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间挑高近六米的房子，梁柱结构，硬山卷棚式的筒瓦屋顶，在成为大杂院的厢房之前，曾经是关帝庙的大殿。二十多年前，大志就幻想过将它改造一番，但母亲执意拒绝。也因此，直到今年1月她去世，房子的格局依然保持着几十年前的样子。进门左侧是间小小的方形厨房，斜拉出一道黑色晾衣线，搭放着毛巾，往里走，漆成淡蓝色的柱子已经开裂，白色墙面上有烟熏似的阴影。
在母亲人生的最后十年，大志经常瞥见她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视发呆。有时，她会提起早几年一起旅游的同伴，不是死了就是瞎了，她说。大志没见她换过衣服，一件外套一年穿到头。她不再去医院。去年，病倒以后，她几乎拒绝儿子所有的照料，绝食，摔东西，不断提起自己被迫害的一生。到一月，她下床时摔倒，脑出血，再也没醒来。
大志把母亲的遗物从柜子里一样样翻出，摊满一地。1944年，母亲出生于河北沧州，她父亲考入燕京大学后抛弃了妻女，她母亲便带着她改嫁给河北某个游击队队长，建国后，随他进了京，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北京电影制片厂服装车间的一名裁缝。在衣物堆里，大志翻到一卷蓝白相间的工农兵巾，里面别满了各式各样的毛主席纪念章。那是母亲阳光灿烂的日子。
大志站在凳子上，看着母亲的一生。她做了一辈子裁缝，地上有12把剪刀、114根针、24把锥子。大志记得，小时候总有人拎着点心匣子和布料登门拜访，他和姐姐吃完点心，母亲就得赶大夜做私活。
有些事情大志仍然无法原谅。他从柜子里翻出来将军呢、的确良、英纺布，都是整匹的面料，改革开放初期的紧俏物资。它们被包裹在一片麻布包袱皮里，已经生了虫。母亲那时有这样好的面料，却任由他常年穿一条烂布裤子，裤脚上补了一圈又一圈的布条。1987年，父亲因病去世后不久，母亲把他送到河北农村，说要对他进行吃苦耐劳的再教育。那时，他刚读三年级。他不明白，他从小就四肢瘦弱，还有什么能力再耐劳，还要再吃什么样的苦？他知道，母亲是想甩掉他这个包袱，就像她曾经是她母亲的包袱。到了河北，大志住在舅舅家里。为了不让他偷吃东西，舅舅把连同馒头在内的所有食物都吊在房梁上。营养不良，接着肌肉抽筋。他后来在小说里写重回北京的那天，“1988年夏天的时候，我看见村口烟尘滚滚地开来一辆汽车，从我两年前被送到这个鬼地方开始，也只有今天我是真正的开怀大笑。”大志在日记本里找到母亲关于这件事的记录，撇下他的那一天，她写道，“有坏人”“活不下去了”“我会尽快解决一切问题”“对不起……”。
处理后事的只有大志，他爱人，还有大志疏远已久的姐姐。大志选了海葬。他家没有墓地，父亲的骨灰当年撒在八宝山。海葬排上号以后，会有专人去陵园取走骨灰，到天津港出海，把骨灰撒在渤海湾。渤海湾是个环形内海，不会一下子把一切冲散。
他扔掉母亲的嫁妆，一个大衣柜，还有睡了四十年一拆就散架的床。那台缝纫机，在她患了白内障后，变成了她的床头柜和餐桌。环卫工人来把缝纫机搬走，一人一脚，踹断了缝纫机的铁架。
申奥成功那年，北京胡同大改造，用小青砖替掉了老房子的明清旧砖，趁那次翻新，大志曾在夹道里盖了自己的房间，六平米，进门是床。现在，母亲不在了，他准备彻底把房子装修一遍。他希望他变成一个现代的、有设计感的 Loft 公寓。他会请朋友来家里吃涮羊肉。这是他住到这里后第一次请客。
可以迎接新的生活了。但大志不知道该不该悲伤。
（“探险家”大志在澜沧江源头的沼泽地）
大志，全名王众志，朋友们都叫他大志。1978年，大志出生在后海北沿的一个大杂院。后海、前海和西海统称为什刹海，过去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也是清代众多王族府邸的聚集地。大志的家紧挨着醇亲王府，溥仪父亲的府邸。
小时候，大志沿着家门口的大榕树往上爬，就能坐到王府的墙头上，他记得清凉的河风吹过来，流汗的身上暴起疙瘩，他能看见他家的小房子在一片杂乱无章的平房之间，屋顶上有他骑过的三轮童车，车轱辘上挂着他退出少先队时扔上房顶的红领巾。院子中央有一间私建房，那是唐山大地震后，他父亲盖的防震棚，他就在那里出生。沿着他家屋顶往西不远，就是大藏龙华寺，摄政王的家庙，大志在这里读到三年级。王侯将相，平民百姓，大志早早就意识到，这辈子你不可能跳出去。
大志的父亲是无线电技术研究员。他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好像他又高又瘦，会拿褐色的皮带抽自己。他去世后，只留下一堆大志看不懂的棋谱和笔记本。之后，姑姑、奶奶、爷爷相继去世，大志的姐姐分走了后海北沿的房子。也许是为了合理占有，姐姐把东厢房装成厕所，西厢房用作仓库，没他住的地儿了。他和母亲搬到父亲单位分配的那间周转房，在甘家口中学读高中。
说起那段记忆，大志会拿出一张高中春游时的照片。照片上，两个短发女生靠在船的两边，侧过脸对着镜头笑，其中一个穿着蓝色衬衫的，是后来成为大明星的高圆圆。
大志说，高圆圆在西单大街被星探选中的时候，他和其他同学就在旁边。那天学校办运动会，结束后他们一块出来逛街。当时大志长到了一米八五，也当过群演。拍的第一个广告跟禁烟令有关。他穿着匪气的衣服，拿帽子遮住脸，站在“禁止吸烟”的标志下抽烟。刚挣了一百多块钱，他就去西单最有名的大地西餐厅去吃西餐，“借朋友他爸的大哥大，揣在腰上，偷穿大人西装，叮叮当当就去了。”在高圆圆开启演艺生涯的影片《爱情麻辣烫》里，大志在她的背景里，在北京第二十二中学的操场上，和一众同学打篮球。
“甘中小八虎”。他和班里为数不多的男生组成了小团体。朋友的梦想是有钱，吃龙虾的时候可以吃一半、扔掉一半，看谁不服就拿钱砸死他。大志的梦想不一样，他想做战地记者。他对那台相机印象深刻。就是在一场社会动荡中，大志钻进了护国寺对峙的人群里，推搡中，一个记者的相机掉在了地上。它太漂亮了，有长长的镜头，银色的棱角，玻璃碎片会反射出晶莹的光芒。后来，介绍西方摄影记者的《黑镜头》风靡一时，大志更觉得记者气派。他越想越入神，最后仿佛进入了幻境，他已然拿着相机在战场上记录杀戮的残酷，并且非常壮烈地倒下了，所有人都在为他哭泣。
读到高三，学校派学生们到酒店实习三个月。培养高素质的外事服务人才，这是甘家口中学作为职业高中的办学宗旨。酒店人事部的人将大志分到了客房，并解释说，“虽然你的身高很适合在前台工作，但是，我们认为你在气质上还有欠缺。”大志问他，“是不是因为我的眼睛小？”对方没有回答。
客房工作，只有一件事好，就是能见到美元。90年代，能住得起高级酒店的，多数是外国人。大志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所有房门，拿走搁在枕头上的一美元。到现在，他家铅笔盒里还有那时存下的 22 美元。他还发明了一种偷懒的绝活：把所有杯子全都丢到马桶里，84消费液一泡，水一冲，马桶和水杯就都干净了。
那段艰苦的实习让他每天做梦的素材都是被子、杯子、抹布。结束学生生涯的那天，他交了辞职信。然后是漫长的失业。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是几年后的事了。就是那次考上大学，他也没有拿到毕业证。学费一年四千多块，他完全交不起，只好签了定向委培协议。临毕业，他不愿意放弃北京户口去宁夏工作，毕业证的事就一拖再拖了。大学四年的凭证，只剩下一篇改了又改的毕业论文——《论凯鲁亚克路上小说中美国“垮掉一代”的形象描写》。
那就是他二十多岁时的心情，迷茫，神经质，把《在路上》当成圣经来看。《废都》、《白鹿原》、《平凡的世界》，90年代流行的西北文学三件套，他一本都不爱。西北农村是另一个世界，那种封建的、压抑的情绪，在北京城里根本就没有。他要面对的，是不再包分配的、父辈经验失效的世界，是王朔的世界。
（2010年大志考察三江源头，在帐篷里写日记）
在后来大志觉得亲近的作者张立宪那里，他这一代人被称为“七九式”，七十年代出生、九十年代读大学，是经历过“纯真年代”的一代人。
大志在小说里也写道：
“我们的生活里没有空荡荡的时间，所有的空间都被青春填满了……我非常自豪地认为，能和同学一起打架，羞涩并且从容地去爱上一个陌生的女人，满口脏话但是心地善良，兜里空空如也，却依然乐此不疲地到处奔波，是我活生生的青春证据。”
那是本未完成的青春小说。
1998年，大志找到第一份工作，在后海银锭桥边上的一家酒吧做服务员。当时后海的酒吧还没有形成规模，北京年轻人的夜生活主要发生在三里屯。那一时期，罗大佑、崔健、老狼、朴树都在三里屯的酒吧驻唱过。大志经常去北街的young青年酒吧，大的英式酒吧，所有人都站着。啤酒一瓶5块钱，他和朋友蹲在马路边上喝，自由自在。
喝完，他骑跨子（三轮车摩托车）回新街口。买那辆车花了他三千多块钱。牌照是他在三里屯使馆附近一辆摩托车上掰下来的。在王靖雯改名王菲，回北京开演唱会的那天晚上，大志终于被警察发现无证驾驶。
大志还记得，2001年申奥成功的那天，他正跟一个老外安迪住一块儿。当天晚上，北京城就“炸”了，满大街的人都拿着小国旗，往天安门走。安迪戴了顶卷边帽子，路人给他满脑袋插满了国旗。两个月后，9·11事件发生，他俩正在中国古动物馆看恐龙化石。安迪很快买票回国，大志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现在回想起来，千禧年前后，人们好像更允许偶然的发生而不将其视作风险。大志说，很多人他都是莫名其妙认识的。有次他当完群众演员，在北太平庄的一家肯德基吃汉堡套餐，坐他旁边的是个漂亮女人，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就这么认识了，到现在他们偶尔还出去喝个酒。另一次，他开车到西单，下大雪，他下去买杯咖啡，刚坐上车，一个女的一拉车门也坐进来了，你能把我送到公益西桥吗？她问。
在一张黑白照片中，年轻的大志留着中分黑色长发，不驯服的眼神，轮廓硬朗，穿着一件印有“GIANT”的白色短袖T恤。看上去像是在玩摇滚的。不过，大志更喜欢民谣。他觉得老狼的歌，词写得好，有诗意。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凡是不文学的都是我们批判的对象”。
在后海的酒吧，大志除了负责点单，还会弹吉他给客人助兴。后来他找到另一份工作，在新街口的一家影楼当摄影助理。有天大雪，不出外景，他把背景布堆成一堆，正准备躺在上面睡个好觉。这时，一个女孩走进来，找他拍照。那女生在某些特质上吸引着他，他决定在拍摄完毕后给她唱首歌，老狼的《模范情书》。
这城市已坦开他孤单的地图
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
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
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
……
“留个电话吧，等你练好新的歌再唱给我听。”那女生低头整理头发说。
两年后，女生提出分手，她要去法国留学了。失恋的大志住到好朋友家。朋友是外地人，倒腾这个倒腾那个，有时卖卤肉，有时做房地产，永远都觉得快要发财了，永远都在生活的边缘来回徘徊。他家有台586电脑，也就是朴树在《New Boy》里提到的“奔腾电脑”。大志就在那台电脑上写那本未完成的小说，写了近七万字，交代完这段感情始末，心情才渐渐平复。
有天，他和朋友出门看演出，看完到新街口的鬼市喝酒。可能是为了发泄情绪，也可能是因为喝多了，他们上厕所回来，抢了路边小孩身上的钱。小孩父亲，洗浴中心的流氓头子，跑出来追着他们打。大志挨了一个啤酒瓶，迷糊中他就看见一帮人在他面前，鲤鱼似地窜上窜下，打了老半天。最后他失去了一只虎牙，断了半根门牙，以一种羞愧的心情走出了那段感情。
（西藏札达县）
现在，我们很难以同样的方式理解那种英雄主义的心情。在20世纪初期，大志评价自己，“我们是一群可怜的孩子，可怜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站在一个恢弘的历史背景前面去展示自己的激情。没有哪些事情是可以炫耀的，是可以让自己与时代共鸣的。即便是像非典这样的事情。”
他想成为历史的中心，想在上升的时代占里有一席之地，而现在，二十年后的年轻人，逃到鹤岗，历史的背面，不再想和时代发生任何关系。
去年我和大志认识时，他有了一个新身份。探险家，共同朋友介绍他时说。他当选了第十届“中国当代徐霞客”。某种程度上，大志不再是无名之辈——他年轻时最害怕坠入的那种境况。他变成了传奇的一部分。这奖对他意义非凡，他说。
我去见大志，一开始，是为了给杂志的专题“极度干燥”撰稿。这四个字你可以理解成一种崩溃的状态，爆裂无声，歇斯底里，任凭情绪如大火燎干锅里最后一颗水滴。我当时想，没有什么比在无人区探险更能明确地表达这个状态了。但大志决定先从他做酒店星级评定员说起。
2003年，大志在艺龙网当图片编辑，碰到这个机会。酒店星级评定员的工作便是住酒店、拍照片、评定星级。免费旅游全中国。大志带着激情干了三年，完成一张又一张列了上百家酒店的表格。三年间，他在全国飞来飞去，最终完全被孤独压垮了。
最后那天，在那家位于重庆解放碑附近的酒店，大志刚失恋。“我不能老和一个幽灵谈恋爱。”女友说。他坐到床上，看着眼前那根莫名其妙杵在房间中间的柱子，感到无尽的愤怒。仅仅是因为他不能在一个城市久待，他就得承受这样的分离的痛苦。他抄起手边的军刀，对着酒店家具劈啦啪啦一顿乱砍。
那份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十多年后，在无人区，还是用一把军刀，他的一名同伴声称要把所有油箱都扎透，让所有人都死在那儿。“你说谁招的？就是弦崩了。”大志完全理解那种崩溃。
大志也想过死，或者说，直面过死。年轻时，他做过两次开胸手术，因为气胸。病发时，吸入的空气漏出肺外，积聚在胸腔内，使得肺部下陷，然后喉结歪向漏气的那边，他喘不上气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人在青春期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迷茫感。”大志问我。我们坐在一家西餐厅，桌上摆着他的黑色牛皮笔记本。他穿着皮衣、皮靴，不时摘下贝雷帽，将业已发白的头发向后捋顺。
“但你那时候已经32岁了。”我说。半年前，我还沉浸在一种天真的乐观中，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迷茫可能是没有尽头的。
32岁那天春天，大志走到北京的通惠河边，决意跳下去，一死了之。他当时在《环球时报》当编辑，工作内容是去非洲各国驻华大使馆参加宴会，写活动通稿。“小王同志写得不错。”编辑收到他的稿子说。结果稿子发表出来，没有一个字是他写的。
跳河没成功。迈出去一只脚，有个人叫住了大志。他就是后来被大志视为贵人的杨勇。杨勇问他，愿不愿意去西藏。
杨勇是1986年长江漂流的参与者。长漂是一场和中国女排五连冠相提并论的爱国主义运动。为了抢在美国探险家肯·沃伦前首漂长江，中国民间自发组成的洛阳漂流队，和有政府支持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毫无漂流经验的前提下，加入到这场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竞赛，最后牺牲八人，赢得了荣誉。杨勇当时在中国科漂队，十二年后，他又完成了雅鲁藏布江漂流。在大志心里，杨勇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当然，这些事大志是后来才知道的。在当时，大志只想到自己命不该绝。从哪个方面来看，探险都比在城市里苟且下去强多了。
当然愿意，大志回答。
三个月后，收到集结通知的那天下午，大志把手头的稿子撕了，写了辞职信。买完去成都的机票，他身上就剩下五百块钱。就这样，他加入了杨勇的民间探险队，去西藏高原考察中国江河源头。
（大志站在长江源头格拉当东冰川中的山脊线上）
关于那一年的考察，大志留下了近十万字的日记。
探险队从成都出发，在青海考察完澜沧江、长江、黄河源头，两次向各拉丹东冰川进发。在色林措经历沉车事故后，两名队员险些丧命，探险队回成都休整。一个多月后，队伍再次进入藏北、藏南，以徒步穿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方式收尾。
日记中有一些文字读起来激情澎湃。比如，“结账时，网吧老板认出了我穿的队服，他很关注《为中国找水》这件事，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五元钱，并鼓励我们坚持到底。这种认同感让我激动得想哭。这也是我人生头一次为了什么事情如此激动。”这支探险队由地质学家、生物学家、企业家组成，在大志看来，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为了地球，为了人类，为了自己生活的世界尽一份微薄之力。至于他自己，他希望能在艰苦的生活中找到生命的意义。
但更多时候，日记里弥漫着苦行僧般的迷茫。他写道，“我正进行的是一次无目标的考察，有一点私人色彩，而我们众人，除了杨勇之外都无比茫然，不知目标为何，目的是什么。只是每天像逃难一样，在一片片荒原留下一堆还未烧尽的垃圾之后便逃亡了。”
探险队共七个人，除了队长杨勇、自然学家王方辰，其余人都与考察无关，这一点常让大志感到羞耻，有时他为自己鼓劲，骄傲于自己与勇士同行，愿意舍生赴死陪眼前这些胸怀天下的英雄走完全程，有时，他又陷入深深的迷惘，不知道自己所行为何。
假如目标是不存在的，为何他在那之后反复去西藏？那天，在西餐厅，我想问他对于探险的看法，并做好准备在诸如探险的终极意义之类的问题上逗留。但大志很快给了我明确的答案。
“我跟英雄一块死了，我也是英雄对吧？”他说。
大志年轻，会喝酒，能开车，擅长做饭，还兼职写稿，队伍里每个人都需要他。生活在那些人当中，他不再觉得自己下贱无用。“我想做一个好人，我有特别强烈的愿望，我想别人夸我，我想别人说我是个好孩子。”大志说。
再三年后，大志成为《德国国家地理》驻中国记者。不久他结婚，妻子是他发小。没有要孩子。大志说，他要他怪异的家族在他这一代终结。婚后，他和妻子旅行了一年，去美国、尼泊尔，回来就剩两三千块钱。
那几年大志一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有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活过来的。马云、刘强东、许家印成为神话后，大志觉得社会氛围变了，所有人都想当有钱人。这和他年轻时面对的文化截然不同，他曾经的偶像是作家、艺术家、政治家，从来都不是商人。但大志也想赚钱。他试着拍了一部穿越无人区的纪录片，挣到些钱，却和合伙人为分钱吵得分崩离析。
说到钱，我想起大志第一次去西藏，在普若岗日冰川的冰盖外捡金子的事。那天下午两点，由于日照加强，冰川融水量增加，大志只顾着寻找那些泛着黄色光泽的石头，没注意到冰洪围断了他折返的线路。他背着矿石，犹豫着在被围成孤岛的冰舌前来回寻找浅滩。沉重的石头是渡河的阻碍。大志打开包，仔细端详每块矿石，哪一块他都舍不得放弃。一小时后，洪水没有退去，反而更大了，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直到最后关头，他还是偷偷留了三块成色最好的矿石。同伴涉水来接应，几次遇险，终于平安渡河。杨勇看了他冒死带回的矿石，笑着告诉他，这只是普通的黄铜。
（在色林错，车队渡河时沉车，两名队员险些遇险）
11月末的一天，大志招呼探险圈的朋友吃涮肉。来人有地理杂志编辑，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教授，北京四中的教师，生态学家，还有探险爱好者。大志喝了酒，话头变多，间或用手肘戳我，低声问道，“明年想不想去罗布泊？”
见我没有否定，他便示意我给教授敬酒。那位教授刚获得一个大奖，他介绍说。我想到大志跟我提起过的另一个男孩，那个骑摩托车走川藏线的年轻人。大志遇见他时，年轻人刚发生一场车祸，在骑向卡瓦博格峰的路上，他撞到一辆汽车。探险队把失去了摩托车的他捎上，带他穿越无人区。大志总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年轻人认识了“又有威信又有钱”的科学家、企业家、探险家，假如能在这个圈子里找到位置，他就不用回到广西县城的工地了，他可以像自己一样，多年后，从讲故事的人变成故事的一部分。但年轻人说，他要回家帮父亲讨债，不久便把大志拉黑了。
大志可能在我和那个男孩的身上看到了年轻的自己。他可能是真的想帮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把。就像1998年，他想帮那个他在后海酒吧认识的诗人小田。
小田当时找到了个工作，在新街口附近的“包你好”医疗诊所当理疗师，白天给人割包皮，晚上给人做腰椎牵引。大志去找他，看到诊所广告上赫然写着“知名骨科大夫田增益”。那段时间，他们晚上一块儿喝酒，聊足球、诗歌和艺术。大志相信小田会成为第二个海子。黑诊所出了事故以后，小田被抓了。出狱后，他住到大志家里，穿着大志的裤衩背心，捧着黑皮本子继续写诗，很久没再出院门。大志一直养着小田，直到自己因为肺炎高烧住院。
很多年过去，很多年又过去，诗人小田去了韩国学厨师，回国后开了几家饭店，现在成了大志年轻时那堆朋友里最有钱的人，不过他不再写诗了。
听大志讲自己的故事越久，我越觉得，和漫长无序的生活比起来，“极度干燥”的状态注定只是人生的吉光片羽，灵光乍现的短篇几则。
我们又见了几次面。去年冬天，北京格外地冷。很快，在后海散步就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了。大志开车带我去了位于北京郊区的辛庄。他有一辆吉姆尼，便宜的越野车，橄榄绿色，小小的四方形，单排座。车里插着一根羽毛，野外的印记。在高速路上行驶时，车壳薄，能听到窗外呼呼的风声。“艺术飞地”宋庄拆迁后，一些艺术家搬到辛庄，但显然还没有形成什么规模，零散地有一两家咖啡店和一些文创摊位。我们在社区图书馆看到了几本《国家地理》杂志。大志曾给那里供稿。
大志说，现在，他只在写作上还有虚荣心。他随身携带一个可折叠的黑色键盘，可以在任何地方随时开始写作。最近半年，尤其在他照顾母亲，情绪崩溃的期间，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过段时间没事了，我就不再这儿待了，我要去武夷山写作。”他有朋友住在武夷山，等他去。
他不想再去西藏了。他觉得属于英雄的探险已经结束了。去年，他在那里撞死了一头牛。那头小牛横穿到马路中间时，大志车开得很慢，等它掉头跑回去了，他开始加速。他没想到它还会跑回来。他去草地上看它，它对着他流眼泪。他走开，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回过头来，牛就死了。回北京后，他老是梦到那头牛。
送别母亲，大志开始装修房子。他不知道该不该悲伤。他可以迎接新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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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雯清 编辑：Saul Bellow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插画由Mid-Journey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