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大陆》杂志，或是胡汉民的回忆录，我第一次听到“文妖”的说法，它直指梁启超。这实在是令人震惊的形容，在我心中，梁启超一直是中国第一位现代知识分子、一位伟大的启蒙者，他是与中国的未来、而非过去紧密相连，他与共和、宪政、经济、民主、哲学这一连串新词汇有关，“文妖”——它腐朽而魅惑，与中国的启蒙之父会有何联结？
这个词出自何处？据说在《唐国史补中》，李肇将诽谤、传奇之文，尤其是女诗人薛涛与能文的家僮视作“文之妖”。宋代理学家朱熹也将那些不读六经、只模仿的科举之称作“经学之贼”，那些八股文高手是“文字之妖”。在朱熹眼中，文妖正与知识、理学对立。另一位文人周密认定，那些“奇诡浮艳”的文辞即文妖。到了明朝初年，一位叫王彝的文人攻击元末东南文坛领袖杨维祯——“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在王的眼中，魅惑的狐之妖，不过杀人身，而文之妖，“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
在“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这个意义上，称梁启超为文妖或不无道理。自1896年上海的《时务报》到横滨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梁启超激起了一代青年的阅读热情。从梁的笔下，他们一窥这个广阔的世界，体验痛骂满清政权的快感，他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姿的语言世界，很多词汇、概念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日本与欧洲。
历史充满吊诡。梁启超曾态度激烈，主张反满，认定要先实行破坏主义，造就一代激进青年。这些青年很快比他更激进，对他日益模棱两可的态度心生厌倦。1903-1904年，东京与上海的新生杂志，不管是形式还是论述，都是《新民丛报》模仿者。日后的革命元老胡汉民也承认梁启超对他的影响。但此刻，他们准备展现更激烈的姿态，甚至公开攻击昔日导师。“脑中满贮腐败性质，而优然以文明自居”，署名东京留学生今世楚狂的作者，在1903年第7期的《大陆报》发表《论广东举人梁启超书报之价值》一文，称梁启超的为文特点，不过是他人一言，他可以喋喋不休的重复为多句，他所谓如椽巨笔，“每能拈一至浅至陈之理，洋洋洒洒发挥数万言”。不过，他也承认，任公、梁启超已成为市场的金字招牌，“手出一书，即洛阳纸贵”，要称此书经他润色或批评，价格就上涨三倍。
这也是个令人感慨的时刻，不管你曾多么先锋，总会被新一代攻击为腐朽，这也是新一代人自我确认的方式。梁启超的个人转变，也的确给予攻击者口实，自1903年访美归来，他不再愿意谈论民权、共和，对于革命更是充满不信任。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真的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妖”，总有一种花言巧语来引诱他人，他说破坏，众人就说破坏，他反对革命，也吸引很多人反对革命。
但这绝非叛变。他诚实异常， 对于自身的“流质易变”，从来讳言，且不断自我反省。甚至他的挚友黄遵宪也提醒他，不断改变立场，会令人轻视。
曾经，我也这样看待梁启超，认定他的多变，但在潜意识，又觉得一切并非如此简单。在读到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一篇文章后，我感受到梁启超的思维方式。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声称自己有一种自我颠覆的倾向，总会反驳自己之前的主张，他认定自我颠覆倾向有助于形成一个更民主的文化传统，公民不仅拥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与信念的权利，还应该乐于根据新的论证和新的证据来质疑自己的意见和信念。自我颠覆是思想者保持活力的方式，探索出现实的新的复杂性。
日后的历史证明，梁启超的确比他的攻击者们更理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而他个人的创造力更是惊人的长久。
许知远，1976年生，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