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母亲
母亲的生命力旺盛,活动力也很强,这些就老人家而言本该是令子孙开心的特质,在失智症状陆续冒出后,却变成令家人无奈的头痛问题。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已出现状况的母亲仍自顾自地如常出门,家人无可奈何,即使用尽方法让母亲携带手机、名牌、追踪器等,母亲永远有办法甩开这些讨人厌的东西。每每家人返家后看不到母亲,都只能苦等她平安归来。2021 年的母亲节那天,哥特地一大早爬起来,在母亲出门运动前“逮住”她,一再叮咛:“今天中午大家都要回来给你过母亲节,中午早点回来喔。”
然而,午时一到,全家都到齐了,除了母亲。老叔也买了花束和蛋糕前来过节,我也准备了低糖蛋糕、煎了巨型干贝、炖了鲍鱼,送来给家中三位母亲尝尝。大家一直等,等到食物都凉了。快一点钟时,怕海鲜坏掉,桌上佳肴被送进冰箱。
一家人坐在客厅继续等待,笑说母亲果然忘得一干二净,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一边看着《乌龙派出所》一边闲聊。等着等着,所有人都好饿,想切蛋糕来吃,但哥怕大家等会儿吃不下饭,不让吃甜食。终于,一点半过后,耳朵灵敏的大姊突然喊道:“有人开门,可能是妈!”全家都转头盯着阳台的毛玻璃门。
那天风大,阳台的落地门是关着的。当母亲的小小身影透过毛玻璃现身时,所有人开心大叫,我更是忘情地拍手高唱童军歌:“真正高兴能见到你,满心欢喜地欢迎你,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母亲拉开玻璃门,看到我们如此热情洋溢, 笑问:“怎么你们都在家?”
我曾问过母亲:“你天天出门是想去哪里?会不会累?”母亲回应了很多,虽然拉拉杂杂的,我却得出一个清晰的理解。原来,母亲出门,就像是一种本能性的“自救”。
母亲长年在健身房运动,习惯了天天出门,很外向,怕无聊。但是,近年来,母亲意识到记忆力似乎陆续出状况,体力也逐渐下降,于是自动缩短了去健身房的时间,下午大多留在家里。这种时刻,最是寂寥而令人恐慌。
当母亲逐渐无法再负责买菜和掌厨后,健身房的朋友也因老化而各自散去。母亲的运动时间递减,在家的时间增加,但身边无人、没事可做,都令母亲心慌。向来让她忙里忙外、活得有自信尊严甚至充满主导权威的擅长事务,尤其是煮饭,都被迫一一放下了,却没有新鲜事物来填补空缺。母亲对我说:“我一个人在家,就这样呆呆坐着,觉得愈坐愈笨,这样下去不行。”
所以,母亲总想出门。即使没有要做什么的特定目标,她也不想坐着变笨。她的本能是去到有人群的地方,去看外界的生活,去寻找新鲜风景。母亲想重拾与外在的联结,那个联结能减轻她的孤立感,转移她的注意力。
如此充满生命力的母亲,也许反映出不少失智症或孤独老人的处境。他们向外跑以自救,却不一定能获得外界的良好回应。
偶尔,家人会在黄昏市场找到母亲,看见母亲站在菜摊前跟认得的菜贩讲话。只是,别人都不太理睬她了,但母亲还是继续试图跟人说话。
某天,母亲又跑出门,家人遍寻不着,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最后是在附近的社区活动中心里找到母亲。家人都不知道为何母亲会出现在那里,只能猜想母亲应该是跟着熟人走进,或是被一时的热闹吸引住了。
2021 年疫情升温期间,健身中心关闭,母亲的生活规律被打断,失智症状况恶化。疫情过后,家人便不再为母亲续约会员,不敢再让母亲单独出门。只是,两三年过后,母亲仍偶尔突然现身健身中心,然后家人就会接到工作人员来电。家人总是致歉,工作人员已明白母亲的状况,无法进入健身中心而感到错愕的母亲也总是跟人家说:她要取回放在置物柜里的东西——母亲仍保有让自己下台阶的应对进退能力。至今,母亲仍时不时表示她要去健身中心把盥洗用品带回家。
母亲依然存有健身的记忆与渴望,尽管她的体力已大不如前,现在通常只是散步走路,有时甚至不想出门。但直到 2023 年,当我偶尔问母亲“今天做了什么”,她仍常回答:“早上去健身房,刚回来没多久。”有时她以为自己还在持续运动。
但是,母亲真的毫无记性了吗?似乎也不是。即使脑部认知受损,记忆显然仍具有选择性。母亲的记忆像个谜,也会有令人意外的惊喜,有时似乎也看事情在她心里的分量而定。
我偶尔会跟母亲约好下午回去陪伴她。通常,我都是一早趁母亲还没出门时先打电话给她。家人已习惯了,跟母亲约定都要有心理准备她很可能忘记。但是,每次我返家前再打电话给她,每回她都很快地接起电话,然后我会故意不提醒母亲我们的约定,佯装问她:“我之前有打电话给你吗?”母亲总是能准确回应:“有啊,你早上打过,说要回来。…… 你要回来了吗?”
每每听到母亲这样回应,我都想掉眼泪。母亲没忘记我跟她的约定,每次都在家等我回来,她甚至因此连上午的健身房都不去了,就怕自己忘记,回家等我。
也许,在母亲不断萎缩的短期记忆库中,还是有优先排序之别,情绪意义对她依然重要,是决定反应的关键。
*
母亲经历过的白天忧郁,我在治疗后期也深有体会。那段心情陷落时间, 每天早晨醒来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常是:“啊,距离疗程结束又少了一天,总算。今天还要继续熬。”然后,又开始脑茫茫心惶惶的一天。
进入治疗后期,时间的速度感变得极为缓慢,尤其上午的时光缓慢到宛若停滞。每天早上起来后,我认真细致地执行一连串的身体功课,像是烫牙刷、刷牙、洗脸、吃早餐、再烫牙刷、再刷牙,然后惶惶地做着当天认为该做的事,不是心不在焉就是老牛拖车。接着,又继续认真地吃午饭、烫牙刷、刷牙,然后又不知所措、心不在焉、蜗行牛步。
治疗期间,耗在看医生、排队等待治疗及检查、清洁身体衣物和居家环境的时间很多。如果没有出门开会、约访或去医院的行程,不少的日子就像这样,周而复始地塞满身体照护的重要琐事。
这些周而复始的琐事,让我想到出家人的修行:早课、晚课、早课、晚课,只是他们的目标不是身体的照护,而是心志的约束和自律磨炼。
虽然我做着有如早、午、晚课修行的原因,与心志锻炼无关,但日日重复着固定的身体功课,那种无趣的直接感受,难免冲击内在,不禁也令我朝往两个方向的心智思考,一个是以身体纪律为主的内向关注,另一则是反向思考“我在哪里”。
原本的我,习惯于外在探索和意义追寻;而治疗中的我,无法向外探索,也无力从事以往熟悉的意义追寻。此时,简直有如失去生命的坐标,只剩眼前的生存责任和目标。我失去了由内而外的意义感。
在此之前,我的理性与感知向来还算协调,此时却已各走各的路。我真实体会了什么叫作闷得慌,却也惯性地用抽离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处境,分离的状况让我明白自己遇上了麻烦。
所幸,我在母亲身上看到的生命力与韧性,始终让我相信,因为有她的遗传,我应不至于忧郁过度。当我在治疗后期情绪跌落谷底时,好友同样认为,我也拥有自救的本能。最早清晰指出我的本能、呼唤我看见更多内在能量的,是好友点点。那一天,我就和病症初期的母亲一样,独坐家中感觉闷到慌。但我无法像母亲一样跑出去,当时我的免疫力正低,只适合与人通话,而非走入人群。然而,大白天的,亲友都正在忙,要找人谈心并不容易。无法获得我需要的外界联结意义,让我更感低落。
多年前,我曾思考过失去联结的困顿感是怎么回事,尽管我当时的处境,与生病的母亲和我在治疗期间的状态差异悬殊,但意向雷同。1996 年底,我面临人生第一个大转折点,决定到澳大利亚自助旅行一个月,途中遇见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多数都是和我一样的只身背包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想找人说话时,就看正好碰到谁。当时我对这样的“孤独星球”现象颇生感触,曾随笔创作一首命名为《投手的心情》的小诗,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
没有捕手的海边,只有投手在孤寂漫步。
等不到人来接球,想抛球的人难免落寞。要病人主动抛球,尤其不容易,因为耐心的捕手很少见。闭门羹若吃多了,久而久之,病人可能不敢再抛球,多以滚球为信号,最后甚至不敢抛、掷不出,也抛不动了。
我之所以还敢持续抛球,除了自救的本能尚有余外,好友的耐心更是关键。尤其衷心感谢点点,她总是以充满同理心的姿态,迅速回应我抛过去的球,让我得以有勇气持续抛球。每当我传信息问她是否有空陪我说说话时,只要不是正在上课或开会,她几乎都是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陪我一段。
点点明白,好久没能享受社交生活的我,无法开启话匣子。因此,她总是极富同理心地主动说话,跟我说她母亲的小摆饰、父亲种的花草、学生的创意等。点点知道她只要说,我就会喜欢听,因为那时我需要的是陪伴,是和大千世界的联结感,只要不是负面能量,内容不拘。她就这样说啊说的,我听得津津有味,还能回报以笑声。这样的对话其实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能够补给我至少一天的好能量,令我非常感激。
*
病人想要的,也许在对象或对话的内容上各有不同,却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他人能够给予“活在当下”的陪伴。
著名的存在主义心理学与精神医学专家欧文· 亚隆(Irvin Yalom),在《浮生一日》(Creatures of a Day: And Other Tales of Psychotherapy)中提到他和一位癌症末期患者艾丽的治疗互动,其中两段提及两人各自的想法,令我深感切中要旨。
艾丽面对癌症与死亡有着深刻思考,她在写给亚隆看的笔记中如此抱怨:
对方明明是个对临终认识不深的人,你却不得不跟他解释自己的情况,这种情形我很不喜欢。欧老(指亚隆)则让我很自在,他不怕跟着我一同进入幽暗。…… 他们动不动就问:“你要做多久化疗?”这问题很烦人,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难道不知道我的病是不会放过我的?我需要的是那种可以坦然凝视着我的人。欧老就很懂得这一点。他的眼光从不闪躲。
而亚隆觉得,艾丽让他更为确认了一个原则,那是他从事心理治疗几十年来屡屡从病人那儿学来、忘记,又被提醒的不变原则:
我能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全然活在当下,就只是陪着她。千万不要想去说些聪明智慧的话语。无须去寻找有力的解释让事情改观。你的工作就只是为她提供你完整的当下。信任她会从疗程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就陪伴重病之人而言,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亲友照护,或专业心理治疗的协助,陪伴的基本原则其实很回归初心,就是活在当下,用简单实在的方式给予病人陪伴和外界的联结,就非常足够了。
我本是乐于做田野的人,一向对世界充满好奇,喜欢与人聊天。我虽然有机会经常接触非主流的生命经验,也常被视为对边缘弱势者具有同理心,然而,在生病之前,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第一次抛球就被点点稳稳接住时的那种心情。那种在长期孤寂中偶获的被接纳感,让我深刻体会到,原来琐碎的日常对话,可能带来如此深层微妙的疗愈感受,哪怕仅是瞬间,只因重回了与熟悉日常的联结。
联结,是病中之人的渴望关键字。
我和母亲一样,我们都需要联结。聪慧善良如点点的亲友,明白日常生活的简单交流分享,便是能给困顿中的我送上的最好联结。
有一回,我就这样听点点说了好一会儿,突然意识到耽误她的工作太久,正觉不好意思时,点点如此安慰我:“你觉得难受时就找人聊天,这样做很棒!”她继续说:
跟忧忧一样,把腿抬起来就对了!
忧忧(Sadness)是动画电影《头脑特工队》(Inside Out)里的蓝色女孩,矮胖,戴着眼镜,缺乏自信,经常垂头丧气,主导人类小女孩莱莉(Riley)脑中的忧郁和悲伤情绪。动画中有一段,高挑的黄绿色开朗女孩乐乐(Joy),努力地想把核心记忆送回莱莉的大脑总部,以挽救莱莉的心情。但乐乐和忧忧迷路了,忧忧觉得一定完蛋了,立刻软趴趴地躺下。
好在,在莱莉脑中迷路的忧忧仍有求救的本能。因沮丧而躺平的忧忧抬起了一条腿,就是那一条腿,让乐乐得以施力,把忧忧拖出困境迷宫,拯救了失去所有情绪的莱莉。
点点说:“忧忧把腿抬起来,就是求救的本能。”而我主动想找人说话,就是表现了把腿抬起来的能力。
抑郁,是因为断裂,与原本熟悉的生活步调和人际互动断裂,与原本以为属于自己的记忆和能力断裂,与如何度过当下和望向前方的自信断裂。当断裂的感受出现,若能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能够自救或求援的人,改善心情的最佳方法,就是避免持续内缩,尽量往外看。如同点点说的,“把腿抬起来就对了”。
part 2 自我
“这是人生的中场休息。”
我开始接受治疗时,一位朋友在闲谈中对我说了这句话。我自然明白朋友是在安慰鼓励我,但我也确实瞬间领悟了这句话的意义。
如果把人生的上半场比喻为旧秩序,下半场是新秩序,在这个有如中介阶段的半年治疗期间,我要如何自处才能顺利过渡,平安走入下半场?
在过渡阶段中,由于我拥有的经验工具都是旧的,受限于既有的能力与感受框架,所以在意义与感知的移动过程中,我曾饱尝自知不足却不知所措带来的无助感。
就这样,我的中场休息,前期靠着既有的能力和乐观,顺利过渡;中期却逐渐感到新旧能力与意义青黄不接,开始不知所措,经常感到无聊和疲乏;进入末期时,我简直成了一团烂泥,尽管仍能勉强对工作与生活有所交代,但沮丧无力忧郁一齐报到,度日如年。直到化疗结束,才又恢复活力。
是否每个病人,尤其癌症病人都得如此辛苦地走一遭?我深感并不一定。甚至也以为,即使未罹患重症,不论原因为何,内心若受伤或生命出现瓶颈了,同样可能走到这一步。归根结底,问题与答案必然都和自己有关,唯程度差别而已。
我相信病人都各有费力之处,只是个人的心性与机运皆不同。有些人也许智慧和乐观俱足,即使重病或一时困顿,也不至于陷落忧郁。有些人虽然一时运气不错,重病康复后却可能毫无改变,依然故我,或许长期也好不到哪里。至于我自己,因为既有的心性倾向和能力限制,治疗期间吃了点困顿苦头;但运气还算好,仍有意愿突破盲点;更重要的是,亲友的良善回应常让我深受启发。
记得有一天我又感到忧郁时,正巧接到大陆友人彦彦来讯问候,我便告诉她生病之事,彦彦立刻改为通话。听到久违老友的声音,又唤起了我无法到大陆做田野的感慨,我忍不住红了眼眶,跟彦彦诉苦自己每天早上起来都觉得很没 意义,不知道要做什么。未料,电话那端传来彦彦的笑声:“绍华, 你太较真了!” 彦彦也曾罹癌, 虽然未经历化疗,但身体仍是折腾了一番。她说:“生病了就休息啊,还想什么意义?”
彦彦一语中的。较真,就是太过认真,这既是我的长处也是罩门,我知道它得用在合适的时空才会是美德。治疗之初我便明白,此时的我最不需要的就是较真。只是,一路上,我还是无法不思考,“那我想要什么?”
已习于既有意义的我,即使愿意转向,如何能说变就变啊?当时的我虽已明白自己的困境所从何来,只是,调适观点与学会新能力都需要时间。我渴望改变,但还卡在中间。阵痛难免,不仅是因为治疗带来的副作用,还有脱离社会联结而勾起的寂寥不适,更是因为我找不到让自己得以安顿虚弱身心的方法。以往我会安顿自己的方式,此时大多不合用或失效了。
一言以蔽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那个“轻”,是令生病之初的我得以放下而顺利治疗的重要原因,也是治疗后期让我心绪迷惘的根本原因。问题不仅是轻与重的内在衡量,更在于尽管我擅长分析“轻与重于我而言究竟是什么?”之类的概念和意义,却拙于完全放任交由身体去感受概念和意义。
以前的我,过于在乎外向型的心智意义,追寻知识、思想与分析的力量,督促自我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因而轻忽了其他生存本领的重量,忘却了那些以身心灵幽邈触动为主的、不靠言说分析的感知意义。于是,治疗期间,我就从放下外在重量而感到轻松,到逐渐失去内在重心,变成轻飘飘的虚无感,而至陷入不知身在何处的恐慌忧郁。
*
大半年里,随着身体接受治疗,平常追求知识与深思分析的脑袋也不得不跟着放松。有些事,我学会了不较真,难得糊涂;有些事,我还拿捏不住,磕磕绊绊。
接受第一回合化疗时,我将自己的住院和治疗当成田野,每天在小笔记本上做记录,一来出于研究惯性,二来也没别的事想做。有一天我又在记录今天注射了什么药、我有什么身体反应时,好医生看到我在病床上拿着小本子写啊写的,淡淡地说了一句:“有什么好记的呢?这不是研究。”我抬头看着他,愣了一下,想一想,他说得也对。
之后,我虽没有完全放弃记录,但不再认真,只挑重点写,有时甚至可能短得像五言绝句,就差没只记下关键词。如今回看有些过于简短的笔记,都不记得那是在写什么了。
大致而言,治疗期间,我本能地不想动脑,本能地想往与熟悉的生活和工作形态相反的方向走去。虽然,我知道一时也不可能走远,毕竟人在江湖,我仍得工作,仍得交代,而且,病中要学会新能力、跑向新目标,毕竟更困难。我就暂时只能这样,顺着直觉走,不愿看自己书架上的书,而朋友寄来陪伴我的书都符合我原本熟悉的类型,翻阅时我常感到意兴阑珊。
这种时刻,只要客观条件许可,我宁愿瘫在那里,告诉自己:我的前半辈子已经尽力费神地动过脑筋,无愧于心了,我现在要休息。
于是,我也没有接受朋友的写作建议。他们想帮我寻找我可能认为有意义的事做,要我以医疗人类学者的身份,在社群媒体上分享生病的经验想法。医疗人类学擅长思考分析生老病死苦与乐,以往我也写过一些通俗文章。但是,治疗中的我一点都提不起劲书写。
很多人以为,病中书写或疾病回忆录是一种创伤书写,有助于平复。也许有人确实有此感受。但对我而言,那时全无书写自己的渴望。即使今日我终于书写了自己的疾病叙事,也不是为了事后才来抚平创伤;事实上,在康复的过程中,我已经超越了创伤。于我个人的疗愈而言,事后是否书写并无差别,甚至书写还成为我追求新生活时的负担。这回的书写,算是个意外,之后会再聊到。
那治疗中的我,是什么状态呢?当时只有难以言说的感受,如今事过境迁,我才能清晰描述分析。疾病当下时刻,我只想任性、全心地当一个病人。病人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正在生病与接受治疗的人,需要休息,需要放下,需要脱离,需要关注自己。处在那样的状况,我完全不想写稿。尽管我常被自己驱使或被邀请投入公共书写,但我一点都不想在需要休息的时候还得以身为度扛责任。
那时的我正企图放下一切外于我身体的知识、观察、分析的重量,向内移动,仿佛从客体化的大视野,转为主体化的小感知。
让自己客体化,不论是通过宗教、思考还是助人等各种方式,也许确实能协助困境中人渡过难关。对于有些人而言,归属于外于自身的庞大组织或世界,甚至通过失去自我感以跳脱自我,也许有助于跳脱出自我的痛苦。
然而,重视公共性的我,已经太熟悉跳脱自我、与庞大世界联结的感受和意义了,我反而想要暂时收回触角,找回自我感受。虽然,我也并非完全放弃运用那些跳脱自我的方式来短暂协助自己。像是治疗期间,我偶尔也会看不同宗教人士撰写的书籍;记下随机想法,也是因我仍保有一定的思考与研究惯性,明白完全过渡后也许某天终将看清来时路,才有可能甘愿回望。
我心知肚明,若欲定锚这段日子的意义,只可能在未来,不在当时。当时的我实在不想努力了,只想认真任性地“成为病人”,不愿考虑学者身体的公共性,不再企图以身为度。
*
就这样,治疗期间,我顺着直觉让内在世界缩得很小,有如受伤动物的本能反应,但求专注在自己的身体上,专注于感知身心的变化,好发展出照护自己的节奏和方法。
只是,当我把可能放下的都暂时放下后,在生活的投入和意义的创造上就显得青黄不接,我也就不得不面对放下后的虚空感。
我原有的生活忙碌不已,接受治疗后,突然空出大把与自己独处的时间。刚开始觉得这样很好,但一两个月后,我就惯性地想要填补“空白”。但是,为时半年的孤岛生活,和寻常日子中那种为了休息宁静而追求的暂时性独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以往,我非常渴望,也擅于在片刻的独处中自得其乐。然而,一旦长期独处,几乎每日都难免聆听身体的感受和所思所想,我被迫直面自己的内在限制。
以前的我,自认适应能力强,直到这一段中场休息才发现,我还大有必要学习生命的调适力,而非只是应对不同生活的弹性能力。真正挑战我的,并非生活的困难或变动,而是生命形态与意义的骤变。
在生命的意外之中,我看见了自己的新功课。只是,我交不出作业。
我知道很多病人在化疗期间会追剧、读经、看书、写字、绘画、打坐、运动,或做些别的事。但对当时的我而言,这些我原本也可能会做的事,却几乎完全引不起我的兴趣。甚至我对自己原本擅长或喜爱的事,如读书、写作、看电影,反而特别排斥。
犹记得,我站在自己的书架前,觉得除了漫画以外,竟然没有一本书好看,心想:“为什么我都看这些书?”我惊讶于每一本书的磅数与社会分量。原来,那么、那么沉的重量,都挤压入我的脑和心了。我头重脚轻,难怪重心不稳。我并不是认为以前重视的书都不再重要,而是那时的我渴望不一样的意义感受。疲累虚弱的我想暂时放下文以载道,即使主题为艺术、电影或音乐等也是如此。但是,我又对全然无脑的内容难生兴趣。
好看的漫画和动画最适合过渡阶段的我。我一直都喜欢漫画,因为有些主题内容明明很深刻,却是通过轻一点但不轻浮的形式,以夸张的肢体和表情传达直觉性的感受。这是无法负“重”又不耐“轻”的我,当时最乐意打发时间的类型。
我需要重返以身体和直觉导引的感受能力,来平稳我失衡的重心。这时,我最想做的事,就是聆听内在。然而,这种时刻我却也发现,自己缺乏聆听和回应内在的多元能力。我熟悉社会性思考和分析,却不善于身体性直觉。
我的空虚恐慌和填补渴望本质上是一致的,想要脱胎换骨,但在过渡阶段中,我就像是处在探索身心灵方法的空窗期。
治疗进入后期时,我的体力显著衰弱,又面临身旁亲友不告而别的见弃打击,当然还有如前提及的上网意外等各种小事,往往令我更加沮丧。我知道那些都不是要事,却拿自己的心情没办法。
失去实体社会联结的我,又未能快速重建内在联结,那两个多月的生活,度日如年。虽然我还是持续工作,但内心感到勉强、寂寥、无趣。如果某一天我不需为了医疗或开会之故出门,或因免疫力下降而不方便出门的话,那一天的我就会感到无聊空虚。
“意义”于我有如紧箍咒。如此狼狈的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对意义的认识单调而不周全,我还一直以为自己的意义感十足呢。殊不知,当我的生活简化为一个单纯的人,尤其是一个病人时,我才开始饱尝意义的匮乏感。
尽管我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本,但当时的我沮丧无力,并没有能力自己站稳脚步,依赖心变得很重,与我原本的自我和人设形象大相径庭。
撰文 / 刘绍华
责编 / 李颖迪
图文经出版方“望mountain”授权