔去寄这个原书稿的话,快递会很慢,赶不上截稿时间,所以我经常去火车站或者是机场,随便找一个年轻人帮忙送稿件。从釜山、木浦、济州岛都寄过。
那十年期间出过两次事情,这两次事故也不是说他们故意不去帮我送,第一次是有一个军人,他是到这边来休假,之后会归队,我就把我的原稿给了他,但是他回去以后有归队的时间,就不能把这个先送去出版社。还有一次也和这个类似。
在那段时间文学是非常受尊重的,但是随着后来很多政治界的人士,对文学会有一些批判的想法,他们甚至觉得,尤其小说这个东西是虚构的,都是谎言,所以甚至有提出就不要写小说,说这不算是知识,是虚假的东西,有这样的言论出来。
其实这和外国文化不一样,外国文化是认为小说这种文学是文明的开端。所以其实大家觉得是在韩国政坛的影响下,韩国的文学也逐渐不受尊重了。但这次韩江作家获得了诺贝尔奖,突然一下大家又觉得小说不是一个无用之物,态度一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2
韩国作家
先生制造:在韩国,作家是一个怎样的职业?成为全职作家会面临什么困难?
黄晳暎:对于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大家的稿费不多,所以除了写作以外都还有别的职业,比如有的人在出版社上班,有一些是开酒馆的生意人。还有很多学校的老师,只有放假时间写作,所以他们又叫假期作家。大多数人除了写作以外还是有副业的。
但是也有全职写作的人的,因为那个时期是韩国的文学刚开始受到大众的瞩目和喜欢的时代,全职作家大概有十多名,这十多名相对来说是比较幸运的,那个时候的作家如果我们的作品能选到新闻上去发表连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其实对大多数的作家来说,他们的收入都是不稳定的。
维持生计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女性作家比较多的一个原因,可能因为韩国的社会环境,女性可能在家里的情况会比较多。我自己的女儿可能也是在出版社做了20多年,然后到40多岁的时候开始写作,但是写了以后也没有大火。
同时我也觉得现在的女性作家确实写得挺好的,我那个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半期,韩国经济那时在上升,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幸福的时代,因为那时作家的待遇开始上升了,稿费也越来越多了。
先生制造:近几年韩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作家,比如金爱烂、赵南柱等等,您如何看待她们的作品?
黄晳暎:金爱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后辈,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像女儿一样的存在,但她好像有一段时间已经没有在写书了,据我所知可能有五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写长篇小说了,但是作家写东西本来就是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没有必要就是一辈子都一直在写。
还有一个就是赵南柱作家,她和别的作家有点不一样,她不是属于这个圈子里面出来的,她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进入了文坛,所以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我在接受中国记者提问的时候,有一个人总是没有被提到,就是黄贞殷作家。其实我觉得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我觉得是比这些刚刚你提到这些作家更重要的。
疫情之后其实我自己就比较少去首尔,有事的话才会一年去个几次,所以我其实和现在年轻的作家见面的机会也比较少。
先生制造:您更享受自己独处,还是喜欢和其他作家朋友们聚在一起?
黄晳暎:以前我比较喜欢第二种,和后辈们一起喝酒聊天。但是现在我酒不能多喝,以前喝完第二天就恢复了,现在可能要好几天。还有一个就是跟我同时代的那些人,和我关系好的作家,大多数都离开人世了,很多文人都属于死得比较早,因为年轻的时候喝了太多的酒。
看到这些作家一个个离开,会想总有一天会到我吧。其实对于作家来说,离开人世,但是我们的书还留在世上,我会把他们的书放在书架上,有时候会把它们拿出来看,里面会有以前的照片,会想起以前的事情。
先生制造:年轻时你们在一起会做什么呢?
黄晳暎:我们年轻的时候属于军事独裁时期,那个时候大家生活都比较困难,稿费也并不是很多。我们拿到稿费就是一起去喝酒,喝酒的时候就会说对现实的不满。那个时候韩国政府也会抓文人,这些政治家都把我抓进去,然后他们们还会去那边去喊,把我们释放这样,也去探监很多次。这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疫情之后,其实现在文坛的风气也有所变化,大家就不怎么聚在一起了。以前的活动可能都比较大型,现在都比较简单。
03
写作
先生制造:您写《张吉山》的过程持续了十年,是如何坚持如此长时间的写作的?
黄晳暎:其实这十年期间也出了很多事故,我也有开天窗的时候,有的时候实在写不出来或者有一些事情,这个连载的这个报纸它就会空着,这个地方就会写,“因作家个人原因今天不连载”。这种事情也不止出现了一两次。
但我一定是要把小说写完的。十年间时代变化也有很多,也经历了光州事件,也被警察抓走了很多次,其实这中间是有很多不想写的时候的。但是新闻社会来找我说,唉,求求你继续把它写完。
我是在32岁到42岁的这个期间去写的《张吉山》这本书,当时的销售大概能达五百万本,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件事,对于维新时代的人们也是生活下来的一个寄托。我觉得文学其实是可以给大众带来勇气和开心、愉悦的一件事情。
先生制造:您从二十多岁开始写作,到现在已经写作了六十年,您写作的驱动力或者激情来自什么?
黄晳暎:我也在想为什么还在写呢(笑)。
其实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特别清晰的答案,但是很小的时候,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曾经因为战争去避难,避完难回到家,发现房子也毁了,书也烂了,只能打扫出来一个很小的房间,全家人在那个地方度日。我就把这个事情写成了《回家的一天》这个作文,被学校选中去送去了全国写作比赛,并且获得了最优胜。
那个时候我的照片、文章都被登在了报纸上,对于我来说是我第一次从社会上得到了认可。所以当时学校老师问我说,你将来想干什么呀?我就说我想当作家,可是我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作家意味着什么,就即使到后来我对成为作家这件事情也是有些茫然的。可我为什么一直当作家呢?可能是我觉得作家是我的天地,抱着这样的想法一直做到现在。
我妈妈其实是一直非常反对我当作家的,我妈妈希望我当医生,以前小的时候我写什么东西她就把它撕掉。但是等我长大成人以后,我有一次问我妈妈,为什么你不想让我当作家呢?我妈妈说,觉得作家是把自己的人生撕开来给别人看,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妈妈是希望我做更轻松的职业,所以才这么想的。
黄晳暎小时候,与母亲。图片来源:韩国MBC 20081029《膝盖道士——黄晳暎传奇》节目
先生制造:您在写作中有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不适合写作的时候吗?
黄晳暎:太多了。我有非常多这种情况,因为写作会有想法突然停下、堵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那个时候会想,唉,我是不是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要不就不要做了?我就会出去喝酒、见朋友、出去旅行,回来就精疲力尽,然后睡一觉,睡觉起来再看自己写的东西会觉得,诶,写的好像还可以,还可以继续写下去。
可能年轻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叹气,觉得我写不下去了。但是现在我可能经常是会写到夜里四五点钟,写不下去了,我就会到家旁边有一个24小时的汤饭店去喝一碗汤饭,点一瓶烧酒,烧酒也不能喝一瓶,只能喝半瓶。喝完回家就大睡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写。可能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花很长时间去怀疑自己,现在这种时间是缩短了。
先生制造:您曾经提到自己习惯在凌晨时写作?
黄晳暎:夜晚写作的习惯是从20多岁就开始,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作家其实就是分为白天写和晚上写这两种类型的,白天写的话可能像海明威、托尔斯泰,晚上像巴尔扎克、卡夫卡,这个从他们作品也能看出来性格的不同。
我就是早上八九点钟洗个澡,然后去睡觉,睡到下午三点钟起床,然后可能会出去做一些学校里面教书或者和人交流的事,或者有段时间要去想办法赚一些钱还债。到晚上十点钟的时候我就回来写作,再写一个晚上,一天就这样度过的。对我来说,为了晚上写作,我觉得我应该也喝了有2万杯咖啡了。
先生制造:除了写作之外,闲暇时您会做些什么?
黄晳暎:我其实以前也会去慢跑,但是七十八岁到八十岁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疫情,好像过了八十这个体力就明显下降了,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没有以前那么自信了。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可能就是听着音乐去看书,这是我除了写作以外,可能做得比较多的事情。
有时候我也会散步,我现在是在群山市,一个小的海边城市生活,正好在山东的对面。在湖水边有一个房子,我和我的夫人在那边有各自的工作室,我喜欢这样比较安静的生活。
你在一个地方写作,有的时候和这里的能量场是符合的,有时候是不符合的。我觉得现在在的群山就很好,风景也很好,又在海边,很适合养老,也适合我写作。
04
当下
先生制造:您的作品《日暮时分》今年在中国出版后反响很好,这本书的创作契机是怎样的?
黄晳暎:作者的作品,读者的反应和自己的想象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作品其实是因为我和出版社签约了要写,所以就写了。写的契机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有一个动荡,也会有近代化进程的变迁。在我参加一次讲座的时候,有一个中年的妇女过来给了我一张纸条,说这是她的电话,我们常联系,我说,唉,您是谁?后来一问,原来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说那么长的时间怎么没有联系?她说过了这么久,我可能也变了很多,也胖了或者怎么样了,所以一直也没有跟你联系。这个事情就是我写这篇小说的一个开始。这篇小说写得也不费力,写作过程和构想也比较简单,写得也比较顺利。
这篇小说的中心人物指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学生的那批人,这批人现在在韩国已经成为了指导层。他们是属于经历了韩国现代化的中心人物,年纪可能比我要轻,但是社会现代化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先生制造:您早期的作品《去森浦的路》也描绘了因为工业化而迷茫的一代年轻人,在您看来,韩国年轻人今天所面临的情况有什么不同?
黄晳暎: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情况可能比以前遭遇的困难更深一些,现在年轻人很多人会逃避生产、逃避生育、逃避结婚,生活的思考方式和以前也不一样。他们面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在韩国如果要进一个好的公司,找一个好的工作,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房价也在不断上涨。现在首尔有10万个空置的房子,可能就没有人住,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是没有房子的,也就是造成了贫富差异的现象。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更恶劣了。
现在韩国的自杀率其实是全球第一位的,最近这十几二十年一直都是韩国第一,但是以前其实是日本第一。韩国自杀的人和日本有点不一样,日本的很多人自杀是因为绝望,生活没有希望了,但是韩国人自杀的很多原因是因为自尊,就是我不想这么耻辱地活着。而且日本很多人都是自己一个人想不开,自己一个人死去,但韩国的倾向是我活不下去了,然后我带着我家里人一起去死,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这个是年轻人的情况。
对于老年贫困的人来说,他们很多人都是孤独死。自己一个人独居,老人在家里死去,可能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死的。当时是有人把这些事写成了书的,我看到那个书也很有感触,包括在《日暮时分》里我也写到了这样的死法。
现在韩国是一个,就是说AI也发达,尖端技术也比较发达的国家。但是随着这个AI还有高科技逐渐占领市场,未来不可避免地劳动人口的需求会逐渐降低,其实中国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未来可能劳动的职位就会越来越少,社会的权力就会掌握在很少的一部分人手中。
先生制造:您关注AI、社交网络等当下流行的技术吗?您对它们的态度是怎样的?
黄晳暎:对于社交网络,虽然我不算是非常积极使用的人群,但是我之前也用过推特,在我60多岁的时候,我也在网上写过小说,我算是开始接触网络小说的这一代人。
至于ChatGPT,对于写小说来说,我要查很多的资料,但这个资料ChatGPT可以给我很多帮助。以前我一年可能会雇3-5个大学生去帮我去查资料,但是我对查来的资料还要再去确认,再到别的地方再去找别的辅助资料,就会比较复杂,还要付给一定的报酬。现在我发现用 ChatGPT可以很好地帮我收集资料。你用英文问它,它就给你会搜出英文资料,我就会把我想问的问题用翻译器先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然后再问它,就能搜到不同国家的资料。
我觉得用ChatGPT就像有五六个博士在帮我找这些资料,帮助是很大的。但是写小说的还是我自己,因为ChatGPT没有办法代替我去描述人的复杂性,人的心境这些。
我的下一部小说也会用ChatGPT去搜集资料,《张吉山》当时我写了十年,如果说现在有ChatGPT的话,可能两三年就写完了。
撰文 / 颜松
责编 / 刘诗予
版式 / 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